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英笔下女子，一颦一笑一回眸，如诗歌般优雅
绘画是心性的表达，孤独时刻，内心澄净，一打眼，形象映照到眼中。画者内心产生强烈或轻微的情绪触动内心触动与过往积累相撞，诉诸笔尖，构成画面。
——何家英
何家英笔下的工笔人物总是让人百看不厌，尽管岁月流逝，魅力犹存。那些沉静优雅的少女形象，总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高洁和涉世未深的真纯。
在中国画界，何家英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天津美院教授、天津画院院长，以及不久前当选的中国美协副主席……但这些光环仍不能尽显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建树：他的工笔人物画继承了晋唐时期中国工笔人物画的辉煌传统并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画到“通”时格自高。他上通晋唐，下衔当代，从中西绘画中汲取营养；他上通画理，下接地气，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他以女性为主要审美对象，在人物形象中注入自己的审美追求和理想；他相信画品即人品，以才情、格调、心智为支撑，确立自己的绘画语言……
在何家英看来，画画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理想，也是一种审美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种理想，一种情怀，这就需要选择。对一个初入绘画门槛、尚未形成自己审美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常常会借助别人已有的成果。
譬如，何家英早在中学时代便喜欢黄胄的水墨人物画，同学拿来一幅《阿娜尔汗》的印刷品，美丽灵动的形象、酣畅娴熟的笔墨，令他十分着迷，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画中模仿起大师的风格。一直到他考上天津美院以后，追摹的仍是黄胄和石齐。他的毕业创作《海天归》、赴葛洲坝体验生活后创作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无论是构图形象，还是笔墨技法，都可明显看出黄胄、石齐的影响。
与黄胄、石齐等前辈画家一样，何家英始终坚持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这是形成他写实画风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葛洲坝写生时，时值盛夏，炽热如火，何家英在大坝上遇到一女电焊工，红红的面颊，明亮的双眸，梳着两条大辫子，显得那么质朴、健康、爽朗。他不仅为她画了速写，下班后还随她上了工棚，认识了更多普通劳动者。“那个时代没有娇艳，没有轻浮，有的只是健康朴素的美，只要画家真心投入，真切表达即可……”何家英仿佛仍沉浸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是时代在变化，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伤痕文学”的出现和美术界西风东渐，使学术界思想空前活跃，对“文革”以来人物创作的“红、光、亮”提出了大胆质疑。何家英开始意识到：人物形象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甜美热闹上，而应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丰富画面的内涵和意境。
这个时期，他构思创作了第一幅工笔人物画《街道主任》。这幅根据速写创作的人物画，一反“红、光、亮”，描绘了一位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街道胖老太太形象。著名画家汪国风看了这幅画后感慨万千，说：“你画出了我们这些年想画而没画出的东西。
在何家英最驰名的荣获全国大奖的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是以优雅清纯的少女为题材的。
然而，何家英反对在女人和美人之间画等号。因为女人一旦成为“美人”，其固有的丰富和自然的内涵便被摒弃，代之以矫饰和做作，陷入一种世俗的思维定势。“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古代和西方名画中的女人，形象都不是非常漂亮的，她们都被画家赋予了一种内在的气质，内在的美，而不是外在的漂亮！”
接通晋唐气脉，追求高雅品质
立本、吴道子、张萱、周舫等工笔大笔，其画风雄浑雅健，饱满充盈、高逸超脱，表现出画家的不凡才情、格调、学养和直觉的感受。明清以后至“文革”十年，工笔画逐渐衰落，变得纤弱而萎靡，空洞而匠气。有评论家认为，现代中国工笔画在接通晋唐气脉方面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当属何家英。
何家英博采众长，不仅从传统中，也从西洋绘画中汲取营养。他超强的造型能力来自素描速写的长期锻炼；有关形象的观念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而光影、空间、透视和质感等艺术手段的运用也受到西画的影响。“为何有些工笔画画得匠气？因为画家没从本质上理解表现对象，缺乏灵性，缺乏度的把握和控制。
工笔人物画要有境界，除此之外，绘画语言最为关键。语言不应被单纯看成一个技巧问题，它以画家的才情、格调、心智为支撑。琐碎、僵滞、纤弱、繁缛，这些'工笔病’统统被称为'匠气’。它们最终还是'人’的病。我以为，深情、高格需用心养，用心不深，下笔即俗。相反，养心为用，其格必高，格高就有境界，所画就不小气。
工笔画的语言，我体会，上乘是平和、含蓄、不激不厉、不抛不露，它是中庸有度的，要去除琐碎，有大的感觉，故要有主势，有整体的韵律；要有笔意，使之有生机；既要坚实，又要灵透。除此之外，其意境还应从人物造型本身生发，从造型中体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韵致，通过眼睛揭示出人的精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