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最大水灾回望：370万人死亡背后的国家苦难
水的平静和柔顺，很容易让人忽略它猛然狂暴时的巨大杀伤力。所以，人们总是在河堤坍塌、大水围城时，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中国多大江大河，自然也是一个多水灾的国家。且不说古老的大禹治水传说，史载，仅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至于20世纪中国最大的洪灾，则是发生在1931年。近一个世纪后，这场造成400万人死亡的惨烈水灾，几乎已快被人遗忘。
1931年入夏，中国气候出现明显异常，长江、黄河以及淮河，乃至北方的松花江等众多大河会合区，都出现了超强降雨。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记载：
“从6月28日到7月12日，许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过200毫米……”这雨量，几乎都是这些地方过往年份同期的好几倍。
7月18日到28日，大暴雨持续，如安徽安庆“连日大雨如注”，铜陵“急雨倾盆，连绵十数昼夜”……。
当时的武汉街头“大船若蛙，半浮水面”
之后，雨区北移到黄河流域和汉江下游：山东平阴两天雨量约达370毫米、湖北钟祥三天雨量达250多毫米。雪上加霜的是，这一年长江汛期也比往年提前了，“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随之迅速上涨，5月10日，汉口站水位超过22米，7月5日接近24米，8月19日超过28米，最大洪峰流量接近每秒60000立方米。”
7月29日，汉口丹水池铁路堤等堤防溃口，洪水汹涌奔入市区，汉口、汉阳顿成泽国。
民国时期，汉口高度繁荣，经济贸易“驾乎津门，直逼沪上”，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但在这场大水灾面前，它几乎毫无抵抗力，这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人祸：时任汉口市长兼两湖防汛主任何葆华，竟妄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还把麻袋豆沙比例从七比三改为三比七，从中大肆贪污材料费用。结果，张公堤溃口——那是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修建的。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低洼处，临江多水，是一个频繁被水灾袭扰的城市，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水灾。但正因如此，这一次，谁也没想到竟会如此惨烈。张公堤一溃，洪水汹涌入城，武汉三镇顿时江河横流，人为鱼鳖。很多人根本来不及逃跑，就被巨浪吞噬。据民国《申报》记载，当场溺死者至少2500人。
当时，汉口市区平均水深3米，最深地区可以达到5米，武汉三镇就在这么深的水中泡了至少一个月。而更严重的次生灾害还在后面：武汉白天似火炉般闷热，曝晒着积水里那些肿胀恶臭的人畜尸体；入夜则全市一片黑暗，蚊虫鼠蚁与人争地。此间，武汉城中还有2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或露宿于高地和铁路线两旁，或困于高楼屋顶，有的甚至蜗居树上：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于饥饿、瘟疫、中暑。
一位运送食品的苦力安然站在齐脖深的水中
此后两个月间，武汉共16.3万户被淹，受灾人数达到78万人，洪水退去之后，寒冷的北风又突然到访，因此，天气转冷也丝毫没能降低难民死亡率。
受灾的不仅仅是武汉。数月之内，“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这场水灾扫荡了中国16个省。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近三分之二的国土都被大雨所冲刷，处处洪涛滚滚，14万人直接被洪水淹没，总共死亡人数达370万，受灾人数至少1亿，这是真正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然后，为了活下去，灾民开始流亡，他们四处乞讨，甚至沦为土匪。
造成这场水灾后果如此严重的原因，除了降雨本身强度很大之外，更多的是还是人祸。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兵连祸结，战乱连年，政府没有经费用于水利维修、河道疏浚。比如黄河，上游冲下来的许多泥沙，都淤积在河道中，中下游有些地方甚至形成河洲，水路严重受阻；武汉张公堤，原本只要进行加固即可应对洪水，但维修经费无着，加上人为贪污克扣，最终酿成了惨剧。
此外，当时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一直在被农田侵占，蓄洪功能大大下降，这又加剧了洪水的杀伤力。
以上种种，最终使得1931年的洪灾成了中国史上最严重的洪灾，也是20世纪人类最具毁灭意义的水灾。
生活还要继续，微笑就是未来的希望
洪水发生后，南京政府全力救灾，但当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于是全国民众纷纷慷慨解囊，大力援助灾民。财政部长宋子文则通过发行公债方式筹集资金，于当年9月17号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而当冬天将要到来时，各地纷纷赶制棉衣，帮助灾民过冬。
同日，国联通过决议，“一切会员国非会员国一齐救助中国水灾。”并派团队来到中国参与水灾后卫生防疫。据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统计，他们共掩埋了尸体32605具。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洪灾危害，减少了灾民死亡。但总体看，仍是杯水车薪。
然而就在中国全力救灾，国际社会大力支持的时候。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日本人敢如此冒险，除了看到中国积贫积弱，内部各方势力矛盾重重外，大水灾使得中国政府难以抽身应对，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