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隋唐乌兰墓志考释

张启芮 张启荣

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甘肃省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村北城滩古墓群先后出土了五方隋唐墓志，都记载了乌兰城和乌兰县，为研究中古时期的乌兰建制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这五方墓志中，有两方是块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有两方原石已佚，但《定西文物概况》中抄录了部分文字；有一方藏于私人之手，经过笔者辗转寻访，有幸得睹墓志照片。本文将这五方北城滩出土的隋唐乌兰墓志汇总起来进行考释，尽可能准确地抄录墓志文字，并且考察了乌兰城、乌兰县的建制演变，乌兰县治的地理位置，以及敦煌氾氏东徙乌兰等相关问题，希望能够推动丝路北道与靖远地方史的研究。

关键词：乌兰城；乌兰县；北城滩；隋唐墓志

在甘肃省靖远县西北部的双龙乡仁和村和北城村互交区间黄河大拐弯处的北城滩，有汉唐时代的古墓群，其中“唐墓群位于黄河南岸第二台地上，与汉墓群毗邻，南面是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墓葬为穹窿式砖墓，多数早期被盗，内部淤积泥土严重”［1］。文革时平整田地，开发建设，这里出土了一些砖质墓志。本文所考释的五方隋唐墓志中，有两方是完整的，今藏于靖远县博物馆，但属块砖，所存文字不多；另两方原石不知去向，当年做文物调查时曾经抄录了部分文字，见于 《定西文物概况》一书中；还有一方原志未得获睹，但有张胜成先生之手抄本，后笔者经过辗转寻访，终于得见墓志照片。这五方出土于北城滩的隋唐墓志，提到了乌兰城、乌兰县及本地居民，对于考定乌兰建制及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将之汇总起来一并进行考释。

一、五方隋唐乌兰墓志

（一）《隋大业六年（610）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墓志》

该墓志已佚。据《定西文物概况》记载，在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又一墓出土砖质墨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六一〇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这些文物已被破坏无存”①。

（二）《唐显庆五年（660）十月廿九日会州乌兰县人许□□夫妇墓砖》

该墓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图1），编号为“LS0221、其他15”，长37cm，宽17.5cm，厚6cm，有纵列5行阳刻文字，砖色略黑，个别文字难以辨识。据靖远县博物馆前任馆长王权介绍说，它是1982年文物调查期间从北城村老乡家中征集来的。其志文如下：

（三）《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

该墓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图2），编号为“LS0504、其他25”，长33.5cm，宽16.6cm，厚5.4cm。有纵列4行阴刻文字，砖色灰白，字迹易辨。据王权介绍，该墓砖是他于1982年和已故靖远县文化局长苏霑等几位同志在调查时从北城滩老乡家中征集来的。其志文如下：

1 乌兰

2 县京兆

3 府醴泉

4 县丰泉

图1 许□□夫妇墓砖

图2 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

其中第2行残裂，破裂部分的上部延及第1、3行，墓砖后部留有空白。

（四）《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氾府（君）墓志铭并序》

该墓志已佚。据《定西文物概况》记载：“一九七四年，当地群众平田整地时，曾挖出大量绳纹砖（体积为3.5×1.7×5.5厘米），模制画像砖（体积为3.4×1.8×5.3厘米），图案为青龙、骑马武士、驼夫、执矛武士、女侍等，据调查砌于棺床周围（见图十六）。有30多件木俑。其中一墓出土石刻方形墓志铭一块，墓志铭顶盖饰缠枝卷草纹。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汜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 （公元七四八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现存文化馆。据调查，墓中出土一批彩绘木俑、马、骆驼等，造型精美，保存完整。”①

（五）《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氾府君墓志铭并序》

该墓志现状不明。2004年初，张胜成先生（生于1934年、家在仁和村5社吊柳沟右侧村道傍）给笔者之一的张启荣出示了墓志的手抄本，希望能帮其识文断句、标注译释。据他讲，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风潮催生了北城滩水利电力滴灌工程，遂毁挖坟墓，开垦土地，安置移民。当时，由靖远县革命委员会组织双龙公社革委会牵头开发北城滩，他是滴灌工程、土地开发、农田渠道村落规划的唯一设计师，全程参与北城滩的开发建设。他在北城滩曹家亲睹该墓志，为青砂岩石材质地，完整无损，并且抄录了墓志全文，在手抄本最后题有“公元1975年3月张胜成抄于北城滩曹家”。

经过笔者数年来的曲折寻访，2010年8月终于获得了墓志拓本的图版照。提供者再三叮嘱要为其保守秘密，故此略去其名讳，谨表谢意！

从墓拓图版看，志盖呈方刻盝形，用大篆纵、横阴刻“大唐故/氾山琮/之铭志”九字（图3）；志文亦略呈正方形，凡22列，416字（图4），其文如下：

图3 氾山琮墓志盖

1 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氾府君墓志铭并序 卧疾孙履升撰

2 夫材任栋梁，木秀风折。匪遇伐柯之士，焉观九重之颜。

3 痛矣将终，喟然而息。则有食禄，用诈于邦。锦衣在朝，而

4 无耻也。是以荣辱有节，贵贱昌时。允兹在兹，影逐声响。

5 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

6 为会部人也。曾祖寿，皇郓州司马。吕才就职，忝古从官。

7 罢摇扇之荣，乃滋延齿之祐。祖慎，上柱国。杖剑出阃，奋

8 勇德于军前，而获大勋，不替昭阳之美。惟 公乘资岳

9 立，动若云回。植性西河，墨变三江之藻。然则扬名后世，

10 贻厥子孙。虽骨肉殒于黄泉，轩冕用光乎史册。呜呼！以

11 开元十年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卌八，

12 先夫人卅四载也。侯氏，名与德全，礼亦俱备。载七十八，以

13 天十四载六月廿三日终，以丙申岁五月七日迁葬于

14 墼子平原之礼也。于是乎前瞻桂首，坠蛾影而潺湲；后

15 抗洪波，列山川而地轴。嗣子知宪，昭武校尉、左武卫武

16 威郡武安府折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仲子知酂，昭武

17 校尉、右骁卫广陵郡方山府折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

18 季子知茂，先妣廿一载之逝也。噫！二子偷生，号叫天地。

19 恩及须弥之势，泣血流沙，日照阎浮，何期窀穸之苦。其

20 铭曰：壹丘青松，三川白雪。风飕朔，泉声幽咽。出入

21 无路，踪迹兮永绝。万代之后，惟 我君兮泣血。

22 天宝十五载（756）五月七日庚申志铭

2014年7月5日，“开拓与守护：丝绸之路上的白银学术研究会”在白银市召开，笔者提交该墓志之录文及初步考证一文①，并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相关的墓拓图版，引起了高启安、沙武田、冯培红及其他学者的关注，认为有裨益于乌兰县沿革及靖远地方史的研究，希望能刊布这五方隋唐墓志并进行考释。

图4 氾山琮墓志

二、墓志所涉相关问题考

这五方墓志蕴含了隋乌兰城、唐乌兰县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对于乌兰县地理位置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下面对墓志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考证。

（一）隋乌兰城、唐乌兰县的建制演变

史载，乌兰县始设于北周武帝时，当时关、县并置②。到了隋代，乌兰县则遭到撤废，因为在《隋书·地理志》中已不见该县之建制，这一点为《隋大业六年（610）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墓志》中的“大业六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所证实。此时乌兰县已不设置，仅名乌兰城，隶属于会宁郡鸣沙县。《隋书》卷29《地理志上》鸣沙县下注“有关官”③，当即乌兰关的官吏，可证乌兰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关卡在隋代依然存在。

唐初又恢复设置乌兰县。《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会州乌兰县下注云：“上。武德九年（626）置。”［2］《通典》卷174《州郡典四》亦载乌兰县于“武德末置”［3］。由此可知，626年唐朝从鸣沙县中析置乌兰县，重新恢复了它的原有建制。从上节所举靖远县北城滩出土的《唐显庆五年（660）十月二十九日会州乌兰县人许□□夫妇墓砖》、《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开元年间①）、《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氾府君墓志铭并序》［卒年为天宝七载 （748）］［1］12、《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氾山琮墓志铭并序》［夫人侯氏葬于天宝十五载（756）］，可知直到天宝末年乌兰县一直存在。由于地处丝路要冲，北防突厥、回鹘，位置极为重要，故被唐朝定为上县。

（二）唐乌兰县治在今靖远县北城滩古城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会州”条记载，北周始置乌兰县、乌兰关，“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4］，是知乌兰县、关在会州治所的西北140里。关于会州治的所在地，严耕望、刘满都考定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陡城地区［5，6］，从这里往西北140里，当在双龙乡北城滩，此地位于黄河大拐弯处，南、西、北三面临河，呈半岛状，是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北周及唐朝在此设关立县，显然是有必要的。

《元和郡县图志》卷4、《旧唐书》卷38均记载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4里②，可知在乌兰县、关的附近还设有会宁关。在如此临近的地方设置两个关，尤其是会宁关在唐代中期被列为13个中关之一，唐制规定“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7］，可见乌兰关、会宁关一带是唐都长安西通河西、西域的重要驿道③。这更加说明，此处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问题是，乌兰县、乌兰关与会宁关究竟在北城滩及其附近的哪个具体位置，是在黄河哪岸？历来众说纷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云“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8］。此说将乌兰县、关的位置定在靖远卫以南110里，在方位上不合，自不足取，毋庸多辩④。

严耕望提出了会宁关、乌兰关夹河而置的观点，认为乌兰县、关在黄河西岸，位于今甘肃省景泰县境内的黄河大拐弯处：

由会州略沿黄河东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为开元十三中关之一。渡河而西至乌兰关，为乌兰县治……乌兰关、乌兰县即在一地，或相去极近……盖会宁县、乌兰县以黄河为界，此处黄河虽曲折，流向不定，然大方向则自南向北流，河东属会宁县，河西属乌兰县……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乌兰关县与会宁关之地望已辨明如上。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关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5］413-415。

会宁、乌兰两关以黄河为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严氏并未进行任何考证，属于臆测之词。但这一观点为刘满、边强等人所赞同［6，9］。前者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他通过先考证出会宁关的位置，再来确定乌兰关，得出的观点是：

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乡仁和村的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 ［6］

然而，刘氏所说的四条证据尚不能够证实唐代会宁关就设在今北城滩⑤，尤其是证据三，即其揭出靖远县北城滩唐墓出土的 《氾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于唐天宝七载（748）卒于乌兰县家中。氾府君是乌兰县人，死后葬在北城滩，则乌兰县位于北城滩才合乎情理。刘氏说，墓主是北城滩会宁县人，死后却要移葬到黄河对岸的乌兰县，于理似有不通。而且，除了这方墓志之外，本文所考另外四方墓志也都出土于北城滩，都提到了乌兰城和乌兰县，更可证实乌兰县是设在黄河东岸、今靖远县的北城滩，而非严耕望、刘满所说的黄河西岸、今景泰县境内。孙长龙也推断会宁关在北城滩古城，并引《氾府君墓志铭并序》说“现墓志所在地为北城滩，则乌兰县离北城滩不远”，但却认为“乌兰关应在北城滩以西黄河红山峡附近”［10］，大概是受到了严耕望两关夹河并置观点的影响。

1982年，鲜肖威发表《唐乌兰县何在？——兼论敦煌以东丝绸之路》一文，指出靖远县城西北约70多公里、黄河弯曲部的北城滩有唐代古城，建在红色砂岩的山头上，认为“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11］。这与五方隋唐墓志所记乌兰城、乌兰县是相符合的。

在武则天执政的天授二年（691），乌兰县的治所发生了移动。《元和郡县图志》卷4云：“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亦曰：“天授二年，移于关东北七里。”乌兰关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显然是因为关城地居冲要，不可随便移动；而乌兰县是行政中心，为官民辐辏之地，适合于建在平川地区。原乌兰县治位于北城滩，面临黄河，流水冲蚀，沙石不堪久居，遂向东北迁移7里到了比较开阔的平川，地点仍在黄河东岸的今靖远县境内，而不会在黄河西岸的今景泰县境内。

北城滩唐代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的石崖上，面积为195m×175m，略呈正方形，墙体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古城有凸形瓮城遗址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杂小砂石层，夯土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建有墩台。北墙、东墙有三个马面，西墙有两个马面。城门朝南，面对黄河，表明了它的临河设关的关城性质。

据1983年参与开发建设的北城滩大队领导唐连孝（时任北城滩大队文书）、张永儒（时任北城滩大队党支部书记）及挖墙垦地的老乡回忆，古城未毁时，城内街道、居所、巷界规划轮廓清晰可辨。如今，仁义（义和村、仁和村）、北城村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一提起北城滩古城，都会说起当年和他们一样大的十多岁同伴经常到古城里挖找麻钱、木马、瓷器等趣事，其中麻钱以“开元通宝”居多，瓷器多为碎片，木器绝大多数已腐朽残破。

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周围的墓群出土了大量带有各种图案的绳纹砖、画像砖及木俑。1976年10月，省、地、县普查队试掘唐墓四座，出土了胡人木俑［1］12。据王权介绍，与《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一同征集到的，还有骆驼画像砖、勇士画像砖。经笔者比对，当即《定西文物概况》所提到的驼夫、执矛武士等画像砖，今皆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分别编号“LS0224、其他18”，“LS0509、其他30”。这些胡人俑、驼夫砖反映了唐代乌兰县、关是丝绸之路北线的交通要冲，而执矛武士画像砖则是体现了其为北防回鹘、南御吐蕃的重要据点。因此，在此地设关立县是极为必要的。

（三）敦煌氾氏东徙乌兰

上述五方墓志中有两方的墓主人都是乌兰县的氾氏，时代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身份皆为左骁卫翊府翊卫兵部（武部）常选①。

《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氾府君（山琮）墓志铭并序》云“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可知氾山琮的祖先是出自敦煌，后来东迁到了会州乌兰县。氾氏自汉代以来就是敦煌的大姓，《元和姓纂》卷9“氾”条列有敦煌、济北二望［12］；《广韵》卷2“凡第二十九”云：“氾，国名，又姓，出敦煌、济北二望。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氾水，因改焉。汉有氾胜之，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13］敦煌文书S.1889《敦煌氾氏家传并序》云：“成帝御史中丞氾雄，直道见惮（弹），河平元年（前28）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望族。”②到西晋时，氾衷作为“敦煌五龙”之一，已经是名扬海内的高门大姓［14］。

439年，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克北凉都城姑臧，将三万余家凉州民众迁往魏都平城及其他地区，其中氾氏也在被迁之列。《魏书》卷52《胡叟传》载其为安定临泾人，曾仕于北凉，在姑臧城破之前就已东投北魏，官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传文记载，“时敦煌氾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被著作郎许赤虎、裴定宗等称为君子，可知敦煌氾潜也被东迁至平城。传文又提到“叟元妻敦煌宋氏”［15］，可见作为陇右大族的安定胡叟与敦煌大族的关系颇为密切。

到了唐代，一些敦煌氾氏因为做官等向东迁徙。会州乌兰县是个重要的据点。氾山琮的曾祖父氾寿为郓州司马，祖父氾慎为上柱国，奇怪的是墓志没有提到其父亲。氾山琮于开元十年 （722）冬“终于乌兰县之私第”。另一位墓主氾府君“以天宝七载（748）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由此可见，在唐玄宗时代，一些氾氏已经离开故土敦煌，定居在会州乌兰县。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记载唐益谦携其婶薛十五娘等一干人畜，从安西四镇前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关、蒲津等关”［16］，其中乌兰关是丝路北线上的重要关口。敦煌氾氏东来，或许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北线东至乌兰县。

附记：本文的撰写，得到了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浙江大学冯培红教授的热情帮助。冯教授不仅对拙文进行了修改，而且还邀请我们到当时任教的兰州大学作学术报告，甘肃省博物馆刘志华等先生在报告会上对拙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对以上诸位学者一并致谢！同时感谢《氾山琮墓志铭》图版的提供者！

参考文献：

［1］定西地区文化局.定西文物概况［M］.定西：定西地区文化局，1976：12.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37卷：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973.

［3］杜佑.通典：第174卷：州郡典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8：4548.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4卷：关内道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98.

［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464.

［6］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J］.敦煌学辑刊，2005（4）.

［7］李林甫，等.唐六典：第6卷：司门郎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1：195.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62卷：陕西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5：2964.

［9］边强.甘肃关隘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385-387，395-396.

［10］孙长龙.关于唐代会州的几个问题［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3）.

［11］鲜肖威.唐乌兰县何在？——兼论敦煌以东丝绸之路［J］.兰州学刊，1982（4）.

［12］林宝.元和姓纂：第4册：第9卷［M］.南京：金陵书局，1880：25-26.

［13］孙愐广韵：第2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6.

［14］房玄龄，等.晋书：第60卷：索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48.

［15］魏收.魏书：第 52卷：胡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1.

［16］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4（图文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70.

基金项目：甘肃省文物局项目“甘肃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宋间敦煌大族研究”（11BZS011）

作者简介：张启芮（1975－ ），女，甘肃省靖远县人，靖远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靖远文物与历史研究。张启荣（1962－ ），男，甘肃省靖远县人，主要从事靖远地方史及书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