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籍出版何以如此繁盛？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士人高濂对宋版书有以下的评价：“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崇祯年间（1628-1644），藏书家毛晋就曾在自己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宋版书启示：“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号称收藏宋版书二百部，故名藏书楼为“皕宋楼”。事实上，两宋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其中最为突出表现在书籍出版产业上。

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寺门东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铺。”“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胜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令曲之类。”现在我们看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中便有“书坊”的店铺。由此可见，宋代首都开封的百姓对书籍实有一定的需求，于是城中处处是书店。

两宋时代出版产业大盛，可以从软件配套及硬件配套两个方面分析。

礼士崇文

宋代自太祖立国以来，奉行重文政策，尊重读书人，重视文化。例如石介认为：“古之养士也薄，今之养士也厚。”“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蔡襄：“国家既平四方，追鉴前失，凡持边议，主兵政，内有宥密而外方镇，多以儒臣任之。武臣削去牙角，磨治壮厉，妥处行伍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然则今天下安危大计，甚倚重儒臣乎！”此为软件配套之一。

完善科举

961年科举取录进士有11人，962年科举取录进士有15人，至992年科举取录进士猛增至353人，诸科取录亦有774人。据研究宋代科举与教育的学者李弘祺教授的研究与分析：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之中，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为7,833人，占总数的52.71%。此为软件配套之二。

推动官学

1044年太学收生人数为200人。宋仁宗末年太学收生人数为600人。1104年太学收生人数猛增至3,800人。官学的大规模扩充，无疑令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此为软件配套之三。

重视刻书

宋代奉行重文政策，并且非常重视刻书，投入了大量资源印刷书籍，因为宋太祖认为“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非书籍，何以取法”。而宋太宗亦提出读书的好处，认为“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士人邢昺指出“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书版大备”，说明了宋代官方印刷书籍量既大，质量也精致。此为软件配套之四。

印刷产业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上述记载详细说明了活字的制造流程及其优势之处。此为硬件配套之一。

制墨产业

制墨最基本的材料是松烟与桐油的油烟。宋代赵希鹄认为“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南墨用油烟，故墨色纯黑。”苏东坡指出“近世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说明了当时士大夫对用墨非常讲究。明代高濂对宋版书的用墨评价甚高，认为“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灭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此为硬件配套之二。

造纸产业

据记载，宋代时“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一焉。”“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南山，二曰假蕠，三曰清水，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溪纸最精洁，凡官私簿契，书卷图集文牍，皆取给于是。”此为硬件配套之三。

三大出版系统

在众多软件及硬件配套下，宋代发展出出三个重要的出版系统，分别是官刻、私刻及民间刻。官刻是指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单位所刻印的图书，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都不刻书，只是使用公费去刻书，通常称他们所刻的书为官刻本。私刻就是指私宅、家塾和书铺、书坊、书肆等以个人之力所刻的书，通常称之为私刻本和坊刻本，其中坊刻专以刻书为业，偏布大江南北。坊刻主要以文学、科举及生活用书为主。宋人岳珂《愧郯录》有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其中私刻的底本精善，校勘仔细。坊刻印量颇大，流通广泛。至于民间刻，论其投资来源，既非公费，也非私人资金，而是通过民间集资而来的，包括募捐或家族集资，某些寺院、道观、祠堂、书院等所刻之书，就属此类，如1221年广陵赵氏祠堂集资刻印了《复斋易说》六卷。

一直以来，宋代被视为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这从当时书籍出版产业的繁盛便可见其一二，而宋版书在今天亦成为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梁偉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