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瘟疫、“高考”失败，反而促成了这位教育家、史学家

陈垣（坐）与启功照片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曾任辅仁大学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是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不仅著述丰富，出版《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等数十种图书，为中国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且培养和帮助了柴德赓、启功、余逊、周祖谟等许许多多的后起之秀，为中国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是当今世人，知道启功的人多，知道陈垣的可能要少。即便在史学界，知道陈垣曾间接受惠于广州瘟疫与“高考”失败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所以，现在不妨旧事重提，也明确一点事实——坏事常常也能成为好事，就看你自己如何行事！

先说1894年的广州、香港瘟疫。

那是晚清时期突然爆发的鼠疫。1894年2月，最早的病人已在广州出现。3月，鼠疫在广州肆虐开来。对此，地方大员并未向中央报告，但发布命令：清洁街道、所有垃圾不得售卖、每天早上十点钟之前运走所有粪秽，并且必须装在有盖子的桶里……随后，疫情向香港蔓延。5月10日，香港宣布成为疫区。上海、福州、汉口等地也出现告示，禁止杀猪，禁止在河里钓鱼，烧毁鼠疫患者的衣服，雇苦力将死鼠带到城外掩埋。

可以说，这场鼠疫造成了很多悲剧。在鼠疫流行的第三个月月末，光是一家名叫爱育善堂的民间机构，就施舍了三百多具棺材。而消毒、治疗、隔离等措施，也在不断地进行。这场鼠疫，无疑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陈垣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在陈垣1961年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传授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却是客观地讲述了这场疫情带给他的一个重要改变：

十五岁广州大疫，学馆解散，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

这件事让我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无法正常上学的时候，如果很好地利用这段清静、学习上不受约束的时光，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书影

再说陈垣“高考”失败的事儿。

那是在晚清，所谓的“高考”其实是科举的八股文考试。

所谓的八股文，就是官方规定的中规中矩的一种文体。八股文考试当然是应试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相当严格，考试时，墨汁掉到纸面致死卷面有污，也足以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名落孙山。

陈垣是在18岁时到北京参加重要考试的，结果如何呢？且看他如是回忆：

十八岁入京应试，因八股不好，失败。

失败后怎么办呢？陈垣继续回忆和总结：

误听同乡一老先生的劝告，十九岁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了，白白糟塌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有人问我当时读书是用什么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法子是很笨的，我当时就是“苦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科举废后，不受八股文约束，倒可以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当时读书，就是想研究史学。中间有几年还学过西医，办过报纸，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好几遍。可惜《四库提要》所著录的书，许多在广州找不到。

辛亥革命后重入北京，当时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的有所著述。

回忆了这些以后，陈垣先生总结：

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有两点经验，对研究和教书或者有些帮助:

1.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

2.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可见我们专门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这就是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在广泛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又对某些书下一些功夫，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

说到底，陈垣没有受到疫情、“高考失败”等不利影响，甚至化不利为有利，成为自学成才的典范。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是一个低学历者。不过，在29岁的时候，陈垣还是摆脱了低学历的约束——就是自己创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然后成为该校第一届高材生。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陈垣对学历之事看得很通透——从根本上讲，学历只是一个参照，代表不了真正的学问。这为他识人才用人才打下了基础，所以后来便出现一段佳话：当小学毕业生启功无法在中学教书的时候，陈垣就让他到大学教书。

像陈垣这样的，才是重视真才实学的教育家，是真正的老一辈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