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手札,勾勒了高二适的形象:“……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寥寥几笔,“血肉丰满、风骨傲岸”的读书人形象在我们心中生动起来。李廷华《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3月),以此为基准,对高二适“笃志不渝”的人生进行全方位检索。

  我们眼睛里的高二适,是文史学者、格律诗人、著名书法家。他很淡薄,对这些雷人的称呼恐怕不愿意接受,如何以“读书人“喻之,他会高兴。的确,他是读书人,一位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位有问题意识的读书人,当然,也是坚持真理的读书人。

  “衡量高二适毕生学行,他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厚感情,且毕生寝馈于兹,虽多年隐沦不彰,终于在传统文化遭遇根本性扬弃的关键时刻,以积学深思纯情巨胆挺身而出,发一震响,影响到其后长久的中国文化走向。”李廷华对高二适的判断,中肯、客观。

  高二适的一生循此而行。

  他给《甲寅》写稿,目的明确。创刊于1914年的《甲寅》月刊,在《本志宣言》中坦陈:“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唯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故本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而已。”为此,读书人高二适投稿《甲寅》,得到主编章士钊的赏识,此后,中国的文化天空开始飘动两块别样的云彩。

  李廷华从这个角度切入高二适的生命深处。他的人生行止,他的读书问学,他的诗情书法,“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于是有了数百篇诗文,有了千幅书法,有了兰亭论辨。

  李廷华以“广角”看高二适,看到了高二适的真实。高二适热爱杜甫,“吾诗将以杜陵为骨干矣”,高二适追求诗歌的高格逸气,与他对杜甫诗歌的深刻体察有着直接的关联。李廷华认为,高二适是将诗歌放在其文化事业第一位的。对高二适的研究,李廷华的推断值得深思。高二适在重庆,与诗人们往来密切,作诗亦勤,在《文史杂志》一次刊发30余首诗作,深得诗坛称许。的确,高二适诗歌深邃幽妙,情真意切,得风归大雅。对于高二适的诗歌创作,李廷华的分析比较透彻:“高二适在同时代人中处于最边缘境遇,惟其如此,其诗作全然摒弃虚腴套话,句句由心,字字锤炼,将局限转化深邃。”

  高二适家学渊源,自幼随父亲读书习字。临帖范围广阔,从帖至碑,笔耕不辍。高二适有文化理想,精研经史,探寻笔端奥妙,对书法史中的疑难问题也常探究,留下《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书学专著。文人气质,学者情怀,在读书写作中思考,在书法中沉淀自己的内心。1965年之前的高二适,是一位有专业素养的文史专家,是一位有文心、有个性的书法家,“兰亭论辨”,让他从学术的路径中现身,成为有时代标志性的学者,众人皆知了。

  李廷华对“兰亭论辨”考据翔实,他以两个章节的篇幅,谈及“兰亭论辨”的起因、背景、结果,以及“兰亭论辨”涉及的人物,其中包括政治家、学者、书法家等。“兰亭论辨”中的高二适具有文人的“狂狷”,这一点,李廷华看在了眼里,因此,对高二适的行为有了切肤的思考,他说:“实用主义的学术,无视历史事实而为某种浅近目的服务的学术,扭曲认知和心性而趋奉权威的学术,最终均与学术探求真知、真识、真理的本质相去甚远。”

  “兰亭论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65年第6期《文物》杂志刊发了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随即转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64年、1965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两块碑的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生辣、朴拙。碑文是隶书,郭沫若便以此为依据,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因此有了如下结论: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他写了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他试图以此文与郭沫若讨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他把文章寄给章士钊,章认同高二适的观点,于是致书毛泽东,予以推荐。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看了高二适的文章,即刻提笔,回复章士钊:“……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文物》杂志。仅半年的时间,《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

  对“兰亭论辨”的研究,李廷华的思考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没有停留在固有的层面,而是根据历史钩沉和独立研判,感觉到“高二适在‘论辨’中由兴奋、由全力以赴到困惑,终至于失望的过程,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学术被逐渐凌迟于‘文革’之过程。如果只是一味赞颂高二适的贡献而无视其困惑与痛苦,既不符合时代真相,也有悖于高二适之初心”。一位读书人的悖论,一个时代的悖论,一个关于兰亭集序真伪的悖论,李廷华说清楚了。这也是《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的精彩之处。

  李廷华早年写小说,对人物形象塑造有专业素养。《天地谁为写狂狷——高二适评传》是评传,写人记事,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推敲。然而,李廷华没有被汗牛充栋的史料束缚,他在一点一滴的客观陈述中,把握住高二适的性格特征,努力还原时间深处的高二适和读书人心目中的高二适。结果是,对一部评传的阅读,不仅是对一个人生平事迹的了解,而是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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