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发行旨在传播红色文化,不以盈利为目的。图文由作者尹高朝先生本人提供,并经尹先生授权发布。
主编:尹高朝 副主编:范从政 尹烁勋
《一位军事奇才的悲剧人生》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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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元老 国之元戎》章节阅读
《从乡村“博师”到国家主席》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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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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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就是胜利!”》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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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11,12,13)
《功勋卓著的一代战将》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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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13,14)
15、为国防建设献策出力
16、“特殊年代”中的是是非非
1950年10月,经毛泽东亲自点将,陈锡联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7年兼任炮兵学院院长。
1958,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左三)和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孔从洲(左二)、宋承志(左一)、邱创成(右二)、王文介(右一)等在一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陈锡联按照“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方针,为我军的炮兵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1958年初,陈锡联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勘察选址任务。他带领专家组,乘飞机穿越戈壁沙漠,骑着骆驼多次出入无人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向军委写出了翔实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
1959年10月至1973年12月,陈锡联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并先后担任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陈锡联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同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密切配合,为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东北战区的主要指挥员,他对东北的战场建设、战备和战略防御工作抓得很紧,组织制定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战区的作战、设防原则和作战方案,积极整修设防工程,加强边海防和民兵建设。他亲自组织军事演习,大力倡导群众性比武竞赛活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他十分注重发现培养典型,善于运用典型指导工作。六十年代初,沈阳军区涌现出了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红九连”等一批全军性的先进典型。他和军区其他同志一道,积极组织和指导机关在全区开展学雷锋活动,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他始终坚持把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1960年,东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他亲自到灾情严重的地区视察,组织抗洪斗争,并号召全区指战员节衣缩食,支援人民群众重建家园。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陈锡联为保持部队稳定、边防稳定和地方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他组织领导军区部队胜利地进行了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1973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到任伊始,就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调整了作战部署,进一步巩固了华北边防。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一定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的指示,从难从严治军,狠抓部队训练,使全区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他坚决落实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下大力对军区部队进行整顿,加强了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1975年1月至1980年1月,陈锡联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76年2月,经毛泽东主持亲自同意批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积极参与组织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大政方针的研究、制定,为保持部队稳定、加强部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在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陈锡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江青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不懈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江青一伙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陈锡联和当时处于核心位置的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精心谋划,果断决策,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组织措施,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中,陈锡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上,陈锡联当选为中顾委常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关注部队建设,关注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自觉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威。1998年抗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他无比欣慰地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知识、有威望、有能力治理好国家,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作为一代功勋卓著的战将,陈锡联从不居功自傲,视名利淡如水。战争年代,刘伯承、徐向前称他为”红四方面军最优秀的干部”。但他从不愿宣扬自己,总是把自己的进步和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归功于革命烈士。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单位请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个人的历史功绩,都被他婉言谢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共红安县委决定为红安籍老将军立传,派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去采访他。他说,“不要写我了,要写就写红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的事迹,写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写董老、先念同志,我个人又有什么呢?只不过是带着部队打了十几年的仗。”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他以党和人民为重的高尚品德。陈锡联克己自律,生活俭朴,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的住房从来不让装修,家具已很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常坐的一把藤椅用了几十年,破了拿绳索缠一缠继续用。工作人员见坐上去便发出“吱吱”的响声,提出换把新的,他都不同意,一直用到他去世。他和夫人王璇梅常以党的要求互勉,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们的四个子女都在部队工作,却从未向子女所在单位的领导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张条子,总是要求子女好好工作,不要搞特殊化。1982年4月,二儿子陈再东在驾机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当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领导来看望他时,他忍住悲痛反过来安慰部队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在场的人无不为他这种革命家的风范所感动。陈锡联关心故乡红安的建设与发展,他先后两次回乡,多次在北京家中接见红安县、乡、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反复叮嘱县委、县政府领导要抓住机遇,带领群众扎实苦干,把红安老区建设好,使农民群众早日富裕起来。
1990年,几位大别山老将李德生(左起)、陈锡联、陈再道、徐深吉在一起。
一个将才的产生需要很多因素的集合,比如时代,比如处境,比如机遇,比如运气,比如勇敢,比如智谋,比如忠诚,比如性格等等。在星汉灿烂的中共战将系列中,陈锡联是比较突出的一位——终其一生,他是较为幸运的,也给人们留下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以“忠厚谨慎本分”著称的将军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是是非非之中。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锡联的谨慎起了大作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林彪发表了设立国家主席、维护“天才”的讲话,掀起轩然大波。陈锡联主持东北组,看到其他小组纷纷表态拥护设立国家主席,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东北组的同志也要求出简报,跟上形势。陈锡联却想到,虽然林彪、陈伯达都表了态,但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恩来总理却对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一句未提,这肯定不是一时疏忽。于是陈锡联说:“你们个人要表态,这是中央委员的权利;但是我们东北组在简报上不能表态,因为中央没有要求我们表态。”他还指示秘书,东北小组的简报要经过他的签字才能上报。最终,陈锡联和东北组得以在那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全身而退。当然,在中共愈演愈烈的“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那样敌我不分、是非不分的乱世之中,光凭谨慎忠厚是不解决问题的。应当说,毛泽东在1976年初要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成为军队实际上的第一主管,是看到了陈锡联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同时也不能不说有毛远新的因素——当时毛远新是唯一能随时见主席的“联络员”,他的“小报告”导致了邓小平的再次倒台。推出陈锡联,至少毛远新没有说反面的意见。
在1975年秋调到北京之前,毛远新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锡联的副手,实际上坐东北第一交椅。陈与“小毛”的关系处得很好,这是事实。在陈锡联的整篇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他曾经与谁有过对立或激烈冲突。微妙的是,陈锡联承认自己“文革”期间在“在辽宁及东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和地方工作中,曾经犯了严重错误:“为此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辞去了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并诚恳地做了检讨,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认真地吸取教训。我多次说过,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教训。”但是,陈锡联的“严重错误”和“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回忆录中一字未提;那个对他主政东北影响和牵制最大的毛远新,他也一字未提。把错误全揽在自己身上,不符合实际;推给毛泽东的大侄子,又说不过去。陈锡联的为难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文革”中的陈锡联,可以单写一本书,一本难以读懂的书。如果我们把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的陈锡联,与对小青年毛远新毕恭毕敬的陈锡联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指挥奇袭阳明堡机场的陈锡联与被讥讽为“陈三两”的陈锡联连在一起,会感到遗憾和无奈。时势造英雄,时势也能颠覆英雄,无论是忠厚谨慎还是机智潇洒都不能改变这一规律。我们很难想象,假若是那个机智大将军陈赓活到“文革”,又会是怎样的境遇。但是,陈锡联毕竟是一位忠诚的战士,明智的将领。他受命主持军委工作,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忠厚和谨慎仍然在发挥正面的作用。同绝大多数老干部老将军一样,陈锡联对四人帮厌恶至极。1976年10月5日,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前一天。那一天,陈锡联在唐山地震救灾现场视察、慰问。“就在当天下午三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陈锡联意识到局势严重紧迫,没顾得等其他同行人员,就在三点四十五分登机回京。陈锡联从自己家里拿到《光明日报》,匆匆赶往华国锋处,华明确告诉他明天要动手对付“四人帮”,还做了一个抓的手势。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与陈锡联“曾经几次”谈过解决“四人帮”的事情,陈锡联都表示坚决支持。看来事先就知道要搞掉“四人帮”的远不止以前所说的那少数几个人。华国锋对陈锡联说:“你先回去,吴德、吴忠他们还要找你。”也就是说,“二吴”也是事先就知道的。陈锡联说:“按照规定,动部队必须经军委批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和陈锡联住得很近的华国锋步行到陈锡联家,又谈了第二天的详细部署,华要求陈锡联不要出去,在家等消息。10月6日晚,华国锋的电话来了:“事情解决了。”陈锡联当即赶往玉泉山。看来,陈锡联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在那个关键时刻起的是一个开绿灯的作用。华国锋和叶帅调动部队,还要经过陈锡联。文革结束了,文革的错误要清算和纠正,个人有个人的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邀陈锡联夫妇到家里去,卓琳和王璇梅另到一室聊天,两个男人谈正事。邓对陈说:“你在北京不欠账,你的问题主要在东北,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做个深刻检讨”,“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许多人对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的事情有看法,认为他在叶帅“养病”的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陈锡联对此表示理解,并作了说明,“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经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陈锡联的说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记得有一次我在三零一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他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辞了职的陈锡联后来被选为中顾委常委,应当是中央对他的肯定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