《父亲》是当代画家罗中立于1980年创作完成的大幅画布油画，获得第二届“中国青年美术展”一等奖，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刊登凌承纬文章《大巴山的儿子——写给罗中立和他的艺术》，讲述油画《父亲》创作过程中的精彩故事。
1983年初，农历壬戍岁末，我从雨雪交加、朔风凛冽的大巴山赶回重庆，连夜赶写文稿。记得那天晚上，窗外的雨雪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我书桌上那盏温暖的小灯也亮了一整夜。直到街上传来送牛奶的人搬动奶瓶的声响时，我才在最后一页稿纸上圈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第二天一早，我登上长途汽车离开县城。汽车在蜿蜒南下的公路上颠簸而行，凭窗回望逐渐远去的大巴山巍峨的身影，我仿佛看见他正归心似箭，疾步跋涉在绵延的山路上。颀长的背影，沾满泥土的粗布裤子和鞋子，逐渐消失在淡蓝色的山雾之中。腊月二十九，我和罗中立在大巴山麓的达县长途客车站分手。当车启动时，我伸头出车窗外问他什么时候回重庆。他说：“你走后我就赶回大巴山中邓大爷家，他们全家人都在等我回去过年！”邓大爷是他在大巴山中落户的老农，也就是他创作油画《父亲》的人物原型。这些年来，每年春节，他都是在邓大爷家中度过。他俨然已经把邓家当成自己的家了！在从达县返回重庆的长途汽车上，我脑海里一直反复浮现出罗中立在大巴山间跋涉的身影，以至其后多年间，一提起大巴山，眼前总会浮现出一条通向大山的路，以及那跋涉在山路上的颀长身影。1967年初春，“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红卫兵“大串联”行动席卷全国。罗中立与四川美院附中两个同学一起，由重庆出发步行北上，计划经过川北革命老根据地，翻越秦岭进入陕西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们怀揣理想，秉持信念，身着绿军装，肩佩红袖章，举着大红旗，唱着语录歌，沿途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路行进。他们餐风饮露，历尽艰难，步行一个多月，走进了莽莽的大巴山中。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当年红军在峻峭山崖上斫刻的“赤化全川”“红军万岁”等见证一段久远历史的大幅革命标语；他们在与当地山民的交往中听讲了大山中曾经发生的险恶战事和有关红军的种种传说……当他们走到大巴山腹地平昌县时，碰见从陕西出发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从他们口中得知由于全国各地红卫兵蜂拥延安，小小县城的接待工作已不堪重负，吃、住、行都非常困难。于是，罗中立一行决定不再北上，留在他们熟悉的平昌县驷马公社“就地闹革命”。罗中立第二次住进了邓大爷家。罗中立第一次到平昌县驷马公社是一年前的1966年2月，他读四川美术学院附中三年级的时候。其时，四川美术出版社为响应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约请四川美术学院创作一批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年画。于是，美院组织附中的老师、学生到四川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达县地区平昌县驷马公社体验生活。按照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安排，罗中立住进了驷马公社双层五队的邓开选大爷家中。如果说一年前来到这里原本是为了一次创作任务的生活体验，而这次体验却无意间触动了罗中立内心深处的一份情感，那么兴许正是这份情感生发使然，让他在一年后决定再次住进邓大爷家中。罗中立似乎没有想到，这次留在大巴山中与邓大爷一家老小生活、劳动，朝夕相处的几个月，会由此改变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毕生的艺术取向。1983年除夕之夜，罗中立在邓大爷家的油灯下给时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写的信（局部）十多年后的一个除夕之夜，他在邓大爷家中的一盏油灯下给时任四川美院院长叶毓山写了一封信，信中曾这样写道：今晚大年三十，我在大巴山区的驷马公社双层五队的油灯下给您写信。这里没有城市里的那种气氛，没有电灯和电视，但山里人的厚道、热情却使我过着一个最丰富、难忘和最有意义的春节。我已是第五次来到这里，两次在这里过年，和山里的农民在情感上和我的艺术道路上都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艺术的起步在这里，终止、归宿也在这里。四年学业的结束，我以《故乡》为题画出了我对这山沟的爱。我不是达县人，但这《故乡》却是我艺术的故乡，艺术的生命的土壤，植根这块土地我将生长，离开这里将枯亡。邓开选大爷已经年过花甲，独苗儿子邓大军，农活上是个好把式，建国初期曾参加志愿军到过朝鲜。邓大军比罗中立年长15岁，罗中立叫他大军哥。2013年春节，我随罗中立来到大巴山双层村，在邓家老屋邓大军的遗物中看见他的复员军人证明书，得知他还曾在驻东北的人民解放军防坦克炮兵部队服役，曾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立过一次三等功，1958年复员回到家乡务农。双层村的村支书告诉我，人民公社时期，邓大军曾任大队民兵连长、生产队作业组长，是公社、生产队的骨干。这位“见过世面的”的青年农民对来自城里的学生娃儿罗中立，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劳动中都格外关心，照顾。他的朴实、厚道给年轻的罗中立留下极深的印象。邓家人纯朴、勤劳，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把种出的粮食、养大的家禽、编出的篾货、挖得的山药，背出大山，交到公社供销社。一家人克勤克俭，却依然缺吃少烧，难求温饱。大山之中，如果说青黄不接之时，缺吃还可以靠挖点野菜掺杂粮对付过去的话，那么缺烧可就是大问题了。据说从前这山里也曾有过茂密参天的森林，但是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时把山上的树全都砍来炼钢了。此后不但森林没有了，就连房前屋后的小树也所剩无几。冬天一到，大雪封山，邓家的茅房土屋阴冷得像一个冰窖。全家老小只能圈围在煮饭后留下的一点灶火灰烬前取暖。罗中立（右）与凌承纬，1982年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创作教学座谈会期间白天，罗中立与邓大军形影不离，清晨一起下坡挖土犁地，上山找柴拾粪，中午有时回来喝碗玉米糊，有时就在山上就着山水啃两个冷红薯。晚上他便与邓家人围在灶火前，一边学着编篾货，一边听邓大爷讲大巴山中古往今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末了，便同邓大爷一起钻进又冷又硬的老棉絮里，相互偎依着入睡。邓大爷一家虽然贫穷但待人厚道、真诚，对罗中立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关怀备至。尤其邓大军，更像照应亲弟弟一样护着他，生怕他吃不下大山中生活的苦。重活、脏活不让他干，粗糠、野菜不给他吃。山里人纯朴、粗犷、坦率，在他们嘴里听不到城里人的时兴词语。他们说的、做的都与山中的现实相关。物质生活简陋，精神生活贫乏，平素的一点乐趣似乎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嬉戏逗乐。山里人开玩笑无拘无束，尤其男女之间的玩笑直率得有时会让罗中立脸红。但是，罗中立知道，他们的心灵就像大巴山间清澈的泉水—样，干净、透明。他觉得在这个贫穷的大山里，有一种城市中没有的温馨和安宁。他被平凡的大山生活深深吸引。在几个月时间中，他天天记日记，那不是一般的日记，而是用速写记录的大巴山农家生活的绘画日记，内容包罗万象：栽秧割谷、耕田犁地、建房砌墙、纺线织布、养鸡放鸭、杀猪宰羊，以及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当山上的杜鹃花绽出了花蕾，河边的翠竹抽出新篁的时候，罗中立要离开这里了。临别前夜，邓大爷从灶背后取出一块被柴烟熏得黢黑的腊肉，邓大妈到地里挖来几个大白萝卜，炖了一大锅热腾腾的汤，邓大爷特地叫小孙儿下山去打了半斤白酒，合家给他饯行。第二天一早，邓大军送罗中立下山。一条熟悉的山路走了很久，亲如兄长的邓大军一路无语，罗中立也觉得嗓子里像梗着东西。直到在过河的小石桥头分手时，大军才开口说话。他说：“听老人讲，'好耍不过绥定府，好看不过重庆城’，以后我要到重庆来找你耍哟?”
“要得嘛！你来的时候先给我写封信，我好到车站去接你”。
“唉！那都不晓得是哪年子的事情罗！你以后要是抽得出身的话，还是要回山里头来耍哟！”
“要得，我肯定会回来看你们！”
邓大军依依不舍地回山里去了，罗中立登上返回重庆的长途汽车。他回望白雾中渐渐远去的绵延山路，眼眶中禁不住一阵潮湿。他觉得自己与邓大爷一家以及大巴山之间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分。是出于同情、怜悯、还是其他，他说不清楚。两天返回重庆的归途中，他一直沉浸在回忆和怀念之中。大巴山有什么值得他留恋呢？似乎也说不清楚。他只是觉得那里的人们、房屋、山岗、河流、草木、山石，以至稻草畜粪的气息、牛羊鸡犬的叫声都令他深深不舍。
1968年秋，罗中立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向学校递交了一纸申请，要求分配到川北大巴山去工作。那年月，大学、中专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
11月初，他背着铺盖卷，冒着绵绵细雨来到了大巴山下的达县城。原想进大山里去，却被分配到距县城十多里路远的一家钢铁厂，当了一名锅炉工。这是一个设备落后，人数不多的小厂，工人大多数是从山区农村招来的农民。罗中立的师傅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山里人，工作吃苦耐劳，待人真诚厚道；虽然与罗中立相处时少言寡语，但对他却是处处关心、照顾，这让罗中立时常想起大山中的邓大军。久而久之，罗中立觉得身在工厂，却仍然是生活在一群穿上工作服的农民之中。他们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性都与大巴山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他们平素关心的是庄稼、收成、气候、时节，谈论的多是添犊、下羔、生儿、嫁女等农村生活琐事。他们由于缺少文化而显得见识短浅，由于贫穷而显得有些自悲。但是，他们的心底却比城里人坦荡、忠厚、善良。
1983年早春，罗中立（右）与凌承纬在大巴山麓通川河边
岁月如梭，罗中立和这群大巴山人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朝夕相处，休戚相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罗中立不是宿命论者，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但命运之手却一次又一次把他和大巴山紧紧地系结在一起。在县城的街头上，他与一个大巴山姑娘擦肩邂逅，一见钟情，历尽周折，终成眷属。由是，罗中立也成了一个大巴山人。他说，“他像一个来自异乡的淘金者，两手空空，孑然一身来到深山老林，十年光阴虽然也曾有过苦恼、郁闷和失望，但是，却也淘到了人生中闪光的金子”。
（图文由凌承纬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