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州之战，大唐一着不慎，误了中后唐200年国运
松州，今松潘，摄于2013年
松州，大唐西南的边陲重镇。
公元638年的一天，松州军民惊讶地发现，西面席天幕地杀来一支军队，逢人便杀，见牛羊就抢，狂风骤雨一般杀到了松州城下——
闻听此讯，时任松州都督的韩威来到城头一看，只见对手全都身披铁甲，黥面纹身，口中哇哇怪叫，气焰十分嚣张，这是大唐军民从所未见的敌人。事实上，此前的隋朝，甚至一直上溯到北魏、西晋、三国、两汉、秦朝和春秋战国，这个方向的汉人也从没见过这么装束怪异的野蛮人。
大唐军民对西部的邻居并不陌生，那就是号称女儿国的苏毗，再往北就是白兰羌和党项，大唐龙兴以来，这些部落大都和大唐维持着良好的睦邻关系，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如今，这帮野蛮人不知突然从哪里冒了出来，让城头的韩威一头雾水。
这帮野蛮人极为凶悍，面对城头哇哇乱叫，手里挥舞着一颗颗人头，那正是刚才不久还在城外放牧耕种的大唐百姓。韩威和手下将士一看，全都热血上涌，要知道，这可是立国才刚刚三十年的大唐，在不世君主李世民的统领下，中国进入了最为强盛的时代，战功显赫，彪炳史册，前无古人，至今没有来者。对韩威和手下将士们而言，正常的逻辑是大唐将士奋发昂扬，拓土开疆，只有我打他人的份，如今倒好，别人竟然主动打上门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韩威都懒得跟对手口头搭理，一声令下，当即带领城内五千兵众杀出城来，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帮野蛮人。然而，身经百战的韩威怎么都没想到，这帮野蛮人就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口中哇哇怪叫着进攻上来，不管唐军如何拼杀，对手就像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无休无止——
松州城北部景貌，摄于2013年
这是中原政权历史上第一次正面遭遇吐蕃军队的攻击。
这支军队的首领便是吐蕃历史上最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在他主政下，蒙昧落后的吐蕃突然爆炸式发育，火箭般升空，国力空前壮大。此前不久，吐蕃刚向大唐发出求婚的国书，要求迎娶大唐公主，但不知吐蕃为何物的大唐，毫不犹豫地予以了拒绝，这让松赞干布遭遇了当头棒喝，心态失衡之下，当即率领手下主力，以及周围刚刚被征服的部落力量，一共二十万大军，侵犯大唐松州。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资治通鉴》）
当时的吐蕃军队，以砍下敌人首级多少论功行赏，所以发生了刚才血屠大唐百姓的一幕。
当时的吐蕃军队作战方式极为简单，那就是正面硬刚，全军死战。这种战法跟中国历史上另一支军队很像，那就是秦末项羽率领的楚军，破釜沉舟，不留后路，拼死一击。但和楚军全力一击稍有不同的是，吐蕃军队被分成一个个攻击梯队，前队若无军令绝不能下撤，否则会被后军处死。这样，没有退路的前军就只剩下华山一条路——要么你死，要么我亡，和对手玩命血拼，这种军队的正面作战威力，可以用恐怖两字来形容。
这就是韩威面临的战局，不管唐军如何英勇杀敌，也根本挡不住数十倍于己的敌手，最后韩威血染战袍，拼死杀回松州城内。
当夜，松州的告急文书就飞送千里之外的长安。
然而，比韩威的告急文书先到的，竟是松赞干布的威胁文书，他向当时的“天可汗”李世民发出了这样的威胁：
“吾此来，即为公主。若公主不至，我定深入，未尝不可入长安！”（《旧唐书》）
要么给公主，否则就带兵杀入长安——赤裸裸的威胁！
估计这是李世民一生中收到的最狂妄的威胁，无法想象当时李世民的震怒程度。
当时的大唐，如日中天；当时的唐军，天下无敌，甚至把突厥这样的超级强敌都给收拾了，如今倒好，竟有人不知天高地厚，倒欺上门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松赞干布没等到公主，等到了另一支军队：大唐吏部尚书侯君集和副将执失思力、牛进达、刘简率领的五万铁甲军，众人千里追风，星夜驰援松州。
不是想掰一下手腕吗，行，同样是主力部队，五万对你二十万，来做个了断。
松州南城门，摄于2013年
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过瘾。
然而只能想想，因为打打还真不过瘾。
侯君集的主力大军未到，牛进达的五千前锋就已兵临松州城外。
介绍一下：牛进达，当年瓦岗寨故人，和秦琼、程咬金一伙的，也曾投奔过王世充，后来随秦琼一起投靠了李世民。
这样，我们有幸见识到当年击败大隋主力骁果军的瓦岗寨将领，如今硬抗松赞干布的吐蕃主力的场面了。
牛进达赶到松州，已是黄昏时分，可以想象这支前锋军兵行之速。也正因为太过迅速，吐蕃军队事先竟然一无所知，没有做出任何防备。
望着黑压压的吐蕃营帐，牛进达当机立断，立即进行了临阵总动员：抓住战机，趁夜发动攻击，情愿者跟上，不情愿者退下。
五千唐军，竟没一个落下。
当夜，无数支火箭射入吐蕃军营，燃起了熊熊大火，牛进达的前锋军如同屠龙宝刀，急速切开吐蕃军队防御，急取吐蕃中军——正在酣睡的吐蕃军队来不及反应，很多成了刀下之鬼。
吐蕃军队勇力可嘉，但作战智慧根本不及格，一下就被唐军冲得七零八落，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四下逃窜，松赞干布本人也在亲信护卫下，遁入了茫茫夜色之中——
杀鸡，真的要用牛刀，牛进达这把刀，够快！
松州西部，黄河九曲十八弯，摄于2013年
松赞干布后来召集残兵，发现损失了三千人马，应该说主力还在，还有再战的能力，但此时的他连再战的心气都没了。于是第二封信发出了，送信的使者就是他的大相——禄东赞，吐蕃名为东赞域松，同时带上的还有无数金银财宝，以及柔柔的身段，款款的软语，这才符合一个求婚者该有的姿态。
这样，对待吐蕃究竟是接受和亲，还是继续征讨，就成了长安朝廷上一个对立话题，对立双方分别是：侯君集等主战派主张一鼓作气，不留后患，彻底歼灭崛起的吐蕃势力；魏征等主和派建议就此罢手，休养生息，让百姓乐居安业。
匪夷所思的是，一代英杰李世民竟在我方占优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妥协绥靖的决策：接受魏征的和亲建议，派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决策！
这是大唐最为强盛的时期，开国名将云集的武力精华时代，纵容西南方向崛起一个强大的对手，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无穷祸患，甚至改变了后世中国一千多年之国运。
吐蕃发家之初的政域图
这一决定到底埋下了怎样的恶果呢，这里提前剧透一下：
首先，吐蕃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趁着这个机遇期，松赞干布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同时四下兼并扩张，消灭了西部的象雄（另译：羊同或香雄），并将北部的吐谷浑打得落花流水，663年，吐谷浑被赶入大唐河西走廊，从此灭国。649年和650年，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先后逝世，此时吐蕃已经扩张到四十万大军，力量空前膨胀。
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大唐被迫撤销安西四镇，至此双方终于彻底撕破面皮，大唐派遣薛仁贵和郭待封率领十万大军西征。薛仁贵大家都知道，大唐一代战神，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吐蕃主帅——钦陵，那是禄东赞的儿子，吐蕃一代战神。结果两位战神在青海共和往南的乌海（冬给措纳湖）遭遇，十万唐军撞上四十万吐蕃大军，一战下来，“唐军大败，死伤略尽”，薛仁贵和郭待封等人仅以身还，大唐遭遇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败。
薛仁贵兵败后，李治又派遣中书令李敬玄率领十八万大军西征，结果又差点全军覆没，洮湟谷地朝不保夕，至此，整个大唐已是闻蕃色变，被迫调动全国资源进行防御。这样，从河西走廊的陇右道，往南到河湟谷地的河西道，并一直延伸到川西的剑南道，大唐漫长的西部防线全都笼罩在吐蕃大军的刀光剑影下，被迫屯驻重兵，聚集财赋，严防死守。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一下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东面讨伐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反叛势力，西部防范吐蕃无休无止的进攻。这种战略态势有多恶劣，想想二战中的德国就明白，德军那么骁勇善战，也无法同时对抗东部的苏联和西部的英美；同样，大唐再怎么神勇无敌，至此也是首尾难顾，进退失据，甚至一度被吐蕃攻破长安，真应了松赞干布当年那句话——“未尝不可入长安。”
无奈之下，大唐被迫召集各方力量进行反制，这样又让东部的河朔三镇获得了喘息之机，最终演绎成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此后，大唐一直在吐蕃和藩镇之间两线运作，生存态势也一直没有改善，先天埋下的祸端，后天再怎么折腾，也无可挽回了。
松州位置图，位于青藏高原和成都盆地过渡带，是吐蕃侵犯大唐的跳板
“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公元680年时的吐蕃，也就是松州之战四十二年后，吐蕃势力空前强盛，“诸胡之盛，莫与为比”，大唐终于成功培养出一个超级战略对手，直到842年吐蕃崩溃。在这满打满算将近两百年时间里，吐蕃一直如同疯狗一样追着大唐撕咬不放，虽然因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出现过短暂的罢兵休战，但打仗永远是主旋律，厮杀从来是大格局。某种意义上说，中后唐能够运作的国力只有一半，另一半就是被吐蕃耗光的。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
大唐灭亡后，后来的五代乱战，中原势力耗尽内力，竟然助长了北部契丹辽国的崛起，此后女真金国、党项西夏、蒙元帝国星火接力，中原汉人再也没能一统天下，大唐那一世的无尚荣光，再也没能回归中土大地。
而这一切罪业，都肇始于魏征的和亲策略，后面的惨淡历史，只是核聚变产生的链式反应而已。
魏征的绥靖思维并非仅限于吐蕃，甚至在西北的高昌和北部的薛延陀，也一样活字排版，雕版印刷，李世民耳根子一软，竟然在薛延陀方向也听从了魏征，唯有在高昌这里听从了侯君集。当然，结果也很分明，高昌很快就被侯君集消灭，而薛延陀则像蒙古高原上的野草一样疯长起来。
薛延陀，铁勒族的一支，由薛和延陀两个部落联合而成，本附属于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唐军打垮东突厥的副产品是：为薛延陀除去了天敌。对大唐来说，此时加强对薛延陀的控制，也是顺势而为，理所当然，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魏征竟又坚持姑息绥靖思维，建议李世民册立薛延陀首领为真珠可汗，纵容其自由发展。
有魏征这样的第五纵队支持，薛延陀想不壮大也难，贞观后期已经彻底掌控了东部蒙古高原，出征辽东的李世民实在无法安心，不得不在河北布置重兵，防上一手。这样的战略被动局面，让朝堂君臣全都如鲠在喉，这在《旧唐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李世勣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也。’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此诚征之失”，到了这时，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勣，都已充分认识到当初魏征的短视带来的长久危害，李世民也道出了当时听从魏征谏议的原因，那并非自己也短视，而是不想因此堵塞了大臣们进谏的言路。
疯长后的薛延陀很快野心暴露，开始攻击已经归化于大唐的突厥残部，这下终于给了大唐一个声讨的理由，李世民再也不会错过天赐良机，就在东征高丽失败后的第二年，李世民就迫不及待，派出了李勣、李道宗等人讨伐薛延陀，一举根治了北部边患，这可看作是大唐的亡羊补牢行动。
但在西部，大唐再也弥补不了了，因为此刻的吐蕃已经空前壮大，没有什么牢狱能够封锁得住这头猛兽了。
那么，魏征究竟吃了什么天竺神药，为何要一再纵容周边对手呢？
《旧唐书》有段文字记录了他的心态：
“征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
从这段文字看，魏征的出发点并无不妥，他也希望能够辅助大唐强盛壮大，自己能够成为所谓的“良臣”，只是他的格局太小，眼光太短，简单地认为只要修炼内功，养民生息，经济发展了，国家强盛了，自然就没人敢侵犯了。魏征不知道的是，发展是相互的，你发展人家也没闲着，你强盛人家也壮大了，小老虎不加控制，大老虎还控制得了吗，星星之火不扑灭，燎原之火还扑灭得了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远交近攻，防患于未然，这些都是基本的治国理政的道理，国家战略布局犹如围棋落子，要有长远经营的眼光，不能仅考虑一时之安定，而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古语说得好：“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诚哉斯言！
所以整体而言，为人镜鉴的魏征虽想成为良臣，其实充其量也只能称是内政良臣，却是不折不扣的外政庸臣。五年后，魏征一命呜呼，却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烂摊子，误了中后唐200年国运，误了后世汉人千年生存格局，罪莫大焉！
闲聊一句，后世都把隋炀帝杨广看作是千古昏君，其实在国家格局上，隋炀帝目光如炬，洞穿未然，远非魏征这样的庸臣堪比。早在609年，炀帝就亲征吐谷浑，后来又倾举国之兵东征高句丽，某种意义上说，炀帝就是因为这两战和开挖大运河而丢了江山的，但他硬生生打断了高句丽的崛起之路，后来李世民和李治接连发力，直到将高句丽灭国，没再造成吐蕃这样的后患。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杨广的魄力实在太大了点，步子迈得太快了些，短时间内超出了隋朝的承受力，以至于急火攻心，吐血而亡，但把他比作昏君，实在是于史不符，于情不合。他留给后世的恩德一显一隐——显的是大运河，隐的是高句丽，后世一千四百多年，中原汉人无不蒙受过他的恩德。
假设一下：如果没有魏征的和亲政策，李世民接受侯君集等主战派的建议，趁着国势强盛，一举消灭吐蕃势力，又会带来什么结果？
那就意味着：不管东部发生什么动乱叛乱，大唐都可倾举国之力征讨而无后顾之忧。这样，西线近二十万大军都可解放出来，国家财政压力也极大减轻，不至于穷凶极恶搜刮民财，社会矛盾也不至于那么激烈。有这样的大后方作支撑，即便发生“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动乱，大唐也一样有能力恢复到当初，藩镇割据的局面也许就不会出现。
简单点说，如果没有魏征所犯之错，大唐的容错能力将会极大提高，国运将会彻底改观。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这都是我们一厢情愿了。
松州南城门外，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摄于2013年
更让李世民和魏征始料不及的是，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竟然催生了吐蕃之花的怒放。
文成公主入藏通婚，其实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和亲，而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一次全方位输血。当时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金银珠宝，还有造纸、冶炼、农耕、种茶、纺织、印刷等等各种技术工艺，一下将混沌蒙昧的吐蕃启蒙开化了。
这样，吐蕃在政治上统一了，经济上发展了，文化上启蒙了，语言上规范了，高原各地的人群共融共生，最终融生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藏族。
但站在大唐角度看，文成公主入藏，其实就是经济和文化层面同时输血，是不是损己利人的战略败笔？
也许会有人高大上地认为，汉藏都是华夏子孙，不能是我而非他。
此话不错，但历史有其时代性，我们讨论历史，只能用当时的眼光去分析，而不能用今世之眼光来评判。历史若没有时间锚定，也就失去了是非矢量，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