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唤醒理性的不安
桑德尔《公正课》第一课：《谋杀的道德面》。
文/徐强
网络写手“和菜头”说过一段调侃大学扩招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江南七怪加洪七公，把郭靖这么一个傻瓜教成了武功盖世的大侠；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一个人教七个，教出了全真教一群废物。这就是大学扩招的代价。”听说现在有的大学导师一个人就带几十名研究生，那担子比王重阳的还要沉好几倍，有没有教出什么“废物”，不太好说，不过有的学生一年到头也没见着导师的踪影，其“武功”的成色，未免让人有些担忧。
当然，我对“和菜头”的观点是有所保留的。比如大学里的公开课，恐怕就不能责怪来听课的学生太多，反倒惟恐其太少了。从理论上讲，问题不在于一个老师教多少学生，而在于老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在这方面，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为本科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公正课》，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桑德尔上课的地点设在哈佛大学最大的讲堂——桑德斯剧院，每周一节，每节都有一千多名学生来听课，连楼上的座位都挤满了人。借助于先进的音响设备以及多媒体工具，桑德尔和这一千多名学生交流起来游刃有余，风度翩翩。有一次谈到康德，桑德尔说，康德在大学里担任私人助教时是没有薪水的，完全是根据学生的人数来收取听课费，他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哈佛大学效仿。话音刚落，学生们哄堂大笑，并对他的自信与幽默报以热烈的掌声。十年前，桑德尔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就有了中译本，但他为中国学生所熟知并备受欢迎，恐怕要归因于《公正课》视频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如今，他在这门课程的基础上撰写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也有了中译本，加上早几年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他的名字与政治哲学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关注。
正如桑德尔本人所说，“写一本书”与“教一门课”是完全不同的。他上课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是以具体事例提出问题，抽丝剥茧，层层启发，逐步引导学生向纵深思考，最终得出自己的答案。《公正课》的第一课，题为《谋杀的道德面》（The Moral Side of Murder），桑德尔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假设你驾驶着一辆电车在轨道上疾行，速度很快，轨道前方有五个工人在作业，你想刹车，但是失灵了，危急关头，你发现了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工人在作业，这时，你会选择把电车拐入岔道，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吗？大多数学生举手赞成。桑德尔继续假设：你不是司机，而是站在桥上目睹这惊险一幕的旁观者，此时，你身边恰好有一个胖子，只要你把胖子推下轨道，就能挡住电车，挽救五个工人的生命，你会这么做吗？举手赞成的学生大为减少。桑德尔进一步假设：五个工人被电车严重撞伤了，送到医院抢救，每个人都需要施行器官移植手术，而医院没有任何器官储备，这时，有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恰好来体检，作为医生，你会把这个人杀掉，将他的器官移植到五个急需抢救的工人身上吗？至此，举手赞成的学生已经寥寥无几。同样是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为什么有时候赞成的人多，有时候赞成的人少？由此，桑德尔水到渠成地指出：生活中充满了道德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哲学家们提出了种种道德推理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否正确，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困境会引起人们内心的不安，面对不安，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理性地省察。《公正课》的目的，不是灌输什么绝对真理，而是“唤醒理性的不安”（to awaken the restlessness of reason），看看理性能把我们引向何方。
桑德尔的《公正课》，涉及自由、民主、权利、义务、公正、平等、幸福等重大政治哲学论题，讨论的热点有堕胎、代孕、种族歧视、同性婚姻乃至美国政府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等等。课堂上既有唇枪舌剑的火药味，又不乏特定情景之下的风趣与幽默，引人入胜，令人回味。桑德尔说：“政治哲学是一门论辩性的科目，'公正’这一课程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学生们开始反驳——反驳那些哲学家们，反驳其他同学，甚至反驳我的观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讨论同性婚姻时，一名女同学居然当场站起来，大声质问一名男同学是否有过手淫的经历，这是多么开放的课堂，多么自由的课堂！
最近有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将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而所谓“偏激”，校方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在桑德尔的课堂上，可以批评美国总统，可以批评美国政府，而在北京大学，连批评饭菜涨价也是“偏激”的，教育的差异，竟有如此之大，夫复何言！
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英文原版。
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