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连载15
第四章
二，中国三代时期
有关青铜时代
每个地区的巨石文化都是在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后消亡的，或者说金属冶炼发达的地方巨石建筑就消退了。不过，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节奏不一样，所以巨石建筑与金属冶炼技术也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混乱状况。
巨石建筑活动可能与金属冶炼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否则的话金属冶炼或许应该在其他地方首先出现。金属的出现在1万年前的土耳其伊甸园周边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当然那是自然铜。但我认为那很可能是在广泛烧制石材时偶然被发现的一个结果，出现的地区之一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巨型建筑附近，这就非常应该值得重视了。之后经过漫漫几千年的研究，这附近的土耳其伊朗一带才开始出现合金，即青铜。在这同时的附近地区还有人研究出了冶铁技术，不过其推广是又过了几千年的时间。最早的冶铁可能也是始于陨铁。
为何炼铜早于炼铁，可能有两方面因素：1，铜矿比铁矿更丰富与容易识别；2，与熔点有关。冶金业的开辟可能是因为烧制陶器的结果。陶器普遍出现于金属冶炼技术之前。制陶的窑温必须达到1000℃多，铜的熔点是1083．4℃。这样，烧陶时很容易超过铜的熔点而附带烧出铜块。但是铁的熔点是1536℃，就比较难了。人类的技术进步是逐步加码的。
青铜与冶铁技术都是在西亚北方首先出现的。之后向四周呈波纹状逐渐扩散。作为一项技术发明，金属有两大特点使其具有格外的威力与应用价值：硬度与延展韧度。
材料革命，是人类文明飞跃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材料往往会开辟出许多新的文明领域。比如，青铜的出现从此使人类进入冷兵器的高级时代，木棒与石器袭击动植物的原始时代逐渐结束。另外一项重大革命是，青铜文明引起了车轮大战，从而出现了马车等交通工具，房屋建筑也开始因为金属的出现而改变。后来的世界越来越被金属结合起来，以至于到了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能离开金属的现实。因其重要性，我们几乎可以将人类社会分为金属前时代与金属后时代，所以狭义文明以金属冶炼也作为其标准之一，是非常合理的。
最初的金属极其珍贵，等同今天的黄金，实际上在中国青铜的名称就是金，吉金，吉祥吉利的金属。随之，在中东附近产生了一群群的淘金者，他们进入到几乎所有的旧大陆地区进行深入的铜矿勘探发掘。遥远而宁静的原始东亚可能就是如此被一群或几群西部人“发现”的。假如说美洲是被哥伦布“发现”后唤醒的，那么东亚就是被“黄帝”的部族“发现”的，是他们最终在东亚建立了商周文明，并且是他们给东亚带来了狭义的文明曙光。
遥远的东亚
直到古希腊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视野里是没有东亚的。按照古代晦暗不明的史学研究，直到几百年前的元朝时期（公元1271年—1368年）才有一位西方人进入到中国，这就是至今仍然备受争议的马可波罗。之后，在近代引发了许多为宗教献身的传教士进入中国腹地传教和考察，到西方启蒙时期，伏尔泰一代学人尚不完全了解东亚世界，他们在遥远的欧洲通过传教士们寄回的宗教报告赞扬着盛产文字狱的清朝为理想的开明社会制度，这样荒诞的案例在中国也出现着，偶尔他们会把一些包藏狼子野心的国家当作指路的光明灯塔。
知识分子们总是以他们的知识去考量世界，但人类文明从来和他们的知识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希腊的哲学家们不知道东亚存在，启蒙时代的巨擘还被蒙在鼓里，但是在文人世界之外的东西方贸易暗线一直倔强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着。不仅原始人几万年前就来到了东亚，而且现代人一直因为迁徙而传播着一层又一层不同的文化，重要的如青铜冶炼技术、马车制造与驾驭技术等。但是商人或普通旅人的生活与文化传播是不会进入严肃的知识体系的，最重要的是当时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与文字记录，也没有文字可以记录，又加之寿命短暂，所以人们大脑中对这些认识很快湮灭为一片空白。因而，表面看起来，世界各地一直是隔绝的。实际上只要气候允许，世界各地从来都是暗潮涌动地被利益驱动着运转，每个地区的人们之间都被繁忙的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长途商贸大家族而言更是如此，这样的商旅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
我们可以说，现代世界乃至将来的宇宙，一直是在不断探索发现的过程之中。现代人在非洲进化完成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断地外出非洲，首先“发现西亚”，然后“发现欧洲”、“发现东亚”，最终还有人在2万多年前“发现”了美洲，而且这些发现是多次重复的。比如哥伦布不过是再次带领工业文明的印欧人霸占了美洲而已，所以这次“发现”才格外显得意义非凡。世界是逐步被“发现”整理总结出来的，并且是数次被“发现”。
东亚也一样被现代人一次次地“发现”。这个发现实际上经常表现为殖民或战争，也是高等级文明压制或驱赶低等级文明，同时一面在殖民的过程中也传播文明。这些活动甚至不是主动的，而是一个个动物占领有利资源的无意识“自然过程”，但我们传统里称呼其为“文明发展”，赋予其明显的主观能动性——这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事实。
这一看法的转变，可能会从哲学与人文上改变我们人类对于自身过分骄傲的看法，从而修正与扭转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弱肉强食的生物规律一直统治着我们，只有在酒足饭饱或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才会矫情地抒发一下利他的正义精神，稍显矫情的“白左”为何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了。本书将本着揭露人类文明发展真相的目的去重述人类发展这一过程时，深感“文明”这个词汇可能将被我实质更改为“文暗”或“文黑”，一部文明史实际上将成为一部“文暗史”。以往的文明史假如说是给了人类以希望和自满的话，以至于文明竟然是个褒义词，那么《宏观文明学》或《宏观文暗史》将使人类更多的沉痛反思，直至有些娇贵的心灵会彻底崩溃，否则宏观文明学就不是“重建世界体系“或”重新解释世界”。最低程度，文明从本书这里开始应该成为一个价值无数的客观现象。既然上帝可以死亡(“上帝已死”)，文明为何不能“死亡”？（本书的写作过程渐渐地犹如看一幕《天鹅湖》，矫情哀伤的白天鹅被虏去，无惧而邪恶的黑天鹅如一道闪电登场了, 那才是文明的真面目！）
殖民城邦社会
中国三代（公元前2070-公元前256）是中国最早三个王朝夏商周的统称，他们的起源如同中国文明起源，一直是个谜，至今晦暗不清。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可能问题就好办了。我认为三代不是一般意义的王朝国家，而是一个特殊殖民期。夏朝（约前2070-前1600 ）近500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355年，周朝八百年，试想哪个“国家”可以达到如此的长治久安？只能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国家”，只有外力控制下的原始社会殖民地才有如此的状态。而这个殖民地的主要精英成员就是寻找铜矿的西部青铜淘金者。秦始皇更是以“第一个皇帝”的“始皇帝”名称来挑明之前的原始社会+殖民地性质，标明他的国家才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个真国家，而他才是中国的第一个真皇帝，之前的三代都不过是原始傀儡时代而已。在众多古典文献里我们确实发现之前的三代首脑不能自称为“帝”，而是自称为“王”，亦即他们上面还有一级上帝在无人可知的地方。秦始皇烧毁了之前的大部分典籍，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建立之前的世界，这其实更说明一种革命性断裂。
秦朝与之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集权国家时期。这是个阶段与时代的文明性质问题，不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不是价值问题。此时的秦国相当于西亚的巴比伦帝国文明时期。之前的中国三代属于东亚的苏美尔邦国或更早的一些过渡时期。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国的三代首脑从最初开始就是大祭司，尤其第一个有据可查的商朝是“天命神授”，那么在地上统治人民的就只能是通天地的祭司了。从人类学上看，最终崩溃的美洲印第安社会可能最接近商朝社会。
“三代”期间每个王朝都持续很长时间，夏商周三朝占据了长达2000年的原始时期。这起码说明了在中国三代时期“文明”极不发达，没有足够的西部文明人进入东亚进行王权颠覆活动。东亚以一种落后而封闭的形式一直持续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进入到西亚文明诸雄征战形式，所以，封建贵族们就呼喊“乐崩礼坏”了，他们无法接受很多的侯爵们竟然纷纷自立为王的僭越，那真正的“王”又该怎么办？所以，此时预示着三代殖民期就要彻底结束了。技术的更新会带动政治的巨变，这一规律会百试不爽。青铜贸易时代就要在东亚结束了，青铜殖民贸易带来的井喷效益已经过去，世界将发生巨变，东亚三千年前的巨变讲发生在周朝时期。
中国狭义文明的起源阶段一般比西亚地区晚大约2000年。细分的话中国西周时期基本相当于西亚的阿卡德王国时代。之后，进入集权时代。中国的农业历史时期一直落后于地中海周边的帝国，但中国人认为汉唐可比罗马帝国。这是一种不客观的幻觉，从宏观文明学中我们将重新解释世界与中国文明，这是重要的一个起点：中国人人必须从起源处承认东亚的落后，从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认识其深层可能性。不过中国的汉唐文化至少为东亚地区打下了坚实的农业文明基础。
被盛传为夏朝首都的河南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个盛大的祭祀场所。这里一直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同时它是“中国”的发源地，是第一次被称呼为“中国”的地方，意思那里是“天下的中心”，就是世界之脐。但这里的名称与两河流域的第一个文明城市Eridu同音，所以它很可能是一批两河流域的文明人在此地的异地纪念，表明此地为“最早的文明神圣核心”。那里恰好也是两条黄河支流伊洛河的汇合之地，犹如西亚的两河地理，古人在不同的文明时段有同一种城市择址癖好，他们都是有充分城市规划理由的，因为从微观文明看一切都是相关的。
商武丁时期发现的文字都是占卜的甲骨文，并且有些可能就是国王本人主持的祭司记录，后来才有一些专职的祭司代替商王刻卜。隐约可见的商王祭祀对象为太阳神，并且他们有羊崇拜与凤凰崇拜。从商晚期到周朝，从考古证据与文字，都能够看出来华北人不仅如西亚的犹太教一样恰好崇拜羊，并且如犹太教一样大面积禁止过猪崇拜。但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则有不同，人们崇拜虎与牛，并且他们更崇拜火，比如三星堆是典型的火崇拜与牛崇拜的结合体，那更像是伊朗高原上雅利安人的殖民地，但实际上他们两者的深层远古关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颇有关联，因为犹太人的故乡就是两河的北方。根据时间与各种文化推断，3200年前开始出现的四川三星堆可能与波斯湾沿岸、印度河附近乃至赫梯帝国等都有明显关联，原始拜火教痕迹明显，他们很可能是黄帝之前的炎帝支系的文化延续，炎帝可否直接对应于夏，不是很清楚。
中国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段里，崇拜对象有很大变化，这就如同后来历史时期能够清晰看到的儒释道之争一样。但中国的政治结构明显从秦汉为界分为两个部分，实际上这个变化在春秋战国就已经开启，秦汉只是集大成而稳固下来而已。之后的几千年里，由于和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区由于距离遥远缺乏有机沟通，所以中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从秦汉到2200后的清王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西方却不然，西方文明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多次本质性突变，围绕地中海中东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了数次深度交流与冲突，产生了文艺复兴、阿拉伯文明等一系列成就，罗马帝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意大利和梵蒂冈更是集中了耀眼的西方文化成就，最终到18世纪产生工业革命，每一环上升突变都有理有据。相对的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基本上是寂静无声的漫长延伸，死而不僵，尽管也有几声不甘的呐喊与惨叫，但都不足以唤醒文明突变的到来。这都是地缘决定的。
在秦汉之后的农业时代里，由于缺乏牢固的宗教控制，中国的形势倒是更加不稳定。在秦朝开始已经出现了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音，从此打破了皇室一系流传的古老传统，军事强人在中国纷纷为王，加之北方草原骑兵不断南下，还有气候依然在整体下降通道之中，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国平均18年发生一次人吃人的大面积饥馑，东亚更多时间里对于所有人都更像是人间炼狱，政治斗争也就更加无序和惨烈，整体屠城和灭族都是常见历史事件。离岛日本却因为没有受到游牧人的袭击则从来没有进入到过这种无法无天的阶段，从而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安静内向的文化。
胡人是中国人对于北方游牧人的一种称呼，它的内涵之一指这些人在人种上与内陆的农民汉人在相貌上也有根本性区别，比如中国人称呼胡须就应该与多毛发的胡人有关。游牧人的胡性或内陆农民对他们的野蛮性刻画，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农民定居形成的城市一直到今天都是对于城市密集人际关系的一个持续积累过程，定居城市居民逐渐养成了一种秩序感与细腻稳定的道德维持体系，但散居流动的游牧人则因为流动的生活方式更接近原始人的渔猎特征，因而更具有原始人自由自在也无法无天的野性。现代城市是农民聚集的延续，从根本上他们是反野性、反野蛮的。中国华北人就是这样一种时而优雅安静农民时而被胡化的一个混杂过程。胡性最足的是今天的东北与河北省，可能是他们相当于西部人类核心更为遥远的缘故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地区一直是由北方游牧人轮换统治的地方，但中国人对此没有多少觉察，我们就是胡人的后代，我们有何必要生长，我们更希望是文明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希望以华夏神话掩盖历史的血腥。无论如何，中国历史时期的统治者还是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传承着“天子”结构的荒诞政治神话。并且自汉朝以来，逐渐还发展出一套儒学体系来辅助现实的治理与文明的无力，其主要内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以“三纲五常”来维持着民间与上层秩序，同时也教导皇帝施行仁政。儒家思想产生自周朝，或许与周朝起源的雅利安根系有一定关系，这套雅利安思想还在印度形成了发展至今的四个严格的印度等级制。在农业时代里等级制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政治稳定剂。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华北形成的黄河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的文明产生地缘机制是一样的：都是不断遭受北方游牧人侵袭的结果。并且都是印欧胡人侵入。只是东亚北方除了印欧人还有其他草原胡人的加入，比如大批Q型与C型父系染色体携带者。不同的是，东亚的文明形态出现比西亚晚2000年，这是从核心区想边缘区文明传播的时间效应。
从夏朝到秦汉的2000年
商之前的夏朝是一个只有传说而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600年。“夏朝时期”可能是一个与商朝类似结构的东亚社会，但其主要控制势力可能最初是从南方海路进入的红海与印度洋势力的结合体，中途他们部分人可能在印度河附近改为陆路进入中国北方，并且他们的父系与商朝是有相关性的。从文明的角度，他们更具有松散原始性，所以，假如说商朝现在可以找到半个的话，那么夏朝对于中国人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甚至是一个殖民地的传说混杂结合体，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畅想的巨大空间。
4千年前的夏朝统治者，可能是一位女性，比如其国姓为女旁的“姒”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夏可能是个与当时最大帝国埃及有关的王朝。但有关夏朝向来就有南北两个不同的混乱传说，从版图上人们认为夏在黄河中游的陕晋豫结合部，但夏的开启者却被埋葬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绍兴。所以，有可能当时有南北两个集团分别从进入东亚，都约略统属于一个西部母国或商贸集团。在中国的古籍中相传夏朝有“万国”，说明当时东亚处于一种原始村落社会，直到商朝才真正建立起类国家机制。这个时期可以借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的列强瓜分，通常是当时最强盛的西方帝国主导，那么相当于西方最强大帝国的中东帝国只能是埃及帝国。尤其考虑到600百年稳固不动，只有埃及帝国有此势力担当夏的宗主国，但情况会比较复杂，埃及人可以讲好利益分成，然后委托一些中间势力管理东亚也是可能的，比如东印度公司形式。
中国的夏商周或许有统一或相关的父系结构，母系则代表另外一个政治势力。总之，夏商周三个王朝有隐约的继承关系，但他们又先后替代征服。商朝取代夏朝意味着中东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犹如苏联解体会带动周边局势变化，埃及帝国在商朝崛起的同时战败于北方的赫梯帝国。所以，东亚易帜转而依附于赫梯帝国，经过多方面的文化比对，直接在中国管理的商人团体可能接近西亚的一个商业团体：腓尼基人。其时腓尼基人正在旧大陆疯狂开辟殖民地，向西他们的据点遍布整个地中海，一直到达西班牙，他们为何不会到东亚碰碰运气？饶宗颐认为中国西北的远古“丝绸之路”上到处都有腓尼基文字的痕迹。
腓尼基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亚迦南人，希伯来人也是迦南人。自四千多年前腓尼基人与这样一些符号标签密切联系在一起：字母文字的发明、红色颜料、纺织贸易、象牙与青铜商人、地中海殖民霸主、航海家。黎巴嫩与叙利亚一带是他们的显著聚集地。他们扩张发展的敌人或密切交手的联盟依次为古埃及帝国、希腊人、罗马人等。公元前12世纪初期是腓尼基王国最强盛的时代。中国古代青铜考古点一般都会出土大量海贝，并且那些海贝还不属于中国北方，而是来自印度洋附近，而且海贝最终还成为中国古代的货币。另外，殷人不仅冶炼青铜，而且已经开始了丝绸贸易，中国纺织的发达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触发机关，尤其是中国发现大量腓尼基字母，这些都加大了中国殷商人即腓尼基人殖民地的可能性。
赫梯帝国解体后的接班人是波斯人，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成为亚洲历史上最大帝国。波斯人的祖先是从北方的中亚在4000年前南下定居的，他们半牧半农，拜火教是他们的特色，最初的帕尔斯即与拜火教有关，中国的炎帝假如来自西方，那么波斯是其故乡则顺理成章。波斯人还自称是雅利安人，与印度的雅利安人有关。周朝依然具有相当的外来性质，由于中东后期的崛起者是波斯人，中国周朝的答案也应该去中东的北部地区去寻找。
不过周王朝的同谋者也有明显的犹太教色彩。他们的主要关联人或其母系为崇拜白石与白羊的羌族或姜姓，这些人与后来中亚一带的大月氏人等族系有关，起码周人主动联盟了先前被殷商击败的敌人：夏人。羌夏一家，姜夏一家，夏周通好联姻或为某种复杂的继承关系，周人的母系基本上都是姜家女。今天川西一带的羌族，很可能是周族中东亚土著的那个部分，其主要成分为O3类型，经研究他们有古代犹太教崇拜痕迹。而中国汉族的诸多婚俗与节日其实与中亚人多有重叠成分。从印度东北到东亚地区都是O3人群的分布地区，难道O3人群是从南亚过来的青铜主力军？
从印度到东亚地区的古代通道一直是围绕着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构成，中国三代的形成很多秘密就围绕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交通要道那里，并且与雅利安文化有密切关联。强龙不压地头蛇，即便是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也要与他们结合才有意义吧。
从东周开始，中国的本土化明显加强，西部旧大陆势力继续稳驻东亚已经不太容易，之前的宗教势力瓦解，开始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大GM时期。到秦朝，嬴政更是宣布自己才是中国第一个皇帝，说明自他开始彻底摆脱了殖民旧体系，并且他用暴力第一次统一了东亚大陆。有中国学者认为他继承了波斯帝国体系，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帝国东征的影响，但或许是直接在之前的周人文化基础之上直接演变而来的。
短暂的秦帝国由于缺乏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维系，在秦始皇突然去世后轰然垮台，代之而起的是汉朝。这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汉人的起源，自此以后生活在东亚核心地区的人们都自动归属于同一个民族，至今中国人大多数自认为是炎黄子孙。但这些历史建构，是经过多次层累沉淀的结果，最近一次是清末与民国的知识分子的作为。旧时代的历史，距离真实的历史其实很远。
可能的黄金交易网
可以肯定，在中国青铜文明出现之前已经有西部旧大陆的商贸人员与东亚腹地有着秘密的商贸交通，尽管我们尚不清楚他们交易的内容为何，黄金可能是他们最初的目的之一，甚至在青铜贸易之前就开始了。这样，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部分据点，当然并非所有东亚移民的目的都是黄金。正如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主要动力也是寻找黄金，但是也做其他的生意。汉朝开始黄金大兴，潜在说明了之前殖民时代的贸易格局结束。
西部旧大陆“发现”东亚时期，泛地中海东部地区文明发达，装饰性黄金大量需要，而东亚人却尚未注意到黄金的价值。尤其可疑的是，在东亚腹地，尤其是长江中上游一带流传着黄金不能近身的谣言，即普通人不能使用黄金，否则会带来厄运，只有神圣才可以佩戴装饰黄金。这恐怕是最初到东亚收购黄金的人故意传下的咒语，这样东亚人就会很轻易地交出他们的天然黄金。
中国并不缺乏黄金产量，中国自2007年是全球第一大黄金生产国。但中国三代时期黄金艺术却不发达，因为黄金可能被西部殖民者广泛收集转运到西部了，不过这导致了中国人另外一种文化发达起来：玉石文化。
玉石文化有可能是收购黄金的一个配套产品，因为西方人擅长石材制作，所以，他们以小件玉器到东亚换取了黄金制品。在东亚地区，以玉璋、玉璧类产品为例，整个东亚地区都有大面积分布。很明显有一个传统或风俗或流行制造中心存在于东亚大陆，自6000年前的气候变冷开始后的长达3000年里，他们以玉器形式有组织控制着整个东亚的信仰与精神体系，因为普通个体根本没有可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覆盖整个中国地区，只有更高文明的外来者有此策划组织能力。从宏观上看，早期的黄金贸易、玉器加工厂生意一直到后来的青铜贸易，应该都是西部人的一个整套商业运作，其主要范围从陕西到东北赤峰，从云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部都在这个玉石与黄金商业网点之内。后面的三代，并非是突然进入中国的殖民现象，而是某种贸易传统的继续发扬光大，只不过到了三代时期发生了质变，那是文明的质变：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青铜贸易直接取代了之前的玉石换黄金生意。
甲骨文的出现
西亚文字出现于55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出现于3250年前的商晚期。古埃及文明因为比东亚距离更近，所以他们的文字在西亚稍后就出现了。这也可以证明，西亚文明早于古埃及文明。然后出现的文字应该是克里特线性文字A，然后是迈锡尼线条文字B。
另外，有关西亚文字的最早雏形，与外部印欧人的刺激有关。在巴尔干半岛多瑙河流域早已发现许多早于5500年前的文字符号，比如汶查文字。假如不是因为气候原因，狭义的农业文明本来可能首先在欧洲、在巴尔干半岛或环黑海爆发。我倾向于西亚文字是北部印欧人传播的元素。起码我们非常熟悉的楔形文字的主人之一，阿卡德人就是印欧人主体。
东亚文字的起源至今都不清楚，许多中国人依然认为甲骨文是全球例外，与他们原先认为中国人与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的一样文字也是独立起源的。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甲骨文与中国人一样，都是全球文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不是独立起源的，甚至不是单一影响源，而是在外部青铜大潮的影响之下的一种产物。它的象形文字特点不是一种别致，而是一种落后，是东亚落后文明体系的一种适配的结果，正如美洲印第安文字的水平与之文明相配还处于图画阶段，比甲骨文还落后一个层级。
字母文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东亚人在当时尚未进化到识别字母文字的程度，三代时期的东亚文明层级还处于苏美尔时代，所以就保留了原始的象形文字特点。假如不进行文明层级的分析，是很难做出这一辨识的。这一现象倒也证明了，假如当初确实是有一些青铜贸易人群来到东亚殖民，并且外来新客人的势力不够强大，东亚本土势力大过外来者，所以，外来者不得不委屈全球遵从了东亚土著的意见。这个土著不是别人，可能就是O3型父系染色体携带者。或许商人们曾经试用过字母文字，比如天干地支共22个，正是西部很多国家最初字母的全部数目。腓尼基人的字母传说就是22个，并且这些字母都是英雄击败神龙后掉下来的22颗“龙牙”。但或许有些民族咬不动这些“龙牙”，就降维为象形文字。
中国的文字出现在商王朝这个青铜王朝时期。甲骨文是象形文字，当时西奈半岛与两河流域都已经出现了字母文字。商的本意在中国就是长途交易和贸易，因为“行商坐贾”是有区别的，商人就是流动的商人。商王朝就是由一个长途贸易集团组成的大商队。而这个贸易集团属于一个长期来往于东亚与西部世界的大家族，类似于到全球到处行走的希伯来人。所以，我从一开始研究，就把追寻中国的文明起源与希伯来人乃至《旧约》联系到了一起，作为一种方法试图建立东亚与西部整体的文明传播模型。
我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探讨中国的文字起源：《汉字起源新解》。从文字起源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形成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影响来源。印度河流域的古老文化如同后来的佛教文化一样可能同样覆盖过中华大地，只是很少人能够分析出来这一根源。透过文字的成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西部人，从中亚到中东，结盟进入黄河流域，控制了华北平原长达几千年之久。其最远的文化痕迹甚至可以看到东欧、南欧、西伯利亚、地中海东北地区的青铜商人。
巨石建筑时代与紧接着的金属时代一样，都意味着复杂大社会的产生。组织协调开始占据人类社会重要的地位，阶级乃至王权或祭司阶层、私有财产等现象逐渐出现，文字就如此应运而生，大商团坐地生根成为国家精英。西亚的文字起源被认为是商业的需要，其实中国产生文字的王朝就是一个商业王朝，更是反映了商业的需求。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繁荣之时，东亚尚未进入狭义的文明时期，他们之间大致相隔2000年的传播距离。人类学家认为，在原始时期人类的传播速度是每年5公里，到工业革命时期加快到100公里。除了极少数文明项目之外，中东只要一出现某项发明创造，东亚在1500-2000年之后就会出现。这是规律性的文明行为，它是地缘造成的一种固定传播效应。
图：
从狭义的角度，中国文明的起源就包含青铜起源，甚至主要是以青铜文明为标志。现在确定了中国青铜文明就是外来的，所以，大致可以确定，中国文字的起源肯定是伴随着青铜而来的一种浪潮，甲骨文里仔细看的话，里面并不缺乏西亚的字母，只是全部都被当作偏旁部首使用了，里面还有大量直接使用的古埃及文字。
中国的文字，从古至今，与中亚、中东和南亚地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字最早的功能是确保商业方便，是制定商业契约的需要。西方从东欧到西亚都出现过印章形式的文字工具，中国也随之出现，并且是大江南北都有，说明了从西部到东亚的人群迁徙或文明传播是源源不断的。如内空球形契约球这样奇怪的形式竟然也传进中国腹地的长江中游地区，它本来在东欧和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常见，所以足见时时刻刻旧大陆的东西之间有着连续不断的文明交流。中国的文字出现依然是作为商业的一个附属品出现，尽管表面看起来中国甲骨文是占卜为多，但实际上中国的文字就是一个商业集团创造的，但是因为某种我们至今所不明的原因文字在商业活动中的行为被屏蔽或弱化了，我们只看到了大量的占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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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纪录片概要：《旧约》与三代 （原文链接 里为该纪录片）
在2018年10月我用很少的资金与一个视频团队完成了一个学术纪录片：《西出阳关有故人——旧约与三代》（哔哩哔哩、腾讯以及油管有放）。该片抽取了一条线索，简述了我对于中国三代起源的一个推理综述，当然那不是我对于三代的全部理解，而是讲述了其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该片主要基于2004年出版的拙著《向东向东，再向东》对于《旧约》和中国考古的对比，认为中国三代起源很可能与希伯来人之间有密切关联，而希伯来人与两河北部的古提人之间有关。
希伯来人就是最早的全球贸易网络钩织者，他们与古提人都是从欧洲某地潜入近东和西亚北部的扎格罗斯山附近的，所以他们与雅利安人也有接触。随后他们曾经入主西亚王朝，如古提人推翻了阿卡德王朝，然后他们又被吾尔第三王朝推翻。亚伯拉罕后裔从乌尔城逃亡埃及帝国的故事很象是一种王室政治避难，从《旧约》可以看出，希伯来人一直与埃及帝国交好，他们之间有着神秘的政治依托关系。
希伯来人的主要组成可能如古提人一样主要是R类型印欧人，然后在西亚和北非由于长期生活融合了J、E等当地父系基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以色列国R、J、E三分天下的局面。同时，历史上人们一直也怀疑古埃及的某些王朝如希克索斯王朝就是希伯来人建立，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实际上就是埃及帝国的第十八王朝法老爱赫那吞（公元前1379年-公元前1336年或公元前1334年，AmenhotepIV），人们推测他因为宗教改革失败逃亡，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一神教：犹太教。阿吞即太阳。古埃及帝国法老的面纱至今并未掀开，深层复杂关系的探索至今甚至因为民族和宗教关系更为讳莫如深。我们今天依然在“历史”之中。
就在古提人在西亚被推翻后的第12年的公元前2070年，中国传说中的夏王朝就在华北出现。英国学者亨宁等人认为，西亚的古提人是印欧人，讲西部欧洲的吐火罗语，他们进入到中国的西域后成为后来的大月氏人。我则认为，中国夏就是这批吐火罗人所建。不过中国的夏王国分南北，南方的夏人更多古埃及色彩，当时的埃及是全球霸主，具有政治威慑能力，希伯来人打着埃及帝国的名义进入东亚进行殖民。北方夏可能是希伯来人（古提人）与古埃及联合建立的殖民地，在《旧约》中夏朝体现为亚伯拉罕与埃及女人夏甲的具体联姻。夏甲即夏朝。
亚伯拉罕也可能只是一种宗教神名，而非一个具体真实的人物，但夏甲这个埃及人可能是中国夏朝的真实掌控者，夏甲就是夏的开启者，就是夏后。但真正深入中国的人群却是希伯来人或古提人。
由于埃及的帝国势力长期无人可敌，所以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夏朝是以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文明力量征服东亚的，在后人的记忆中夏朝是一个文明而美好的时代。
中国的商朝开端今天也没有实际的证据，但可以推算出始于公元前1600年。商，即商业，并且由此中国进入青铜贸易时代。这个王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完全与东亚的苏美尔“夏”不同，它以凶残和宗教占卜为特色。当商在中国开始占据主动时正是赫梯帝国开始在西亚崛起之时，他们有密切对应关系。商很可能就是赫梯帝国的殖民地。
赫梯人、古提人与希伯来人之间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复杂族源关系，比如他们都有浓重的印欧人特色，并且主要偏于地中海东北角一带。正在冉冉升起的赫梯帝国从地理位置上非常轻易地从北方掐断了古埃及帝国对于东亚的北方通道，直至公元前1285年在卡叠石与埃及帝国大战，埃赫双方签订著名的和平合约，那正是中国晚商甲骨文产生的前夜，所以东亚也进入青铜贸易的鼎盛期。中国的商朝，或者中国的历史，其实准确的文明史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中国的甲骨文乃至比较清晰的兴盛王朝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所以，赫梯帝国与古埃及帝国在万里之外的西亚大战可能不经意间却决定了远方东亚的命运。中国狭义的文明史就是从卡叠石大战之后才开始的。
按照《旧约》的序列，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名字意思为“红”的以东或以扫就是中国商朝的父系祖先，而中国商朝的另外一个自称的意思即为红色:殷。《旧约》里记载以扫迎娶了两位与赫梯帝国有关联的赫人妻子，其中一个妻子名为Judith，这正是中国商朝传说女祖：简狄。他们的时间也完全与中国商朝时间契合，这不可能是一个偶然。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简狄感应于一枚玄鸟蛋生下商人祖先契，丝毫没有提到她的丈夫为殷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商人自称为殷人。似乎在东亚有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编制着完全不同的两套神话与祖先传说。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殖民者与土著各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只是哪个体系在后面占据上风的关系；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于是复杂的殖民体系与政治联姻，很可能有父系与母系政治势力之分。由于赫人属于赫梯帝国，所以，很明显简狄所在的母系势力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话语权，在商朝整体近乎母系社会，以至于在今天流传的商朝神话里只有母系简狄而没有明确的父系传说。并且在后来开发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商王对自己的妻子小心翼翼，而今天发掘出最大的王权象征青铜大鼎，都是属于母系，至今挖掘到的最大商墓也是属于母系。这些都说明了，不仅商朝是殖民地，而且是赫梯帝国的殖民地。
以扫在《旧约》中一般被勘定为公元前1900年前后之人。中国的神话里简狄的第14代孙汤在公元前1600年建立了商朝，并且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的商武丁时期他们的文明程度突然大幅提升，国家、文字、金属冶炼与宗教祭祀体系逐步建立，最后进入到国家文明时期。这是东亚文明的个突变进程。
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一位名啓（qi）、契(qi)、弃(qi)的祖先，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位，应该对应于创世纪里的某一个希伯来人的祖先，中国三代的殖民者都是这个人的后裔。
在西亚，腓尼基人看似经常与犹太人为敌，但他们很可能也是希伯来人的后裔。根据我的大致推算，今天犹太人只相当于最初古老希伯来人的4%的根系，其余更多的希伯来人早已融合或转化为其他的新民族新支系，腓尼基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支系，正如后来的犹太人与犹太人。而阿拉伯人也被认为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的逻辑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历史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未来需要解析的复杂内容还有很多，但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在欧洲的神话里腓尼基人是在地中海北部逐渐成长起来的。腓尼基人与中国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同样称呼自己为“龙的传人”。另外，商朝最著名的一种青铜纹饰饕餮纹实际上很可能是巴尔干半岛著名的戈尔工生死大神的延伸（依据子槐）。这也与中国早期夏人是拉丁语系的古提人或吐火罗人的线索也串联了起来，其实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就在那个地区规范分布。远古历史如同困难的拼图，只要我们有耐心，一切都会逐渐水落石出，这需要我们的耐心。
中国的周朝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对应了赫梯帝国在12世纪的崩溃，埃及帝国重新回到世界霸权的中心舞台。从《旧约》看此时处于以色列国的一个繁盛时期，周王朝很可能是犹太人在东方建立的一个王朝，而这个王朝有12个以色列支系中的“但”家族的直接参与，自古周人中间有多名dan姓之人，所以其政治宗主国就是埃及帝国。
综上，中国三代是一个中东遥控的希伯来人后裔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其中的夏、周王朝可能为埃及帝国控制或联盟，商朝为赫梯帝国联盟。
这个猜想体系建立在中东、中亚、西域和中国的文化与考古之上，主要有吐火罗语的相关研究、中亚哈萨克等地的民俗研究、以色列人与中国共享红色春联的风俗根据，尤其是大量的羌人古宗教习俗与犹太教的一致性。这条新的破解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弥足宝贵，对于破解中国相关的许多其他远古谜团也带来了一丝曙光，甚至困惑中国人多时的孔子家壁中的所谓蝌蚪文看来也不过是西域吐火罗语的佉卢文罢了。
当年的中东霸主影响东亚的格局，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因袭，无论多么遥远，文明霸主最有影响力。人类古老的殖民模式可能一直流行了几千年，但在工业革命时期蔚为壮观，在20世纪却又彻底结束，但俄美大国在全球的操纵和影响一如几千年前，风云变幻，皆为人性这一不变的真理：逐利。
假如说，从殖民地产生的新石器时代为一种文明现象，那么到殖民正式结束为另外一种文明现象，期间经历了大约4000年的时间。类似这样的客观现象，生生灭灭有很多，都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交通条件以及文明理念的转变直接有关。假如以1960年代殖民退潮为界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某种明显转折点来临的一个初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