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杨辛：登泰山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
个人简介：杨辛，1922年5月生于重庆，当代美学家、书法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44年参加印缅远征军，1946年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56年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杨辛
少年意气，于动荡处安身
人的品质、气质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的根都在他的童年时代。
1922年，我在山城重庆出生。然而少年失怙，我只得四处漂泊，在茶馆、寺庙寄宿为家。为了谋生，小学毕业后我就去职业学校读会计，16岁时到了民生轮船公司做练习生（相当于学徒工）。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不断轰炸重庆，特别是1941年，日寇采取“疲劳轰炸”（连续不断的轰炸）致数千人被活活闷死在防空洞中。我亲眼看见从防空洞中被运出的尸体在朝天门码头堆积如山，悲愤之情至今难忘。与此同时，民族企业都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我亦深深为之感染。后来我的科长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培养的孩子，便介绍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先是旁听，一年后转为正式生。
然而随着中日战事的变化，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决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1944年，抗战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日寇进攻中缅公路，想打到内陆，我们南开中学有20多人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一同前往印度、缅甸训练了一段日子。这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已是强弩之末。在远征军回国途中，传说日寇投降后，远征军将被调往东北打内战，这和我们原来参军是为了抗日的志愿相违背，所以我在到达曲靖的当夜，就和同学坐火车去了昆明，一番辗转来到了这个号称民族堡垒的城市。这是一个国家前途未卜、个人无所依靠的时刻，我就在这样的未知中开启了下一段人生旅程。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我只得去找我在南开时的好友汤一介寻求帮助。他的父亲也是我的恩师汤用彤先生收留了我。这几乎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我一度靠在街头卖报纸维持生活，好在汤先生对我照料有加。在昆明的这两年，也是我格外青春洋溢、意气风发的两年。在卖报为生之外，我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得以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且想到用画漫画的方式去抨击我所看到的黑暗现实。
1946年，汤用彤先生举家迁往北京，同时我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徐悲鸿、董希文，有机会观看齐白石老人现场作画。课业之外，在北平艺专我还是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参与和领导了“五二0”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活动。
后来，我被地下党通知自己已经上了国民党黑名单，不得不离开北京。我仍记得当初进入到一片高粱地时，突然冒出来一些背着枪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晓是解放区派来保护我们的武装人员。那份心头涌起的感动我至今仍难忘却。从冀东到热河，我坚决地投奔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后调到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城工部，参加了辽沈战役。
纵观我的青年时代，总是与学生运动紧密相连。想来也是，在国家动荡的关头，在那样一个满腔意气的年纪，我如何能独善其身？投身国家民族事业的热血贯穿我的前半生，此后也一脉相承。
筚路蓝缕，以启美学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用彤先生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组织上应汤先生的需求，把汤一介和我调到北京大学工作。在汤先生的指导下，我走上了学术之路。
起先，我是汤先生的助手，后来汤先生病重，对我的工作作了调整。由于我从前学过艺术，美学和艺术关系很密切，我便从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转到了美学组。从此，我就在北京大学扎根美学教育，这一做就是半辈子。
我在燕园治学数十年，回首过往，也是颇为感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在大学美学教学和研究还处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带入美学研究，率先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美学研究室，也由此走上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中国美学教研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开展美学原理教研的深厚土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则是美学基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我一直强调从理解人和生活的本质出发，结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探索美学理论。这是一条很开阔的道路，虽然这里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美的本质离不开人的本质，美的根源来自人的自由创造，人的自由创造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人在其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对象世界中看到人类目的、理想、力量、智慧、才能的实现，因而产生喜悦、形成美感。一个形象之所以能称为美，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喜悦，我认为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人类一种最珍贵的特性——人不仅能适应自然环境，还能改造自然环境。在生活中，什么地方有人的自由创造，什么地方就有美。
过去大半生，我一直从事美学专业研究。退休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思考怎样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学习泰山文化，另一件是学习荷花文化。在学习中，我切身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登临泰山，悟吾生之坚毅
泰山犹如我的第二故乡。登泰山，我登了40多次；学习泰山文化之后，真正体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发了自己的生命力。所以，我虽然97岁了，在精神上还是很振奋。
要说到我和泰山的初遇，还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华美学学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和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同游泰山。在岱顶，我们晚上住在2元钱一宿的简陋棚子里，但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看到了一生中最为壮丽辉煌的泰山日出，激动不已。从那以后，我被泰山的雄伟深深折服。1986年，泰山准备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北大受命进行学术论证，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我负责美学方面，写成《泰山的美学考察》一文。1987年泰山申遗成功，我们的报告被联合国专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好的一份。正是在准备报告期间，我有幸从不同路径、不同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体会泰山，我对泰山的认识超越了个人的心智体验，而进入对学术文化的梳理、鉴赏和阐发。
我的人生也确实像艰难而历险的攀登过程一样，虽历尽坎坷，却始终追求进步和光明。当我以超脱的心境在泰山的怀抱中攀登的时候，当我到达岱顶欣赏人间的无边景色的时候，我的生命也更加昂扬和激越。
泰山本身的特质成为我美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对泰山美学意义的认识更是为我的美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泰山文化是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它本身承载着厚重的华夏文明符码。在我看来，对泰山的美学分析是不能绕开它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的。从人文方面来看泰山，泰山的文化内容含义丰富、意蕴深刻，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人文价值可以探究：从政治角度来说，泰山通天接地，是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象征，是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的表现；从哲学上讲，泰山构筑了天人交契的博大时空，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民族生命力的象征；从伦理学上讲，泰山包容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了中华民族厚重、宽容的人格精神；从美学上讲，泰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体呈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具有宏伟远大的气魄。这几方面的考察表明，泰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泰山和黄河一样，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质朴、刚健、进取、智慧和坚韧。
我曾为它作《泰山颂》一诗：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
松石为骨，清泉为心，
呼吸宇宙，吐纳风云，
海天之怀，华夏之魂。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如洪钟大吕，激荡人心。就像抗日战争时期《黄河大合唱》用雷霆万钧、奔腾前进的黄河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一样，我们现在也需要一种大气磅礴、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文化坐标，来激浊扬清、提振人心、充实魂魄，弘扬主旋律。泰山显造化之神力，聚自然之精华，续古今之文脉，历万古而弥新，其厚重、包容、和谐、坚韧和自强不息，都是当代中国人需要不断砥砺和发扬的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需要不断补充的正能量。
赏慕荷花，好品德之高洁
我的另一个精神伴侣是“荷花”。如果说泰山是阳刚之美，那荷花就是阴柔之美。
荷花之美，就在于它的风神，可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们中国人总把荷花比作君子。因为荷花精神其一是高洁，孟浩然曾经说过：“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君子修身律己，就是需要在熙攘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品德。其二是奉献，“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己。”君子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得失，而关照天下的兴亡。荷花也一样，它的藕和莲子可食用，从根到茎、叶、花、籽，都可以作为良药，荷花是可以把全部都奉献给他人的。如果每个人都学会奉献自己，并从别人的奉献中受益，这样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会更加美好。而且在我们的荷花艺术中，“荷花”的“荷”与“和谐”的“和”谐音，在对荷花的赞美中，寄托了我们对和谐、和美生活的追求。
因此在欣赏荷花之美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不断被塑造。我爱画荷花、写“荷”字，也爱收藏各类有关荷花的艺术品——雕刻、瓷器、剪纸、刺绣……这些优秀的艺术品无一不精，无一不珍。但它们承载的意义远超于艺术本身，更多的是对荷花所代表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2013年，我捐款在北大设立了“杨辛荷花品德奖”，奖励那些品德优秀的学生。大学是国之重器，教书育人要以立德树人为先。我想通过设立这个奖项，弘扬荷花精神，引导和激励北大青年学习崇德向善、修身立行。后来，我也将珍藏的书法作品、荷花艺术藏品捐赠给北大——这远比留给子孙的作用大，我更没想过拿它们来换钱享乐，这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让我愿做物质的平民、精神的富翁。北大接受了这些藏品，并建成了“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品展馆”。我想，我收集的这些藏品留在学校，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通过艺术品进行教育，就是把美育和德育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人生的境界也变得更加高尚。我长期以来一直收集这些作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收集，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我能在能力范围内，影响、帮助到更多的人。
事实上，我捐赠这些艺术品也是想向北大报恩。我到了晚年，始终有一种感恩的心情。
幼年时我的父母相继离世，我一度过得十分窘迫，也做了许多营生。16岁时，有好心人资助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朋友汤一介。也正因如此，我有幸结识了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一位极其仁爱之人，他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曾经吃住都在他家，后来才能进入北平艺专学习，接着来到北大，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到北京大学，已经有60多年了，这片园子就是我成长的摇篮。如果没有校系领导的关怀，没有恩师的培养，没有挚友的扶持，我不可能有今天，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北大是改变我一生的地方，在这里遇到过许多帮助我的贵人，特别是汤用彤先生，资助我读书、教育我成人。汤先生深厚的学问、正直的品格以及他对教育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写过一首诗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情：“春风化雨，绿草如茵，燕南庭院，有我双亲。”人生中受过这些良师益友的恩惠与帮助，我也想把这份情谊传递下去。如果这样的精神能一代代地传递，那我们国家的美育事业、慈善事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一个人的力量也许是微小的，但它确乎存在着。
我这辈子承受了太多恩情，到了晚年，在这种感恩的心情下，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为了回报。我把积累的一些书法、绘画等作品捐赠给北大，其中倾注了我丰富的感情，这些作品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我希望能让更多的青年从中感受到真、善、美，也希望自强不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能够绵延长久。
杨辛进行书法创作
我是一个拿退休工资的老人，钱财积累得不多，但求学时期受到资助的那些恩德我毕生难忘，所以我也希望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多帮助一些年轻人。于是趁着前几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之际，我用自己卖了多年来收藏的艺术品而筹得的积蓄，在学校设立了“汤用彤奖学金”“杨辛助学金”，我的家人也都十分支持我。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我却觉得，北大于我，是“涌泉之恩”，而我做的这一点事情，却非常轻微。回报社会，回报北大，回报恩师，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
无限人生，待期颐又迎春
说来有趣，我今年已是将近百岁的老年人了，却经常被人误认为只有七八十岁。由于时常怀着感恩的心情，自己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幸福。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我的快乐不在于物质和金钱的满足，而在于精神的富有充实。关心、帮助别人，自己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这幸福比什么都好。我始终觉得，越关心别人，自己的心就会越开阔；相反，越自私自利，苦恼越多。
其实，生活中难免遇到烦心事，尤其是老年人的烦恼常常更多。可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开解自己，把烦恼放下。我开导自己的方法倒是有几个：
第一，思考问题时多从大处着想，比如在对待生命的看法上，我就从天文学悟到了很多。我有时想，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粒微尘，太阳系只是银河系的一粒微尘，而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看，个人生活中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二，经常关心和帮助别人，尽力为整个社会作贡献，多做公益，心情自然就很愉快。这一点我也身体力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了几十年。有时国家遭逢灾难，或者我在报纸上、校园里看到需要援助的人，我都愿意伸出援手。凡“仁”一字，对人的生命质量实在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知足常乐，不要欲求过度。人可以在学问、艺术上精益求精，然而在生活上则要知足常乐，不攀比、不贪婪，因为物质享受是有局限的，但精神享受却是无限的，帮助别人所带来的幸福感，能使我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舒畅和愉悦。多关心他人和社会，怀有一颗仁爱之心，追求真善美，能让人更长寿。
第四，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不要总想着去分析，应该放下。人到晚年，用来享受生命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所以不应让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来干扰我们，不愉快的事过去了就不要想了，要懂得珍惜和享受晚年的时光。
第五，老年人不要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这一点我的许多老友亦深以为然。我多年前便离休了，但这不应是我奉献的终点。
我在书房里摆着自己改写的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妙在近黄昏。”人不应为进入晚年而伤感，因为人老之后，才能对天地人生有更深的感悟，才能逐渐超脱名利、自私所带来的烦恼。我如今的晚年生活是很自足，也很快乐的。每天坚持着写字和打太极拳的习惯，不过这两件事倒是融会的——写字是纸上的太极拳，而太极拳是用四肢在写字。
人到晚年，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享受生命，保持乐观，坚持奉献。我觉得，80岁、90岁乃至100岁，都不是人生的终点。我曾经写过一首诗：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我最爱尾句，即使到了100岁，人还会有新的春天。老年人不应给自己的生命设立终点，生命不似一条直线那样有始有终，而是一个圆，终点又是起点，人从自然中来，又会回到自然中去，放开自己的心胸，融入宇宙和世界的大生命中去——大生命是无限的，人融入其中，是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的。
(整理：赖钰、朱家碧、马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