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噶达史事 （之五十五）

随着清朝康、雍、乾几代对康藏的频频用兵和边茶贸易的空前繁荣，朝廷官员已认识到“打箭炉乃西域之门户，不可不添兵防范也。”川边的军事重心自然随之向炉转移。这在《高宗实录》中有明确记载：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甲申（１７４８．３．２８）　川陕总督张广泗奏复金川善后事宜：“……再，查打箭炉在成都西南千余里，设阜和一营,除分汛外,在城官兵不过二、三百名。自打箭炉出口，由里塘至巴塘一千二、三百里，皆土司地方，虽川省所属，并未设营汛流官。由巴塘至藏又几四千里，皆隶西藏达赖喇嘛及扎雅、槎木多呼图克图所属。雪山层叠，道路险远，向无建置，无可抽拨。全局经久之图，惟使内陆又安，则远夷自服。故臣谓打箭炉乃西域之门户，不可不添兵防范也。……  但两处（指打箭炉与维州关）添兵，少则不足防范,多则不免糜帑,拟将拟将泰宁协移驻打箭炉,威茂协移驻维州关。……得旨：“候旨行。”　　

虽在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川陕总督张广泗就提出给打箭炉的阜和营添兵，但得到的回答只是叫“候旨行”。乾隆十四年亦曾令岳钟琪带兵驻守打箭炉，但对打箭炉在川边重要的军事地位，还没有足够重视，而“两定金川”才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突显出来，有《高宗实录》中的一条“实录”为证：

乾隆四十年［乙未］八月癸卯（１７７５年９月２２日）“．．．．．至成都满兵，必须移驻打箭炉，该处控制着诸番，远抚西藏，实为厄要之地，并须添设将军镇守，声势方为尊重。所有移驻满兵，或即将成都现数,或须添拨若干,并著阿桂 (负责指挥金川战事的“定西将军”）妥计行之。其所须粮饷，由内陆运往,谅亦不甚费力，或兼用新营屯种所余之米，亦令阿桂一并筹办。又，打箭炉移驻满营，添设将军，一应廨宇、兵房、仓库均须建盖。或现在城内可以安营，或须另筑新城，并著阿桂与文绶咨商，悉心筹画，务在工程坚固，规模宏整，方足以壮观瞻，不可存惜费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