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最大的遗憾是未写完《鲁迅传》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5期
作者：黄薇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设“作家文库”展厅，当作家把其藏书或与创作相关的物品捐献给文学馆，达到一定规模，文学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建一个文库。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有81个文库，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便是唐弢文库。他的新文学书籍的收藏，称得上独步天下，总计4.3万册，其中难得一见的珍贵初版本和毛边本比比皆是。巴金当时就评价：“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
2013年3月3日，是唐弢诞辰一百周年。爱书人唐弢自称“为读书而藏书”，他的《唐弢书话》、《晦庵书话》在读书界影响巨大，在方寸之地的篇幅里写出了独到的知识、文采与品格。怀念唐弢的文章，往往不约而同提及他的《述怀》一诗：“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
父亲之死促他踏入文坛
唐弢的博士生汪晖回忆老师，“不止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到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那声音洪亮又带着浓厚的镇海乡音……”唐弢爱诗，终生都重视诗，推举“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他最初与文学发生关系也是写旧体诗。但在汪晖看来，“虽然他的心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但他）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
这也许与唐弢艰辛苦楚的童年有关。他曾感叹，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始终离“天上的花园”远了一点，而脚永远踩在中国的大地上。
唐弢，原名唐端毅，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西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父亲上溯五代都不识字。他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家庭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不识字，唐弢父亲曾与人合伙做生意时吃了大亏，他便一心支持儿子上学。这招来了富人们的冷嘲热讽，而父亲的决心不可动摇。唐弢十四岁时，父亲甚至典押房屋，将他送到上海洋人办的华童公学。
家境十分艰难，但唐弢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有一件事让他铭心刻骨：父亲从乡下来看他，唐弢缠着父亲买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词源》。标价四块的价格比两担稻谷还贵。“能不能不买呢？”父亲犹豫着商量道。“买。我读书离不开它。”“太贵啊，你再想想？”父亲的声音已经发抖。“父亲终于从腰包里吃力地摸出四块钱，数了两遍，颤巍巍地递到那个店员的手里。我望着他，他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我的鼻子一阵酸……”当晚，唐弢后悔得大哭一场。
等到他十七岁时，父亲因生活的重担变得精神失常了。唐弢只得被迫辍学，出来谋生。恰逢上海邮局招考，他顺利考入，成为一名邮局的拣信工。唐弢说自己走上文学道路与父亲之死不无关系。1933年除夕，父亲病故，他既伤怀逝者，又背负起父亲遗留的不轻的债务，“遭人白眼，受人冷遇，心头有驱不散的寂寞之感，要想发泄”。处女作《故乡的雨》，正是惆怅心境的写照，首次使用唐弢这一笔名，发表于当年的《申报》“自由谈”上。唐弢自此开始了近60年的文学生涯。
特务眼皮底下寄送信件
唐弢读书的爱好越发高涨。邮局的工作是三班倒，每班工作六小时，他便主动要求坐夜班，以便白天有充分时间跑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他就遍访旧书铺，城隍庙、老西门、护龙桥，处处留下身影。他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进步书籍。唐弢最爱鲁迅犀利深刻的文字，《二心集》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他逐渐转变为一个思想左倾的进步青年。
1932年《申报》副刊由黎烈文接任主编，编辑思路革故鼎新，在社会上掀起了继《新青年》后的又一散文写作新潮，此后无数刊物效法，致使1933年被称为“小品文年”。唐弢这个名字便在这一年脱颖而出。眼界逐渐开阔的他，接连在《自由谈》副刊上发表杂文，从此一发不可收。他自谦“只配写些不入于‘艺术之宫’的‘鸡零狗碎’的杂文”，但更多时候，他是用杂文作为针砭时弊的工具。他后来回忆，即使“在整个‘孤岛’时期，我没有停止过杂文的写作”，“这使我更爱我的匕首，更多地愿为创作匕首式的杂文而努力”。唐弢一生数杂文创作数量最多，比较有名的《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等，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隽永的印记。
唐弢于1937年申请加入中共，组织让他先在党外工作为好。他于是借自己在邮局工作之便，为党员朋友和文艺界进步人士帮忙寄送了许多信件。当时军统和中统都派特务到邮局检查，“蒸汽法”、“针刺法”无所不尽其能，信件一多，还常搞突袭。唐弢和同事便会等特务抽查完后，再将托寄的信悄悄塞入信堆，或委托工人在最后封邮袋时将信投入。来信则“存局候领”，存在邮局等本人来领，不见痕迹。万一特务注意了，就由唐弢通知收信人不要来领。
因为书，唐弢在上海还结识了不少好友。徐家汇有个废品店，他常去淘书，在那儿认识了也爱寻书的高中生黄裳，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他在旧书摊前流连，还常常会遇见一位身穿长袍、腋下夹着几本旧书的中年人。数年后再次相遇，经人介绍才知是钱杏邨，大名鼎鼎的“阿英”，他也是上世纪30年代最早一批写作书话的文化人。著名书画家黄永玉一直感怀年轻时唐弢对他的关心。1940年唐弢已是上海邮局的甲等邮务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他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多挣一点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孤岛”陷入日伪手中，环境险恶。直接讽刺的杂文无处可以发表，唐弢就改写以南明历史为题材的杂文，历数汉奸们的可耻下场。不久日伪弄清了他的身份，唐弢无法继续在邮局存身，只得暂时离开，直到抗战胜利，才重回邮局。
鲁迅的私淑弟子
唐弢与鲁迅结缘，还得从一件误会说起。唐弢1933年在“自由谈”副刊上接连发表《好现象》、《新脸谱》等杂文，笔锋锐利，生发跳脱，国民党的“文探”们一时认定“唐弢”是鲁迅的另一个笔名，群起围攻。所以等到1934年唐弢第一次见到鲁迅时，鲁迅诙谐地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哩。”
唐弢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但在他心里，鲁迅俨然是一位精神导师，而且“又很随便，没有架子”。鲁迅也关注着这位青年作者的成长。他欣赏唐弢的史学修养，建议他参考日本《近代文艺笔祸史》，编一部近代中国文网史；也曾提醒他：“写《自由谈》上那样的短文，有限制，有束缚，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好处，最好还是写长文章。”
鲁迅好书，尤好没有经过机器裁切的毛边本。唐弢受其影响，也特别钟爱毛边本“拙的美”，为此自称“毛边党”。1936年，当朋友告诉唐弢鲁迅去世的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哇哇大哭，接着大骂对方造谣，几乎有点情难自禁。他怀念鲁迅的散文《琐忆》，几件小事活生生勾勒出鲁迅对待青年们近乎傻气的热情，写得情真意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多年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
鲁迅研究从此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938年复社计划出版《鲁迅全集》，唐弢自请参加了编辑和校对。七八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工作，一部600万字的《鲁迅全集》，短短四个月就全部问世，堪称奇迹。从1942年起，唐弢又一个人搜集、抄录、校对、考订没有收入《全集》的鲁迅散佚之作，先后编成《鲁迅全集补遗》（1946年）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年）。
1944年，唐弢受郑振铎委托与刘哲民一起赴北平，几次拜访鲁迅原配朱安，终于成功劝说她放弃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这一当时惊动文艺界的大事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后来唐弢甚至个人汇给朱安一千元帮她暂且维持生活。这批得以保存的珍贵书籍，为日后的“鲁迅研究”和鲁迅纪念馆的创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1949年后，唐弢撰写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鲁迅的美学思想》等一系列论著，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被公认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
唐弢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的藏书家身份。他在《书城八记》中曾写道：“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
浏览唐弢的藏品如入宝山，其中不乏新文学的初版本、毛边本和签名本，与极其稀见的1000多种当时的文学期刊，比如192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第一个白话诗集《女神》，其初版全世界仅余三部；1902年出版的《新小说》第一号；特殊的禁书版本《雪》，即巴金的《萌芽》；一些遭政治封杀只出版过一两期的进步文学刊物等等，不啻一部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因而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誉。
书话在中国源远流长，不少学者文人都写过大量的题跋、藏书记及目录解题一类的文字，有的侧重校雠，有的侧重版本，也有的着重谈掌故。唐弢的书话受推崇，因为他既有继承，也有发挥，别开新流。他从1940年代开始写书话，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明确主张应以散文的笔法写书话，“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唐弢以他精于版本考订的学识，配合实际的丰富收藏，专攻新文学的书话。叶圣陶就曾评价唐弢：“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
唐弢嗜书如命，在现代文学家中是出了名的。他家境并不富裕，以一人之力，如此可观的收藏可以想见背后的朴素节俭。他晚年身体虚弱，仍常去琉璃厂买书，一次买了两大摞拎不动，竟将拐棍当扁担将书挑上了公交车。快到家时，拐棍断了，他累得坐倒在地上，这一幕正好被下班回家的儿子看见，深深印在心底。唐弢逝世前未明确表示藏书何去何从，他的后辈说，作出将藏书悉数捐赠现代文学馆的决定，也是感动于父亲对书的痴迷。作家舒乙亲自参与了唐弢藏书的整理工作，他说，当把4万多册书拉走时，唐弢的家就空了，那一瞬间，舒乙想到一个词：家徒四壁。
未完成的夙愿《鲁迅传》
上世纪80年代就读大学中文系的人，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概不会陌生。1961年，中宣部和高教部组织编写一批大学文科教材，唐弢主编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用了三年时间，写出征求意见稿，但被不久后的“文革”打乱，下半部分毁于一旦。直到1980年，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才全部出齐，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风行数十年。
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轰轰烈烈而来，这是新一代年轻人意欲打破曾经单纯以政治需要、意识形态来评判文学作品高下的窠臼。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被划入“清算”行列。尴尬窘困，可想而知，但七十多岁的唐弢却没有回避问题，反而发表一系列文章诚心诚意地检讨、反省。“譬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功过两端，我们都叙述得不够充分。”“就作家的评价而言，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杨绛等的评价确实低了一点，适当地提高这些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等等。
唐弢总结自己为学的经验：“我的宗旨是遍读万卷书，读破书一卷。一般的书简单地浏览一下，好书就反复读、读破它。”他一生勤勉，自谦“成名早，底子差”，“我没读过正规大学，基本功不足。我的办法是下苦功边做边学。如果人家写一篇文章用两天时间，我就用四天时间，认真查材料，认真写。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
在74岁高龄，唐弢开始提笔写鲁迅传。当时陆续出版的鲁迅传记已有十部之多，他说：“我不想写第11部！”他决心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此做了极为详细的资料准备。比如为研究鲁迅学医的过程，他两赴日本作调查收集资料；为考查鲁迅杂文何以具有很强的论辩力，他曾阅览“绍兴师爷”办案的若干书面材料；为研究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不但读尼采，而且还比较了如卢卡契等人相关大部头的论著，写下心得……汪晖回忆，唐弢的鲁迅传起初定名为《鲁迅传——一个天才的颂歌》，但写完几章后，又改为《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这之中也隐含了唐弢对中国社会和鲁迅不断深化的认识。
唐弢生前表示，自己有两个愿望，一是写《鲁迅传》，一是写现代文学史。他到晚年杂事缠身，多病的身体与极严谨的治学风格，终让《鲁迅传》成了未竟之志。1992年唐弢因病离世，《鲁迅传》在学术刊物上连载了十一章便戛然而止，只占全书计划的三分之一。夙愿未了，余响绕梁，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