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是出色的新闻记者，也是传奇的红色特工
前十三年中，她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红色特工，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女记者，中国的第一位女外交官；后十年里，她是《人民日报》的驻海外记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她是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的传奇女性，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经历过无数的身份和职业。但无论身在何处，她心中的信念从未动摇；作为觉醒的中国人，秉持的责任和正义感从未消失。
照片上的她穿着时髦，知性美丽。但实际上她的童年却充满着苦难。
苦难的童年敦促她寻找光明
1911年（清宣统三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年。10月10日，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清王朝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丢进了历史的尘埃，民主共和国这个全新的概念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武昌起义后的第21天，浙江永康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尽管这是一个可爱的女婴，最后却取了个男孩的名字——胡济邦。往上几代都是务农的家族，只有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并且还考中了个安徽“候补知县”的名额，遗憾的是到了大清灭亡他也没能补这个“缺”。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也许是放不下心中“济世救民，兴国安邦”的情怀，所以给女儿取了这个名字。
有一个重视教育的父亲，读书学习本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事实上，在出生的这几年父亲也是这样筹谋的，他整日奔波在外，谋些小差事，努力存钱，就是为了子女能接受教育。可事与愿违，没过多久，他就突发疾病去世了。生活的重担瞬间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一个清贫的家庭又怎么会允许一个女孩去读书呢。但她自小便天资聪颖，磨不住她和家人朋友的百般请求，母亲最后还是咬牙坚持让她进了崇正小学。正是这个关键的决定，让她走上了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孩不同的道路。
1923年秋，12岁的胡济邦小学毕业，考入永康县初级女子师范学校，3年后，她千里迢迢来到山东，投奔在津浦铁路工作的二哥胡济川。同样疼爱小妹的哥哥省事俭用，把她送到了济南的中学继续学习。
1927年她考入了杭州女子政法学校。正值豆蔻年华的她就是在此时开始接触红色思想。本就聪慧的她第二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阴影里，内忧外患，百姓疾苦。正是在这时，她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并且被选为13名护校委员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各地进步学生纷纷进入南京，汇同南京大学学生组成了3万余人的爱国请愿团体。面对东北军的不抵抗行为，他们发起游行，要求国民政府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发起反抗。可是，当游行队伍前进到珍珠桥附近时，早已部署待命的军警对游行的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还开了枪。一时间，场面极为混乱。
最终，大量学生被捕。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胡济邦不顾个人安危，直接上门找到了国民党中央监狱典狱长胡逸民。胡一方面念及同乡关系，另一方面大批学生被捕，监狱人满为患，并且此事舆论影响十分巨大，南京大学的学生本就大多背景不俗，此时正在犯愁。胡济邦抓住这点，几经劝说，典狱长本就不想卷入此事，最终找了个理由做了一番调查，借机释放了南京中央大学的被捕学生。
1932年，因为“屡教不改”，多次组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她被学校开除了。但她毫不丧气，立即北上，去了那时大家心之向往的北京大学。在北大，她一边旁听，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一个天生的特工，机智、沉着、冷静
尽管对革命一直心之向往，但她一直为找不到党组织而犯愁。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积极性”早就已经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主义，很早就把她列为了培养对象。但精神追求又是还是架不住面包的需求，生活所迫的她不久之后被迫返回了南京。这时，从在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的四哥胡济民处的得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将军（中国兵工之父）在给独子找英语家教，她再次找到同乡同族的典狱长胡逸民。经过胡的推荐她顺利进了将军府。
俞大维
1933年，蒋介石的中央军在经历了四次“围剿”的红军的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再次调集重军，准备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此时上海地下党已经得到消息，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由德国军事顾问协同制作的“作战计划”。当作战书极为机密，除了国民党重要高层，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
此时，上海地下党将任务下达给了王昆仑。王昆仑与胡济邦是好友，他试探性地将此事告诉了胡。令他没想到的是胡二话没说直接答应了。并且经过分析，她确定俞大维将军府一定有计划书。因为调集围剿兵力，兵工署一定要做事先规划，熟悉兵力部署。尽管此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义无反顾地应下了此事。
早在进入俞家做家庭教师时，她出色的教学、知书达理的行为举止就赢得了俞家人的喜爱。同时，她的四哥又是俞的心腹，并且她不是一般的女生，她对时局往往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俞大维很喜欢和这个女孩探讨一下时政。
7月的一天，俞大维出差回府，和往常一样，闲谈中他透露道，“委员长在庐山军事会议中部署了剿共的详细计划······”听过这个，她心中大喜，现在她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俞手上一定有军事部署计划书。此时，她不动声色，继续与其交谈。
然后，她顺利地进入书房，找到了一大摞绝密的军事文件，其中就有第五次“围剿”的行动方案已经庐山会议纪要。尽管还没有受过训练，但她以极为“娴熟”的手法对文件一一拍照，最后复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天衣无缝。
很快，这些绝密文件被送到了南京中央路的秘密交通站，很快情报到了李克农手中。当苏区的红色报刊一字不落的刊发了完整的作战部署时，蒋介石大惊失色，怒不可言。他怎么也想不到是怎样级别的高层混入“共谍”，才能让庐山会议这样的绝密材料失窃。他责成戴笠严查，最终军统逮捕一些不相干的人，胡济邦依然安然无恙。
1933年，经过二哥和老师的推荐，凭借一口流利英语和出色的文字功底，她顺利进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工作，仍然兼职俞家的老师，但暗中依然在为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心之向往，如愿入党的红色特工
经过斗争与考验，第二年在卢涛（雨花台烈士卢志英）的介绍下，她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时隔不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来临。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从上海到苏联的“交通线”一度中断。为了顺利安排人员前往苏联学习、养病，党组织迫切的需要一批正常的护照。于是王昆仑（此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又想到了好友胡济邦，此时她就在护照科工作。
又是意外之喜，出乎意料，胡济邦弄到了16本护照。但这时，王昆仑已经受到了军统的特别“关照”。怎样把护照安全送到上海又是一个难题。情急之下，胡济邦提议假扮王昆仑情人，以周末去上海私会为由，借机传递。军统得到消息，早就试图以此坐实王昆仑通共的铁证。
但机智的她，在上海站下车后并未回家，而是各自分手，入住了两个不同的酒店。随后借机摆脱了特务的监视，在新的的约定地点会和，将护照交给了地下党。军统特工在原来的接头地点守了一夜，一无所获。
第一位女外交官，采访各国政要的出色新闻记者
1936年，她被国民政府派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大使馆新闻专员，兼职《中苏文化》杂志记者，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外国的女外交官。
这一去就是13年。这期间她始终牵挂着国内的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设法与国内党组织保持联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苏联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再度封锁。此时，胡济邦只好委托途径莫斯科，从英国回国的于炳然（解放后任重庆公安局局长），让他带250美元回国，暗示这是党费。此前在1935年底她已经通过类似的方式把节省下来的300元交了党费。
很快，二战进入白热化，苏德战争爆发。她以外交官和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前线，实打实的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采写了大量的纪实报道，揭露法西斯政权的残酷血腥。她是唯一一位完整经历苏德战争的中国女记者。
作为一名记者，她经历了许多人一生未能企及的场合。她与英美记者一同出席采访了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会议。她采访的人物不乏当时的风云人物。战后他还去了乌克兰的基辅采访了德国战犯，他的足迹遍布欧洲。
1946年，南联盟成立。应铁托的邀请，她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耶维奇的审判。抓住这个机会，她跑遍了那斯拉夫6个邦，走访了从部长到基层士兵的大量人员，最后，还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新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