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珉：南社在五四前后的分化

南社,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先进文化团体,它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接着投入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这是南社最为辉煌的十年。南社的文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击了封建文学,动摇了封建统治,但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的五四前后,南社逐步分化,迅速衰落了。

一

民国成立以后,南社在组织上有了很大的发展,1916年11月增加到825人,1923年达到1182人,吸纳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如徐血儿、邵力子、于右任、柏文蔚、易白沙、夏丏尊、杜国庠、吴虞、沈尹默、邵飘萍、欧阳予倩等。但是,南社作为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部,阶级成分和思想状况十分复杂,许多成员和地主阶级以及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王朝覆灭后,反清这一共同目标不再存在,很快就出现了“同社多异趣”的局面。涌进南社的成员,固然有反清、反袁的革命分子,但也有不少是为南社的声誉所吸引,或把它当做寄情诗酒、逃避现实的场所而加入的,甚至涌进了一些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官僚、军阀、政客和无聊文人。这一时期南社的队伍表面浩浩荡荡,实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再说,南社在反清反袁斗争中损失了一批优秀的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正是支撑南社的骨干力量,是左右南社前进的动力。除上文说到的那些革命志士外,后来还有蔡济民、易象等被地方军阀杀害。此后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南社中有坚持革命、继续摸索前进的志士,不过也有不少人意志日趋消沉,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有的躲进书房,埋头于故纸堆;有的沉湎酒色,成为新式名士;有的吃斋念佛,遁入空门;更有甚者,保守反动,卖身投靠南北军阀,成为安福系、政学系政客,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效劳。

二

伴随着政治思想的分化,原本在文化思想和文学主张方面就有分歧的南社成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12年春,南社社员高燮、高旭、姚光、蔡守、叶楚伧、姚鹓雏、胡朴安、李叔同、余天遂、林百举、陈范、周伟、柳亚子及非南社人士文雪吟等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同年6月30日,国学商兑会召开成立大会,姚光为理事长。国学商兑会的组织,源于民国初元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张。蔡元培明确提出废止尊孔读经,得到广东和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但高燮、姚光、姚鹓雏等南社中人坚决反对蔡元培,高燮更是呼吁救护孔学,要为“发明孔学之真”而“狂呼哀号”。湖南的尊孔派吴恭亨与之呼应,说自身决意抱定殉孔的宗旨。南社粤支部的保守派也发表了尊孔和保存国粹的文告。

国学商兑会成立后,周仲穆首先对提倡国学的保守风气进行批判,他指出:如果只是“扬汉学之余波,袭宋学之皮毛”,研究国学就毫无用处,认为必须参考“世界学”,“研究孔学真际,方能致用”(周仲穆《与天梅书》,1912年《国学丛选》第一集)。高旭也是国学商兑会的成员,不过他坚决反对尊孔,和高燮、姚锡钧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指出孔学是“专制之学”,尊孔必将危害共和政体,提出“废孔用墨”的主张,设想以墨家“平等兼爱”的学说作为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武器(高旭:《答周仲穆书》,《国学丛选》第一集)。柳亚子虽然也列名国学商兑会,但他自有主见,对于高燮、高旭叔侄之间这场孔墨纷争,柳亚子曾经写过一首诗专门赠予高燮:“孔墨纷争议总讹,君家何事自操戈?千秋容貌丧家狗,特比冯郞究孰多!”柳亚子支持高旭废孔,但是反对用墨,觉得对用孔用墨加以争论,实在是“朱陆异同,头巾习气,真可厌恶”,还不如对演员冯春航作点评价来得有意思(柳亚子《寄吹万》,1912年《磨剑室诗集》)。

是否尊孔与保存国粹,在南社人员中很早就有分歧,这些人员思想上的分歧在南社成立前就已经存在。1905年1月,邓实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2月23日《国粹学报》创刊。《国粹学报》辟有图画、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文章、诗录、诗余)、丛谈、撰录等栏目,积极为之撰稿的人后来大多加入南社,如黄节、马叙伦、诸宗元、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王无生、刘三、蔡守、黄宾虹、陈蜕、庞树柏、胡朴安等,但是主持者邓实始终没有参加南社。《国粹学报》与南社的关系非常密切,国学保存会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主张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希望从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和反帝的武器。

1905年秋,柳亚子在吴江同里自治学社创办《复报》,次年5月8日,第68期《复报》在上海出版,大大扩充了容量,辟有社说、政法、传记、小说、文苑、批评、谈丛、少年思潮、音乐、诗薮、歌谣等栏目,撰稿人中除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外,还有后来加入南社的田桐、高燮、高增、朱锡梁、沈砺、朱剑芒、陈子范、傅钝根、蔡冶民、马君武、冯平、刘三、陈家鼎、宁调元、汪东等。《复报》的取名及“复报”二字使用繁体,再加采用黄帝纪年,这一切都隐含着兴汉反清之用意。

长期以来,对于以保存国粹为号召的国粹主义思潮,众说纷纭。对此须作出客观评价,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

南社的骨干大多是《国粹学报》的撰稿人,《复报》更是柳亚子创办并主编的。其中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马君武和胡朴安等都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南社同人可以说是国粹主义思潮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所宣扬的国学、国粹、国魂、几复风流有阶段性,有两面性,对此,一味的贬斥或者褒扬都不足为训。在清王朝腐朽统治期间宣传弘扬国粹,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在那个特定的时段应该说是一种有力的手段;但当民国建立,民族矛盾逐渐隐退,特别是处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段,国粹主义思潮浓重的复古色彩,显示的就是它保守、反动的另一面了。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之后,当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后,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已经高高擎起的时候,提倡新道德、打倒旧道德的锐利锋芒首先指向儒家的封建纲常礼教,此时南社中还有人死抱着国粹不放,确实是站到了时代的反面。至于孔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一味否定与全盘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方法,但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提倡尊孔客观上也站到了时代的反面。

南社中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较早发表批孔文章的是易白沙和吴虞,他们的反孔议论得到柳亚子的热烈赞同,柳亚子也坚决支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的反孔主张。但由于南社成分庞杂,许多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封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它的成员大多有着尊孔倾向。柳亚子等人没有也无力在南社内部进一步开展对尊孔思潮的斗争。高燮等人主持的国学商兑会后来继续发展到一百多人,活动达十几年之久,始终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在1917年初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主张遭到南社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就是柳亚子等人起初也不能例外,他们对旧文学、特别是旧体诗是很留恋的。

三

促成南社分化的主要因素,是1917年夏南社成员内部发生的关于同光体诗的激烈论战。其实,诗歌宗唐宗宋的争论早在南社首次雅集时就初露端倪。在《南社纪略》中,柳亚子写道:“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的。”当时庞树柏反对柳亚子的意见,蔡守又夹七夹八地助庞,站出来为柳亚子助阵的只有朱梁任,偏偏这个朱梁任和柳亚子二人都口吃,期期艾艾的,争论起来自然居于下风,柳亚子一急,竟然当众大哭。

南社成立以来,柳亚子反对同光体,想要开创一代诗风,但并没有实现。同光体仍然统治着民国初年的诗坛,清朝遗老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梁鼎芬等人的作品充满对已被推翻的清王朝的怀念,沈曾植、陈三立充当了上海孔教会头目,公然“赞颂旃裘,底民国”(凌景坚《近代闺秀诗话序》,1912年《南社丛选》卷二),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这些封建遗老的诗文书信简札依然使用宣统年号,常在诗中倾吐所谓亡国的悲哀。1917年7月1日,张勋进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溥仪立即颁发伪诏,宣郑孝胥等人迅速入京。闻听张勋复辟,遗老们欣喜若狂,陈宝琛以帝师的身份参加“御前会议”,梁鼎芬代表清室逼迫黎元洪退位,沈曾植出任学部大臣。抱着如此政治态度的一拨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南社中有见地者的批判:“嚣嚣然祖后山而祢山谷,枯瘠其语,蹇涩其音……亡国之妖孽耳!”(柳亚子《紫云楼诗序》)“闽士晚出,其声益噍杀而厉,至于今,蜩螗沸羹,莫可救止,而国且不国矣。”(陈去病《寄安如诗序》)

可是,南社内部存在着一批同光体拥护者,如姚锡钧、胡先骕、闻宥、朱玺、成舍我等人。1917年6月9日和24日,闻宥在《民国日报》发表《怬簃诗话》,引录郑孝胥未刊诗6首,赞誉为“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矣”,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是“执蝘蜓以嘲龟龙”。

这一下,柳亚子动了肝火,在6月28至29两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对闻宥提出质问,认为民国肇兴,应该创作“朗然有开国之气象的诗篇”,“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有价值,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

闻宥于6月30日至7月3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答柳亚子》一文,称誉郑孝胥、陈三立、陈衍为“近日诗界之巨子”,表示“誓为西江派及郑、陈张目”,即使“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

柳亚子自7月6日至8日、17日至21日撰写长文《再质野鹤》,全面反驳闻宥的观点,劝他不要作郑孝胥、陈三立的“驯奴”。闻氏看过后,偃旗息鼓退出了争论。

这时,社员朱玺站了出来,他7月9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平诗》一文,为陈衍、郑孝胥、陈三立辩护,认为他们对于清廷“未尝迎合干进”,所作诗“忧国如焚,警惕一切”。论战到后来,年少而又莽撞的朱玺竟在诗中对柳亚子进行人身攻击。7月31日,朱玺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诗斥柳亚子》六首绝句,诗中吹捧郑孝胥、陈三立的诗作,以“一盲”、“竖儿”、“螳臂”、“廉耻丧”、“狗声豪”、“区区蝘蜓”等词句指斥柳亚子,更有甚者,朱氏在第四首诗中攻击柳亚子同戏剧演员陆子美、冯春航有不正当关系。8月10日至12日,朱再次在《中华新报》发表《斥妄人柳亚子》,说郑孝胥在民国建立以后能够“敛迹自好”,攻击柳亚子与另一个南社成员吴虞“狗党狐群,物以类聚”等等。

柳亚子大怒,乃以“南社主任柳弃疾”的名义于《民国日报》刊登紧急布告,宣布将朱玺驱逐出社。南社社员成舍我表示不服,他认为南社社章之中没有开除南社成员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什么南社主任有权驱逐南社社员出社的资格规定,“似此专横恣肆之主任,自应急谋抵制”(《南社社员公鉴》,《中华新报》1917年8月8日)。8月9日,成舍我在《中华新报》登载两则启事,宣布退出《民国日报》,指责柳亚子“霸占南社,违背社章”,宣布自己与现在的南社断绝关系。8月11日,柳亚子发布《南社第二次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成舍我出社。

当时正是张勋复辟活动达到高潮之际,南社中人竟然相继出头吹捧同光体,甚至为陈、郑等人的反动历史辩护,柳亚子怒不可遏,一一进行驳斥。他严正指出:郑孝胥、陈三立等人在清朝反动统治下“诗文歌颂公卿”,充当清廷走狗,“龌龊腐臭”,到了民国时代还有人为他们辩护与鼓吹,实属“荒谬绝伦”,对于这种复辟活动“必不能容”,必须鸣鼓而攻之(《斥朱鸳雏》,《民国日报》1917年7月27日至30日)。

负责广东分社的蔡守也是同光体的崇拜者。蔡守于1917年3月25日在广州六榕寺举行第一次雅集,掌握了广东分社的领导权。柳亚子两次宣布将朱玺和成舍我驱逐出社的事件发生后,蔡守认为这是谋求南社领导权的极好时机。同年8月25日,蔡以“南社广东分社同人”的名义发表启事,指责柳亚子驱逐朱、成出社属于“狂妄已极”,鼓动社员在秋季选举中另选他人为南社主任,自己则推举了国学商兑会的高燮。不久,蔡又与成舍我及湖南的刘泽湘、周咏等人结合,在上海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发表紧急通告,声称“鉴于柳弃疾专横狂妄之覆辙”,提议恢复旧章,分别选举文选、诗选、词选三主任,推荐高燮为文选主任,邓尔雅为诗选主任,傅尃为词选主任。9月27日,蔡守发出选票,要求各地南社成员于10月10之前寄回上海”南社临时通讯处”。蔡守甚至还与成舍我等人联络一气,四处搜集材料,准备出版一本《柳氏叛社记》,以扳倒柳亚子。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批判,则得到陈去病、凌景坚、吴虞、杨杏佛、王德钟、余十眉等多数社员的支持。

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是姚鹓雏。早在1912年,姚鹓雏在《太平洋报》上发表了《论诗绝句二十首》,评述黄景仁、龚自珍、舒位等人,其中部分诗篇赞扬同光体诗人范当世、郑孝胥、陈宝琛、陈三立等。接着姚在为《周实丹烈士遗集》所作的跋文中,推崇同光体及樊增祥、易顺鼎。1916年1月26日开始,姚在《民国日报》连载诗话,继续称誉同光体中的闽派诗人郑孝胥、陈衍、陈宝琛以及江西派诗人陈三立。柳亚子看了南社同人的这些作品,在写给吴虞的信中陈述了自己提倡唐音、反对同光体的一贯主张。刚好社员胡先骕投书给柳亚子,恭维同光体,柳亚子就在《民国日报》新辟的《文坛艺薮》栏上发表答胡先骕诗作二首,尖锐指责江西诗派,于是引发了这一场笔墨大战。事情越闹越僵,姚鹓雏一看苗头不对,马上撰文表示:南社继承几社、复社的遗响,关系民国文献的存亡,如果因此而破坏,那么“鹓雏之肉,其足食乎”,自认是“南社之罪人”(姚鹓雏《余墨》,《民国日报》1917年8月17日)。在柳亚子看来,作家的人格和政治立场是首要因素,主张“诗以人传”,“言以人废”,“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虽有文采,其何足称述!”(柳亚子《青箱集序》,《南社》第二十集)王德钟则认为“孔雀有文,不掩其毒”(王德钟《静春堂诗集序》,《南社》第二十集),正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学技巧,所以更应该坚决扫荡。

这一年,南社的社事纷争闹得不可开交。

1917年9月26日,陈去病等204人发表《南社社友公鉴》,指责“南社临时通讯处”不知为何人所组织,胆敢“伪造选票,私行分发”,“同人绝对不能承认”,提议仍旧由柳亚子连任。到10月10日,收到南社改选的选票432张,柳亚子仍然以385票当选为南社主任。

同日,“南社临时通讯处”也公布选举结果为文选主任高燮、诗选主任邓尔雅、词选主任傅尃,可是三名当选主任都没有上任,高燮声明“不愿被举”(《致蔡守书》,《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傅尃早在9月2日便与人联合发表《湖南同人启事》,声明南社“断不容一二出而破坏”,表示支持柳亚子;剩下邓尔雅一个,上场不上场都无济于事。意欲夺权的蔡守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捞到。12月4日,广东籍社员孙仲瑛等17人发表《南社广东社友启事》,声明广东社员大多未投票,所以不存在选举何人当南社主任的问题,对《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日登载的四十多人选举高燮为南社主任、攻击现任主任柳亚子等语,表示不胜骇异。

四

这场唐宋诗的论争,最终以蔡守、朱玺和成舍我等人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柳亚子处事简单化,由个人决断,也尝到了苦果。南社中人告诫成舍我、朱玺、闻宥应当认识自身的错误,不要再作申辩,可是适得其反,成舍我等始终没有停止撰文申述,接二连三地指斥柳亚子及其拥护者。也有一些南社社员,尽管不赞成江西诗派,但对柳亚子的做法着实有所看法。《中华新报》曾发表过南社女社员丁湘田的《来函》,函中自称反对江西诗派,但认为“思想自由,人所同具”,她认为柳亚子驱逐朱玺的布告“酷似袁皇帝之命令”(《中华新报》1917年8月16日)。柳亚子受到的刺激不小,从此他心灰意懒,整个下半年没有召集过一次雅集,南社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

对于南社内部唐宋诗之争,以往的论述很多。有人提出,柳亚子以宗唐宗宋划分进步与落后并不科学。的确,如果就文学艺术而言,宗唐与宗宋不能说有什么绝对的优劣高下,但当时宗宋诗的人,特别是竭力主张的几个所谓头头,确实都是封建遗老。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风格的建立,是在扬弃前代文学的基础上而确立的,这里扬什么,弃什么,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评判同光体诗风之争,显然柳亚子等人是进步的,死抱同光体不放的南社成员是落后的,所以南社内部宗唐宗宋之争,一般认为是新旧文化的较量,是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是革命思想与封建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

其实在人事方面,早在1912年10月就已经出现过争论。当时柳亚子提议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由于高旭竭力反对而遭到否决,容易激动的柳亚子声明脱离南社。到1914年3月,南社第十次雅集一致同意接受柳亚子的主张,改编辑员制为主任制,柳亚子才重行入社,出任南社主任,社务才得以继续进行,并使《南社丛刻》以开快车的形式进行。前次的分歧没有搞垮南社,可这次柳亚子以主任名义驱逐朱玺和成舍我,好多社员难以接受,更给了论敌以口实。虽然在激烈的斗争中,柳亚子仍然当选主任,复古派夺取领导权的企图归于失败,但这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汹涌澎湃,南社多数成员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跟不上时代潮流。1918年10月间,柳亚子推荐姚光担任南社主任,自己卸下重任。至此,南社人心已经涣散,只剩一个空壳子了。

南社的种种变化,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特别在反袁斗争结束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兴起,这个进步文化团体的不少成员跟不上时代脚步,变成复古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只有少数成员仍然坚持革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痛苦地摸索着继续前行的道路。

南社的历史证明,南社作为一个团体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使文学走出了象牙之塔,同政治经济与社会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在肯定南社在中国革命史、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同时,必须指出,除少数几个南社成员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前行外,多数南社成员无法与时俱进。南社的衰落,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任务之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