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精选｜《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约翰·伯顿著(1991年版) / 四六文摘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约翰·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

著者：约翰·W.伯顿（John W. Burton）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作者简介

约翰·W.伯顿（John W. Burton，1915－2010），世界最知名的国际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1915年出生于墨尔本。他曾在澳洲纽因顿学院 (Newington College) 受过教育，并于1937年从悉尼大学毕业。1937年，他成为英联邦公共服务局的一员，并从该处获得英联邦奖学金，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年仅32岁时曾担任外交部部长。后来在澳大利亚外交部门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1954年以后逐渐投身学术领域。在他的带领和参与下，先后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创建了多个冲突分析研究中心。伯顿出版过20多本著作，其中包括《国际社会》（World Society，1972）；《全球冲突》（Global Conflict：Th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1984）；《冲突解决的语言和程序》（Conflict Resolution：Its Language and Processes，1996）等。《全球冲突》一书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作。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分析冷战时期以美苏两极为首的国际冲突和对抗过程，探讨了国内制度的共有缺陷及权力政治的传统观念对决策者的影响，提出了“国内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国际领域，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的著名理论。作者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发掘事实背后隐含的动机和意图。作者还为解决冲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法，诸如第二轨道外交、学者的参与等。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尽管事过境迁，但约翰·伯顿的理论创见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堪比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

约翰·伯顿关于解决冲突的理论工作对于将冲突解决本身设置为一门学术学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现代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同族裔和宗教社区之间存在更大的争端潜力。在澳大利亚，伯顿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悉尼麦格理大学解决冲突的先驱课程。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译者序

约翰·伯顿是国际冲突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著述甚丰，因在该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而饮誉国际政治学界。

《全球冲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一书是伯顿的力作。他在此书中以敏锐的观察力，将隐藏在国际危机之后的国内不稳定因素展示在我们眼前。伯顿把科学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为研究和解决国际冲突构筑了全新的理论框架。

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际冲突此起彼伏，苏美对抗时紧时松，这些现象的出现，究竟根源何在? 是两大制度的矛盾，还是民族国家间的彼此猜疑? 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超国家组织的内在缺陷? 是某些领导人的专横独断，还是现存各种制度本身的不足? 这些都是伯顿著作力图回答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强权政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使国际冲突不可避免，伯顿则把着眼点放在国内，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内部的共有缺陷及权力政治的传统观念对决策者的影响，提出了“国内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国际领域，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的基本判断。寻根溯源，是为了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伯顿在本书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集中探讨了观念的范式转换、区域——功能化模式、变革与发展以及弱小国家、国际组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在冲突解决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途径大有裨益。这也是我们将此译作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初衷。

由于译者涉足国际冲突理论研究的时间不长，译文中对某些专业术语的处理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本套《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副主编宋新宁同志在本书审定过程中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并对译文作了必要的修改，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者

1989年1月于北京

原著封面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序言 (爱德华·阿扎尔)

约翰·伯顿通过写作《全球冲突: 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包括国际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优劣。经过多年杰出的外交活动和学术研究，伯顿得以用简洁的笔触将自己学到的、提出的、实践过的、写作过的和讲授过的诸多观点和看法传授给我们。本书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我认为全球在社会和政治上如此扭曲反常和危机四伏，以致我们必须诉诸本书即伯顿的 “绪论” 所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措施。

伯顿指出了权力政治模式已经过时，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侧重于当代社会中的交易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的作用。伯顿令人信服地指出，权力关系理论无法解释苏联为何担心波兰发生的事件，更无法解释美国为何担心中美洲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他指出，运用权力来寻求国家利益的诸国，会发现自已受到具有重要意义的交互作用的限制。因此，他的结论是，权力在寻求有价值的关系方面只能起辅助性作用。

伯顿在此书的绪论中指出，权力理论家们完全是错误的，世界正渴望着满足个人和集团的共同需要。安全不是一种有限的战略手段，相反，它是一种无限的、取之不尽的战略手段——一方越安全，另外一方也就越安全。个人、民族集团和文化集团都在寻求得到其近邻和更广泛的外部世界的接受和承认，其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全球性国际问题是国内问题外溢的结果，反之亦然。

伯顿在他著名的绪论中给交互作用和交易以十分显要的地位。他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承认和民族承认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和国内和平，必然会由于重要的交易在质和量上的提高而日益增加。因此，政治和政策必须为国际系统内的成员、为交互作用 (这种作用可满足人们所珍惜的价值) 设计出当前的和未来的角色。

根据伯顿的推论，冲突的解决是一项复杂但却有益的事业。它是一个可以使冲突各方都认为自已处于胜局地位 (win-win situation) 的过程。缔造和平的活动也从只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注重单一的、引人注目的停火，转向注重探求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那些有价值的关系。此外，还包括制定抑制暴力的法令、了解新的规范、确立积极的交互作用并设计出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减少世界的结构性和行为性暴力。

无论同意本书的观点与否，读者都不能不佩服伯顿在论述当代世界以及超级大国在其中的作用和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

马里兰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爱德华·E.阿扎尔

《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前言 (约翰·伯顿)

本书论及的题目非常广泛，这在探讨复杂的全球冲突问题时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本书的重点最终还是研究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怎样外溢到世界体系中去的。这种国内政治问题外溢到世界体系的情况明显地表现在诸如黎巴嫩冲突、萨尔瓦多冲突这类冲突中。而涉及到苏美关系和国际社会正在形成的许多冲突局势时，人们对这种情况就看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往往以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来解释这些关系; 可是，每当出现国际紧张局势或冲突时，我们的注意力最终总是被吸引到国家内部制度的缺陷和维护现存体制的问题上。这一点既适用于小国的对外关系，也同样适用于苏美的对外关系。

正如本书绪论所阐明的那样，笔者的分析是在一种摆脱传统的和认识一致的框架内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不会立刻为许多实践家和学者所接受，因为这些人是在一种强调把保存政治、社会结构和制度作为政府目标的文化环境中从事其工作的。本书的理论基础在于肯定某些与发展和生存有关的人类需要的存在，这些需要是人类本身固有的和普遍的。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结构和体制的正是这些需要。这些结构和体制的缺陷足以说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一事实考虑进去，那么各种干预政策和解决冲突的努力都会失败。

把个人作为论证单位是对西方传统政治思想的重大挑战。宿命论论调，即便是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宿命论论调，并非总是为人们 (特别是所谓的“左翼”和“自由派”思想家们) 所接受。最初还有一种唯心主义的论调。宿命论也好，唯理论也好，当代的思想和经验主义实践正在把我们带到这一领域。自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那种认为政治是主观现象 (subiective phenomenon) 的观点一直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较近的著述中，西方政治思想关心的是统治机构、权贵和统治者有权确定各种价值，而其他人只有接受其裁决的义务。那时没有批判的科学基础，甚至也没有对不同模式的制度和政策作比较判断的科学基础。如果人类具有某些本体需要 (而且我们会看到交叉学科的著述现在已含蓄地同意了这一看法)，那么政策和各种政治制度便有了一种衡量的手段和依据。如果存在这种需要，那么，认为我们能够维持对立制度、权贵制度等各种西方制度，维护这些制度的威慑战略，就只能是一种空想。若要理解和解决由这些制度和战略造成的冲突，就必须在这一形成中的人类需要框架内对这些制度和战略作新的估价并确立新的概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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