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表达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

我们都知道,《岳阳楼记》范仲淹的传世名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岳阳楼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阐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价值观;更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因外物的好坏而开心,不因自己的得失而悲伤,是一种十分豁达的生活态度。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一直佛系生活的态度无所谓,怎样都行,什么都可以,全都没关系。可是让范仲淹放下一切,不再为国家和百姓操心,孑然一身、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去生活,什么也不在乎,显然是不现实的。文豪范仲淹不可能真的像普通人那样,真的什么不在意了,单纯的追求我们理想中所谓的“佛系”生活。他这一生都在操心,忧国忧民是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执念,不论是什么情况,不论是身在哪里,哪怕是经历了三次贬谪,也从没有放下过对国家安危的担忧。他对自己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是说自己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看开了,而是告诉自己不要在意自己的得失,要在意国家百姓的得失: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坏而开心,要因为百姓国家的好坏而开心;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悲伤,要因为百姓国家的得失而悲伤。看上去是表现了他的豁达不在意,其实是说他在意的东西更重要,放不下的东西更沉重,实则是在意的更多了,放不下的更多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是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文武兼备”、“智谋过人”的范仲淹,无沦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都是集重望于一身,极其富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心忧天下,只要朝廷需要,国家需要,他都是随叫随到。他在《岳阳楼记》中写到的,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人生观,价值观。范仲淹一生追求和向往都是,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看开的“佛系生活”,他的“佛系生活”就是为国为民的操劳。可能他的“佛系生活”才是真的佛系生活,因为在我们心中的佛,本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殚精竭虑,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渡世救人。范仲淹的一生都是如此,一直都在为国为民操心。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被贬在外担任地方官时,他都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范仲淹的仕途,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顺风顺水的。早期就被晏殊看重。他二十七岁中进士,就开始在地方上任职。之后就被晏殊聘用,管理朝廷应天书院,那时范仲淹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而范仲淹在为母亲服完丧后,就被晏殊给推荐给到了朝廷,担任了秘阁校理。但是当时的朝政是被太后把持,直言不讳,性格正直的范仲淹接受不了后宫女子把政,于是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皇帝,没得到允许,之后就收到朝廷排挤,于是只能自请出朝,到地方上去任官。直到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去世,仁宗亲政,才将范仲淹召回,任右司谏。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仁宗欲要废后,范仲淹因为和众谏官一同上书劝阻皇帝废后,惹得仁宗不喜,被仁宗贬出朝廷,再次前往地方任职,曾先后在睦州(杭州淳安)和苏州任职,在苏州任职时政绩优秀,颇有好评。直到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冬季,才再次被皇帝召回。这次被召会京城的范仲淹被判国子监,后来又担任了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等职位。直到第二年五月,又因为反对迁都洛阳,与宰相吕夷简意见不合。并且和百官一同上《百官图》直接抨击吕夷简,被吕夷简直接指为“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而贬知饶州(江西鄱阳县)。后来又到润州(江苏镇江)、越州(浙江绍兴)任职。而这时候到地方上的范仲淹也没有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夙愿,每到一地,他必定兴学助教,大力发展当地的教学。而这段时间,正是西夏元昊皇帝大举侵略宋朝边境的时候。此时的宋朝重文轻武,军事力量强差人意,几次出兵失败。直到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经过陕西安抚使韩琦的推荐,进入君主任知永兴军,之后在途中转为陕西转运使。很快,范仲淹的“文武兼备”、“智谋过人”在军中得到了展现,声名鹊起,韩琦和范仲淹就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陕西延安)。在第二年,又诶任命为知庆州(甘肃庆阳)。在西北守边的期间,范仲淹面对西夏军队的凶猛进攻,积极的采取以防守为主,占据险要、步步为营进逼西夏的策略,并取得了极大成功,提高了他的名望和政治地位。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和西夏准备议和。范仲淹与韩琦入朝为枢密副使;到同年八月为胜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并上十策《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开始了他的“庆历新政”改革。但因为准备不充分,导致新政太仓促,而且严重触碰到了当时地主阶级的毅力,以至于遭到了保守一派的激烈反对,致使第二年下半年“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事后,范仲淹等革新派因遭到保守派的谗言陷害,被贬出朝,这也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朝,之后再也没有回过京城了,任知邠州(陕西彬县)。直至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改知邓州(河南邓州),至此之后就完全远离了当时宋朝的政治中心,几乎进入半退休状态。那时的范仲淹还在邓州创建了百花书院,并且还亲自讲学。之后,范仲淹又知杭州、知青州。直至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安徽阜阳市)。五月二十日,在上任途中,走到徐州市,去世。十二月,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谥号“文正”,被后世称之为“范文正公”。范仲淹的一生,在朝廷里做高官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外地做官时,也从来没有忘记关注国家安危。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竭尽全力。哪怕是在地方上为官,他也没有忘记过为国出力,一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至死方休。完完全全贯彻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观,价值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可谓是贯彻了范仲淹的整个人生,从入朝为官开始,他就一直在坚持自己这份崇高的人生理想。不论身处何方,是江湖还是庙堂,不论身居何位,是高官还是小吏;不论是何种情况,乱世军中还是和平京城。他都一直一如既往,不忘初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阐明了范仲淹这一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结合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就能找到,他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而是在意着更重要的事情。不在意个人生活的好坏,不在意个人的得失,要在意的是天下的忧虑喜乐;不因为个人生活的好坏而开心,不因为个人的得失而悲伤,要因为天下的忧虑而忧虑,因为天下的喜乐而喜乐,这就是范仲淹爱国爱民的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作为宋朝文学开山、士林领袖,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着儒宗仁义;同时还以自身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范仲淹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他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早已成为了后世人所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他阐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价值观,早已经是后世爱国人士的处事原则。他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更是已经成为了现在仁人志士追求的伟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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