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古蜀国到底最早起源何时？李白为何说他有四万八千岁？
古蜀文化到底有多久？唐代之时已经成了历史的迷雾。
李白曾在蜀道难中深情感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国曾经有多神秘？到了盛唐之时，已经成了近乎神话的传说。
李白为何在《蜀道难》中具体的说古蜀国有“四万八千岁？”其实很简单，可能还是源自于他的一贯浪漫主义的夸张，而且确实对于唐朝来说，古蜀国除了留下一点文字之外，其它什么都找不到，因此，李白只能用无限夸张去表达心中的情感。此外他的这首诗作也阐述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历史现实。
开始即是巅峰，然后就是无与伦比，遥远的古蜀国模式其实与尧舜禹类似。
蜀人起源于蜀山氏，从蚕丛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约前11世纪，蜀国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为“牧誓八国”之一。西周初期，蜀王杜宇自立为帝，号望帝。杜宇在位时期，迁都郫邑，教民耕种，开疆拓土，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华阳国志》显然到了西周时期，古蜀国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望帝在位，当然不会如传说中那样为百余岁，但也不止于30年。他的晚年，古蜀国洪水爆发，造成严重水患，因此百姓遭了大难，当时杜宇还居相位，因此他受望帝委派专门治理水患，通过观察地形，测度水势，然后决定凿开金堂峡，疏导宣泄洪水，使得水患逐渐平息，因此百姓十分爱戴他。接下来的画面，大家可能就比较联想到大禹了，而望帝也如同舜帝那样将自己的位子禅让给这位对蜀民有恩的人做了继任者。
无独有偶，晚唐诗人李商隐也在《锦瑟》诗中写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前一句只是说庄子对于人生梦幻真假的思索，而后一句，却是在表达古蜀国望帝关怀蜀民劳动生产。他生前爱护人民，死了仍然惦念百姓的生活，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就飞到田间一声声地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啊！于是相互提醒：是时候了，快播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人们因此又把杜鹃叫做杜宇、子规、催归。显然，从许多资料和后人的记述来看，蜀国是当时典型的“农业大国”，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此也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因此，简要回顾一下古蜀国的政治人物历史可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为何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会出土那么多令世人震撼不解的罕见文物。
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隐藏了多少匪夷所思的文物，他的历史最晚不迟于商周，也有学者认为最早可能与夏朝同期。
古蜀国的历史文明可能早于夏朝，它曾经有多繁华，如今就有多少迷雾。象牙，金面，纵目神人，青铜神树，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的冲击。
时隔三十多年，“三星堆”再次从一个无法理解的神话，突然多次冲上热搜榜单，让今天的人再度为昔日的光彩惊讶不已，赞叹鬼斧神工和精美绝伦之后就让我们陷入一种迫切了解那是怎样的一段斑斓历史。
作为我国考古奇迹之一的重大发现，古蜀国的三星堆文明不断为后世惊讶之余甚至陷入一种无法理解，以至于将其视为“外星文明”，甚至也有在《山海经》里将这些问题对号回答。但是，考古是需要建立在一套完整的、严谨的过程，而非随意的推测或者想当然。《蜀王本纪》中有对蚕丛、柏灌、鱼凫“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的文字记载，明确了蜀王在举行“燎祭”后掩埋宗教祭器，留下了将先王时期的国家重器尽数毁坏献祭的坑。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墓穴和陪葬品则不难理解，让所有人真正关注的是，那个年代的东西为什么那么超前和极端精致。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堪称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仅揭开了神秘古蜀国的篇章，也彻底颠覆了“四夷之地落后于中原”的传统偏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才再次提上日程，由四川省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挖出18座房屋基址和4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青铜器。更令人震惊的是，三星堆古城占地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了华夏文明商周时期的两座都邑（偃师商城和郑州商朝，均为2平方公里）。由此可见，三星堆古城应该就是“古蜀国”的遗址。
三星堆的发现可能源自于蜀国王侯奢华的的丧葬文化。
死后继续享受或者升华，可能是一切王侯高规格丧葬的基本出发点。
三星堆古城的规划思想和文化传统，对以后古蜀国的都城，乃至于秦汉帝国的都城规划都有很大的影响。金沙村遗址和战国时期的成都城，都是将城市规划在一条 宽阔的河流岸边，却另有一条稍小的河流从西向东穿城而过.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
城的北区布置宫服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区安排神庙等宗教祭祀场所，突出表现人与神分离的二元思想。橫贯城市中间的河流，既起着分隔世俗之人与神职人员功能区的作用，也起着联系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的纽带作用。这实际上就是有学者所说的“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
比如 秦国的都城咸阳在渭河北岸，也先后建有旧、新成阳城，前者是秦孝公时营建的咸阳都，后者则是秦始皇仿效六国宫殿陆续增筑的宫殿区，他还将咸阳城区扩展到渭河南岸，形成了河流横贯大成阳的都城格局。由于秦始皇不断神话自己，将自己视为三皇五帝的升华，追求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那么古蜀国的大王们显然也希望死后能够继续得到升华，而陪葬品的奢华也说明了这一点。
金沙遗迹，许多高端文物与三星堆基本一致，对全面了解古蜀国文化有着重大意义。
金沙遗址从1995年开始，到2000年2月以来，现已出上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费文物5000余件，与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出土文物极为相似，同时还发现了很多极为重要的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许多制造工艺精湛的金器，无不让人感到巨大的震撼。
金沙遗址除了有房址外，还有陶窑、墓葬、窖穴和象牙堆积坑，还有石壁、野猪獠牙、鹿角、玉器、美石，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共有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玉器900多件，铜器700余件。金器的代表作是金玉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鱼形器以及大量金器残片。这些金器上，如金冠带上的鸟、鱼、箭和人头的组合案与三星堆出入的图案几乎相同，太阳神鸟金箔造型更是生动，设计上极端现代前卫，是商周时期的同类中的经典之作，因此与这次成都发布的有关犀园村遗址的发掘可以视为古蜀国历史传递脉络关系。
古蜀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青铜时代较发达和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近十多年来的中国青铜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商周时期古蜀都邑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为探索古蜀文明史提供了大量的难得的实物资料。首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都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中心遗址,两遗址相距仅38公里。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同时也有着较强的自身特色。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揭示两遗址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认识，解决很多古蜀文化的未解之迷。其次，金沙遗址的延续时间较长，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出土的陶器十分丰富、完整，上接三星堆文化，下连战国时期的上汪家拐遗存。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和资料的整理，对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的深人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王时，蜀是周的盟国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钱、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一件鲁面纹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普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鲁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节玉琼，特别是人面纹玉琼，鼻上还有细如发丝的阴到线纹，不论形制、制作工艺还是雕刘技术均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琼完全相同。
总结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乃至于最近的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都是一个完整的古蜀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沉淀，是整个华夏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对持续提升我们民族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支撑，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千万年之光，至今还闪着璀璨的光芒，确实让古老的神州大地不断出现美轮美奂的历史遗存让人感到兴奋，然而，对于这个重特大考古发掘和进一步阐述的空间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历史终究要交给后来人一步步去讲述，就像盛唐的李白发出的那首《蜀道难》一样，至今还能听到他深沉的呼唤。
参考资料《四川文物》、《三星堆城址的功能布局》、《成都金沙发觉的意义》、《开明蜀国的大型王族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