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锐意恢复到承认现实，宋高宗为什么不肯北伐了？
神宗去世，对于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保守派们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大家都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据说，在洛阳读了十五年书的司马光进京时，都民聚众围观，车马为之不得前。可见时人对保守派所抱的期望之高。不过，司马光与吕公著当上宰相之后，虽然出现了群贤在朝的局面，政治上的清明却依然迟迟不肯来临。新旧党争刚一结束，蜀党、洛党与朔党的党争就又开始了。今天你拜相，明天我执政，如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个不停。一直闹到太后去世哲宗决心继承神宗遗志、继续变法，将三党都打入“元祐党籍”，这一时期的党争才算是正式结束了。
按理说，蜀党、洛党和朔党的核心人物都不是坏人，是久负盛名的正人君子。蜀党领袖是著名的文学青年苏东坡，洛党领袖是二程里硕果仅存的小程子，朔党领袖今天知道的人可能少些，但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名流，刘挚。三党领袖本身其实没什么大分歧，即使有分歧，也都是可以用正人君子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因为他们名望太高，门生故旧布满朝野，都想着自己这一派独占鳌头，于是党同伐异，纷争不已。他们斗来斗去，最后的结果是蔡京入朝执政，大宋王朝进入衰落前的粉饰太平时期，直到最后被金国灭亡。
三党相争的这段时间，虽然党争不已，但始终都是外界评价很高的清流派，所以总体上看仍然是很不错的时期，这也就是著名的“元祐”时期。
高宗曾经说过：“吾最爱元祐。”他说的意思当然是想表白，他喜欢贤人君子，不喜欢谗佞小人。但是，他大概没想到的是，他大量进用正人君子的时候，最后招来的仍然是和元祐时期一样的结果，出了秦桧这样被列入《奸臣传》的著名奸臣。
高宗时期分为两个时期，刚登基时年号建炎。这一时期所用的主要大臣是李纲、汪伯彦、黄潜善、吕颐浩、赵鼎、朱胜非这些人，可谓君子小人杂用。因为李纲很快就被排挤出了朝廷，宗泽在北方费尽气力建立起来的可资恢复的力量也解散，朝廷失去对淮河以北大片地区的最后控制权，防线后退到了淮河—秦岭一线。建炎四年发生了苗刘之变，高宗一度退位，他唯一的儿子也在这次政变中夭折。复辟后，高宗提拔了在复辟中立了大功的张浚，削弱了汪黄在朝廷的势力，进入一个政治上相对较为清明的时期。吕颐浩、赵鼎、朱胜非与张浚这些人在朝廷执政，完成了从渡江建国初期到站稳脚跟的过渡，史称“小元祐”。
说起来，赵鼎和张浚是很有渊源的。在金军南下掳走二帝时，另立了张邦昌为帝，逼着剩下的不多的朝臣签名同意，赵鼎与张浚就偷偷溜了，没有签名。高宗登基后，赵鼎不断升官，成了言官，御史中丞。在宋朝的制度体系下，这个位置相当于汉朝的御史大夫，总司台宪。
金军第一次渡江南侵，一路都很顺利，却没想到想要北归时被韩世忠在黄天荡阻击，损失惨重。这时就出现了速胜论，时任宰相的吕颐浩请求高宗从绍兴幸浙西，进临长江，指挥诸军渡江北伐，收复河山。可是赵鼎在这个时候却偏偏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很冒险，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情况，高宗会比较危险。吕颐浩虽然年纪大了点，但这时正是得志的时候，自然锐气很盛，马上就把赵鼎从台宪给改到了翰林，不久又给赵鼎升官，成了吏部侍郎。
表面看，吕颐浩是给赵鼎升了官，但吕颐浩的意图其实并在这里，而是想让赵鼎别乱说话。赵鼎不是傻子，当然明白这意思，所以，他就是坚持就是不受诏就职。非但不受诏，还上书攻击吕颐浩：“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同时弹劾吕颐浩，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宰相。
吕颐浩为人老而弥壮，胆气过人，在金军第一次南侵时，受命负责组织长江防御，是很尽心的。可以说，没有吕颐浩，就没有这次抗击金军的胜利。即便如此，高宗仍然按照赵鼎的意见，罢免了吕颐浩，让赵鼎继续当他的御史中丞。随后不久，又给他升官，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也就是说，赵鼎进入了执政团队。但是，代价却是吕颐浩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正人君子少了一个。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正人君子走了，补上来的如果不是君子，也有可能是小人。
接替吕颐浩的是朱胜非。朱胜非在高宗复辟时立过大功，元祐太后曾经夸奖他说，如果没有朱胜非，复辟的事情可能会很难办。但是，与吕颐浩比起来，朱胜非是更加纯粹的文官，器量更狭隘。更重要的是，在对待淮河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大片地区的问题上，朱胜非的态度远比不上吕颐浩坚决。吕颐浩虽然做事过于焦躁了些，但在恢复中原这一点上绝对不打任何折扣。而朱胜非则显得更慎重些。更重要的是，吕颐浩懂军事，而朱胜非完全不懂。
这时的枢密使是徐俯。伪齐宿迁县令不忘故主，渡江反正。结果徐俯请求朝廷把这个人送还给伪齐，或者直接杀死，以绝北方人继续偷偷南渡。理由很简单，怕引起伪齐不满，如果伪齐联合金军南下，就又要打仗了。赵鼎马上表示反对。徐俯很生气，请求辞职。高宗同意了，命令朱胜非兼任枢密使。但是台谏和外界舆论都认为朱胜非不懂军事，应该由此时担任参知政事的赵鼎同知枢密院事。
朱胜非意识到，赵鼎的存在对自己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就对他有了戒心。这时，张浚因为和尚原之战失利，已经被贬窜了，四川急需一位声望较高的大臣去镇守。朱胜非就推荐赵鼎去。这样做表面上并没有降低赵鼎的官职，但可以造成了赵鼎远离权力中心的事实。赵鼎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上书说：“顷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今臣无浚之功而当其任，远去朝廷，其能免于纷纷乎？”又说：“臣所请兵不满数千，半皆老弱，所赍金帛至微，荐举之人除命甫下，弹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陈已艰难，况在万里之外乎？”
这个时候正是朝廷多事之秋。伪齐正在积极准备南侵，朝廷得到消息，高宗也比较紧张，朝廷上能够用得上的大臣不多，赵鼎也就被留了下来，并且再次升官。这次升的官是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也就是宰相，宋朝的士大夫所能当上的最大的官。
绍兴四年，伪齐与金军联合南下，高宗很担心。很多大臣都认为应该暂避其锋，但是赵鼎认为应该坚决抵抗，不能不战而退，示人以怯。高宗同意了，就驾幸平江，临江御敌。这时的张浚已经被废置了好几年了，赵鼎对高宗力荐张浚可以大用，劝重新召用他。张浚于是得到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被召为知枢密院事，视军江上。金军眼看着没什么便宜好占，只好准备退兵。宋军追击，大败金军。
但是，这次战争中，因为张浚是在前线的，所以张浚的功劳更大些。回到临安后，赵鼎和张浚都升了官，“以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表面上看是两人都升官了，但事实上，形势变成了从原来的赵鼎一个人执政变成了现在两个人同时执政。
绍兴六年，金军再次南侵。这次张浚负责前线战事，都督诸将沿江淮各处防守。这次北军的主力是伪齐军，都是杂牌军，战斗力较差，所以宋军各路非常顺利，张浚未免也有些过分高兴，他骨子里的军事冒险主义思想再次冒头，请求高宗驾幸建康，指挥诸军北伐，攻灭伪齐刘豫。赵鼎再次表示反对。于是，赵鼎被罢免了。
张浚在前线的时候，经常派属下吕祉入朝奏事。吕祉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是说话比较夸张，赵鼎不太喜欢，所以经常当面给他难堪。这时候高宗作为皇帝的天赋表现出来了。有一次对赵鼎说：“他日张浚与卿不和，必吕祉也。”果然，过了不多久，因为吕祉从中作梗，加上张浚锐气太盛，得意过头，就经常流露出对赵鼎不满的意思。赵鼎也发现了，向高宗提出辞职，好给张浚让路，让他一展底蕴。但是高宗没有同意。
从前线回来后，张浚发现，与他相比，高宗显然更信任赵鼎。对于张浚这样的忠义之士来说，倒不是想因此就跟赵鼎争权位上的高低，而是说，张浚下意识地认为，如果要实现他恢复中原迎还二圣的宏大抱负，就不能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在皇帝身边，影响皇帝的决策。于是，他想到另外引进一个人来参与重大政治决策，这个人就是秦桧。不过，愚蠢的是，赵鼎对秦桧进行了面试谈话之后，认为这个人也不错，也就同意了。
后来，因为在处置刘光世的问题上，赵鼎与张浚发生意见分歧。这时高宗的政治机会主义思想高涨，正想任用张浚来恢复中原，同时他也认为刘光世军战斗力较差，耗费了大量的朝廷钱粮，却每每都不在紧要关头出力，想把刘光世的军权解除掉。所以，就听了张浚的意见，解除了刘光世的军权。不久，刘光世军内部发生内讧，大将郦琼率领着一部分部队过江投降了伪齐。张浚大大失算了。
宋朝的制度有些象责任内阁制，如果一个人想做成一个事情，获得皇帝的支持，那么谁反对，谁就会被罢免，皇帝会尽量为他创造条件。但是，一旦现实证明这个事情是错的，台谏就会毫不犹豫地弹劾起来，负责人一般也不用皇帝罢免，就自己主动请求辞职，然后皇帝给他外放一个大郡去做知府，用当时常用的话说，这是皇帝保全人才的一种做法。如果在一开始，有人就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而且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那么一旦原来的负责人被罢免，反对的人就要被起用了。
现在既然张浚已经被事实证明做错了，那么就该张浚被罢免，再换赵鼎上场了。于是张浚则被罢免外放，不久就窜逐远方，以散官安置在永州居住。在张浚离朝之前，高宗问他，秦桧是否适合接替他的职位？张浚这时已经感觉到秦桧这个人不一般，表示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在赵鼎被从绍兴知府任上召回的同时，秦桧的地位无形中也上升了，成了候补宰相。也就是说，一旦赵鼎出了问题，被罢免了，那么就是秦桧了。
不过，这时候的秦桧虽然准备好了改变基本国策，却对赵鼎没有太大的恶意。在处理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赵鼎的意见与高宗不和，并且表示强烈反对，引起高宗反感。不久，赵鼎就被罢免外放了，秦桧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开始了他十八年的奸臣之路。
后世因为岳飞被诛，对宋高宗评价不太高，尤其是民间传说中，好像高宗从一开始就对抗金没有信心，就是想求和。历史当然并不是这样，高宗从锐意恢复到承认现实，决心与金和平共处，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宋军多次北伐的失败。秦桧当权就意味着，高宗基本上放弃了恢复中原的想法，要与金国议和了。高宗当然清楚，任用秦桧意味着国策的整体改变，但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而是他也发现，以当时宋军的战斗力，要恢复中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不是对自己没信心，而是对宋军在历次抗金与北伐战争中的表现的综合评价不高，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