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来先生的<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一文（《文学遗产》第650 期），补证王重民先生从《天爵堂笔余》中勾稽出的《金瓶梅》资料，得出「《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的结论。再一次提出人们争论多年的问题：即《金瓶梅词话》之前，究竟有没有一个「吴中」刻本，它是否刻于庚戌年？这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颇为重要，不可不辨。朱星由此提出「洁本」「秽本」之说，徐朔方先生不同意朱说。鲁迅先生依据的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段记载，为行文方便，先把沈氏原文，节引如下：丙午遇中郎京邸，问其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金瓶梅》全帙，沈德符先说丙午年（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北京遇到袁宏道，问他有没有然后才说「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带来了抄本《金瓶梅》。丙午后的「又三年」，应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 。这一年袁中道确是赴京会试，于是沈德符向他借抄《金瓶梅》。相隔数年后，沈德符带着抄本《金瓶梅》南归，来到苏州，遇到冯犹龙和「时榷吴关」的马仲良（之骏），对劝应梓人之求付刻，沉没有答应，「遂固箧之」。接下来才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因此，这里的「未几时」，是马仲良榷吴并后的「未几时」，而不是「小修上公交车」后的「未几时」。推论《金瓶梅》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显然不能成立。马仲良榷吴关，指马仲良出榷浒墅关钞，只任一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浒墅关志》卷八《榷部》记载得非常明白，万历四十年任为张诠，四十一年任为马仲良，四十二年任为李佺台。《虎阜金石经眼录》还说他「出榷浒墅，年才二十有四。」故《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必在万历四十一年后的「未几时」，这应当就是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刊本。不然，在万历四十三年，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不会仍以抄本《金瓶梅》借给李日华。
因此，马泰来先生说：「近人所谓『万历庚戌（1610）刊本』，并未存在，纯出误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文字。」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能不能说万历四十五年弄珠客序刊本，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呢？
或者如马泰来先生所说：「《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呢？我们认为还不能。
薛冈和沈德符亲历了《金瓶梅》从抄本流传到刊刻问世的全过程，他们也是《金瓶梅》刻本的最先记载者；而以《天爵堂笔余》所记较为完整：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据笔者所见《天爵堂文集》十九卷，后附《笔余》三卷，国内存两部：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崇祯五年序刊本；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天启五年序刊本。前者与马泰来先生所记现藏台北图书馆的一部应为同一刻本，而以后者为善。这里的问题是：薛冈什么时候看到抄本不全的《金瓶梅》？包岩叟什么时候又寄给他刻本全书？先看《天爵堂笔余》的写作年代。幸好，有薛冈的<天爵堂笔余自序>在，序云：余自乙未迄癸丑，其间触于目、腾于耳而欲渲泄于口者，辄以条纸笔而箧之。或古或今，或朝或野，或记载或议论，或长而娓娓，或约而片言，莫不任己意见，率尔措辞，未加点润，十九年中积之不下数千条。甲寅，纳布囊携而北，意欲稍删削编次而类聚之，刻其可存者，而篇固无名也……。乙未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癸丑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前后正好十九年。还未等薛冈删削编次，他的朋友周野王就分成四册，列为八卷，定名《笔余》并为之序，付刻。未竣事，周野王患急疾，倏然谢世。薛冈当时不知为谁所刻，遍觅都下而不可得。后从周家中找出原稿，所存者仅数百条，甚惜，「遂取存者，刻于都下」。而现存《笔余》是合乙卯（1615）后所作续笔，故有言及天启事者，再刻后附之《文集》后的。记载《金瓶梅》的这一条，当为乙卯后续笔无疑。这是一，其二，文吉士为文在兹。吉士是翰林院庶吉士之简称，马泰来先生所考甚是，同治《三水县志》卷九<艺文>还有文在兹文，下署「明，邑人，庶吉士」可证。薛冈与他结识，约在万历二十九年文进京举进士时，是年，薛冈恰在京。由此下推二十年，为万历四十八年。那么，薛所见刻本全书《金瓶梅》，又必在是年之前；其三，包岩叟寄给他刻本《金瓶梅》是万历四十五年的事。包士瞻，字五衢，号岩叟，与薛同里，鄞县人。万历四十四年九月，薛、包二人自京南归。一路风雪冰冻，至瓜洲，已是腊尽，来到江南，二人分手。薛经钱塘返里，包因途中跌伤，暂滞江南。1转眼就是弄珠客序刊本《金瓶梅》问世的一年，包于此时把刻本全书《金瓶梅》寄给薛冈，是合乎情理的。他二人情谊笃厚，用薛冈的话说：「吾两人之谊，正如似胶投漆，不唯弟不能离兄，兄亦不能离我。」2故包岩叟得到刻本后，马上付邮，使薛先睹为快。总之，无论是薛冈，还是沈德符，所见《金瓶梅》的最早刊本，皆为万历四十五年弄珠客序刊本而绝不是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不少《金瓶梅》研究者，包括马泰来先生在内，把两者混为一谈了。首先，今人所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次为廿公跋，最后才是弄珠客序。而欣欣子序落笔即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如果沈德符所见就是这个刻本，对于此书至关重要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绝不会一句不涉，反倒另出「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说，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无确论也。」所引序文内容，正是弄珠客序，但并非在「简端」，而是放在最后，亦可证薛冈所见《金瓶梅》最早刻本，没有欣欣子序，或者也没有廿公跋。再次，正因为有原刻在前，故特别标明此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因此，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它的特点是：翻刻万历四十五年原刻本，并另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所以断定为翻刻，是因为这个刻本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确如沈德符所见原刻本一样；「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时间，也是可以考知的，即万历四十七年以后。沈德符所记最后一段，提到丘志充「旋出守」，据《明实录》，丘出守在万历四十七年。薛冈所记，亦在是年以后，两相吻合，皆可证。注释：
1《天爵堂文集》卷六<丙辰南归记>。
2《天爵堂文集》卷十七<与包岩叟>。
本文选自《刘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