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历史上真正的唐僧有多伟大！

《西游记》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和民间传说、元杂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真正的唐僧到底有多么伟大！

《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系玄奘奉唐太宗敕命而著，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所亲历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之概况，有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

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

玄奘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印度的史料，如关于古代印度的地理、政治、赋役等状况；关于杰出的梵文文法学家波尼尼；关于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毗卢择迦王、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该书都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

以玄奘对地理和自然描述之准确，想来对人的审美和观感也是忠实记录，其言辞之犀利，完全不加掩饰。

晚近以来，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得以展露和再现其光辉，《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这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儒学之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

13岁时在洛阳净土寺诵习佛典，后赴首都长安，游历成都、江陵（今湖北荆州）、扬州、苏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遍访名师，后复至长安，问学于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被称为佛门的千里驹。

随着学业的日益长进，他的疑问和困惑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疑惑又非中国佛典和高僧所能解决，于是下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

其目的主要是寻求学习大乘《瑜珈师地论》，解决南北朝以来中国和尚长期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即：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万里征途，开始了他的西行。

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通过了800里大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玄奘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礼遇和赞助，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在这里巧遇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可汗的帮助。

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覩货逻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健驮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了印度。

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

玄奘先到北印度，在那里拜望高僧，巡礼佛教圣地，跋涉数千里，经历十余国，进入恒河流域的中印度。

在中印度，历史悠久的摩揭陁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拥有全印度规模最大，长达700年，并居印度千万所寺院之首的那烂陀寺。

这是当时全印度的文化中心、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

寺中僧徒常有万人，聚集了精通各项学术的精英，还收藏着佛教大、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

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5年，向寺主持、当时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珈论》等，又研究了寺中收藏的佛教典籍，兼学梵文和印度很多的方言。

后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游学，足迹几遍全印度，再返回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为寺内众僧讲解《摄大乘论》等佛典，赢得了极大声誉。

玄奘的学识受到印度僧俗的极大敬重，也引起了许多国王的景仰，其中有羯若鞠阇国的戒日王。

戒日王召见玄奘，下令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吉）举行盛大的法会（学术辩论会），命玄奘为论主（主讲人），五印度18国国王、官员及僧人6000人前来与会，大家倾听玄奘的议论，深为他的精辟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玄奘因而获得了大乘天的尊称，名震五天竺。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

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玄奘回到长安，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

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

在佛教理论方面，玄奘着重传播古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法相学，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成为中国法相宗的创始人。他还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介绍过来，引起中国学者对因明学的兴趣。

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完成了。

季羡林谈《大唐西域记》摘选

要想正确评价这一部书，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研究；

第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把它同其他同类书籍来比较；

第三，要看它帮助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问题；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看它在实践上究竟有多大用处。

谈到宗教活动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指佛教。古时候，交通异常困难，除了使臣和商人之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出国的。

独有和尚怀着一腔宗教热诚，“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出国。

从汉代起，中印的僧人就互相往来，传播佛教。他们传播的不只是宗教。正如人们熟知的中印两国的文化也随着宗教的传播而传播开来。

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内，出国的人以和尚为最多。

而且中国和尚还充分表现中华民族的特点：他们喜爱历史，也喜爱地理。他们实事求是，很少浮夸。

他们写了不少的书，比如：

晋法显《佛国记》，今存。

释道安《西域志》，今佚。

支僧载《外国事》，今佚。

智猛《游行外国传》，今佚。

释昙景(勇)《外国传》，今佚。

竺法维《佛国记》，今佚。

释法盛《历国传》，今佚。

竺枝《扶南记》，今佚。

惠生《惠生行传》(见《洛阳伽蓝记》)。

这些书总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僧侣对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佛教僧侣不但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对印度地理学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部书确实是空前的。这一部杰作之所以能够产生，除玄奘本人的天才与努力之外，还有其客观的需要。

像《大唐西域记》内容这样丰富，记载的国家这样多，又这样翔实，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的。因此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是一个高峰。

《大唐西域记》的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印度没有年代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确定这个年代，以前以后的几件大事的年代的确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才真正能谈到历史。而释迦牟尼年代的确定，中国载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记》对于确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过作用。

除了释迦牟尼的年代以外，《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都有所记述。

至于在玄奘时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大唐西域记》都有非常翔实的论述。

我们在上面讲到这些方面的时候，主要依据就是这些论述。如果再谈到佛教史的材料就更多。几次结集的记载，除了南传佛教承认的阿育王的集结外，这里都有。关于大乘与小乘，大乘的许多大师，马鸣、龙树与提婆，无着与世亲。

统观全书。包括100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都要涉及到。

当时和今天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确切生动。

我们说玄奘是一个语言大师，描绘历史和地理的能手，《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

以上引用内容摘自《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