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VS毛尖：七十年代有它特殊的美
“这本书写的大部分是关于70年代的事。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追求，包括对趣味的追求，还有对生活的追求。哪怕最压抑的时代都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对生活的追求。” 5月11日，翟永明在由三联书店和钟书阁联合主办的她的新书《毕竟流行去》分享会上，这样谈起她书中记述的那个年代。
撰文|寇淮禹
翟永明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她，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翟永明完成了组诗《女人》，翌年发表，被誉为“女性诗歌”在中国的发轫与代表作品。这位评论家李陀口中的中国最好的诗人，还在成都经营一家名为“白夜”的酒吧，由她策划并开展的一系列文学、艺术和民间影像活动，使“白夜”成为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
《毕竟流行去》中收录的，除了有翟永明此前在《收获》上的专栏“远水无痕”中的六篇回忆少年到青年时期学习和生活的文章外，还加入了几篇专栏不能包含进去的内容。当天下午，翟永明和毛尖一起，同现场观众分享了那个年代的观影、阅读和爱情。
“我是电影学院观众系毕业的”
翟永明大学读的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个工科生。但因为全家都爱看电影，而且记忆力特别好，看了电影后经常在家里辩论，哪部电影是谁演的，导演是谁，后来，她妈妈就说全家都是 “北京电影学院观众系”毕业的。虽然有着对电影强烈的爱，但翟永明在《收获》专栏上连载文章时，毛尖刚巧也在《收获》上写一个专栏谈电影。翟永明称因为毛尖对于电影是有专业研究的，所以她只好不谈电影，转而谈论看电影的设备。
“我的大学是一个工科学校，学校的设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那时，他们将给研究室用的一个八寸的小电视——那会儿叫监视器——拿来放电影。“我当时看的第一个武侠片是《云海玉弓缘》，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部电影原作者是梁羽生，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看不到多少香港电影，那会儿真的都是红色电影，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发了一个通知说要放《云海玉弓缘》，所有人都激动得疯掉了，都围到那个特别小的八寸的监视器前面。”毛尖将翟永明在书中谈到的电影回忆称为“岁月蒙太奇”，“召唤的正是我们的江湖电影记忆”。毛尖回忆道，当年《庐山恋》红火的时候，她家门口弄堂的年轻男女都在讨论里面的吻戏到底是怎么拍的。而她也同时感叹，翟永明虽然不是专职影片人，但是眼光独到，比如谈起苏联电影为什么好，翟永明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银幕上一边是刺杀列宁的密谋，另一边是四小天鹅的舞步，而中国的红色电影始终没有消化这个体系，所以很多电影看起来里面的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到了1980年代中期，翟永明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外国电影了。那时她的一个朋友在电影制片厂做美工，会偷偷地带片子到一些有条件放映电影的单位去放映。另外那时候有录像机了，大家翻录别人的录像带看电影，“最后放出来都是雪花了，但是也都在看。”翟永明说。她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看的《美国往事》，那时《美国往事》还没有中文字幕，但她们仍是看。“那时特别能够理解电影，虽然不知道人物的对白在讲什么，但是能够完全靠电影语言来理解它的剧情，那是非常重要的体验。”
相比之下，七十年代出生的毛尖，其早期观影记忆来自录像厅时代。“脏兮兮的录像厅，承担了我们整个青春期的性教育。因为相比之下，电影院的电影是清洁的，承担道德教育。”毛尖说。那时她和表弟才十来岁，忍受着录像厅看门阿姨鄙夷的眼神，看了《爱奴》。“当时觉得很厉害，到底厉害在哪里，我其实也记不清了，回头想想，可能就是录像厅的淫荡气氛吧。”
“我给院里的小朋友讲《基督山恩仇记》，为的是让他们给我洗被单”
“我自己也有看小人书的漫长的童年经历。不过感觉你们在成都看的比我们江浙一带要贵。”毛尖就翟永明书中的小人书回忆发出了疑问。“我们那时候两分钱可以看一本，有时甚至两本，你们成都好贵，要五分钱。”
翟永明说可能是自己记错价格了。在《毕竟流行去》的前言里，翟永明坦言自己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有关于过去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凭依。“可能是一分钱，也可能是两分钱，总之花了很多时间在小人书上面。” 翟永明说，那时没有电影，看小人书就像是看电影，可以完全沉浸进去，把自己所有的钱也好、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全都投入进去。“那时我们那条街有两三个小人书的店铺，可以租书，也可以就在那里看，我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待在那个地方。”
《西厢记》是翟永明最爱看的小人书之一。《西厢记》，洪曾玲改编，王叔晖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当时风靡的小说，其实大家都没读过，只是大家都在传说，好像觉得这本书不得了。”翟永明说。她自己从姐姐那里听来了《基督山恩仇记》，这个像评书一样要讲很久的故事后，就去讲给院里别的小朋友。“分很多次讲，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给我洗被单。他们一边洗，一边听我讲这个长篇故事。”这种口耳相传的模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很多书要等到翟永明上了大学的时候才正式出版。“等我后来拿到那些书时，它们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了；与阅读相比，口传留下的想象空间更大。”
翟永明另一个有关阅读的记忆是“传阅”，因为那时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书店，如果要阅读，基本上就是同学、朋友之间互相借书。“借书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如果能借到某一个书，后面都排了很多人，大概只能有一两个小时让你看。”对此，毛尖也有共鸣。“我们传阅得最厉害的是金庸。”毛尖说，“看金庸的经历仿佛还在昨天。拿到《笑傲江湖》，前面几小时我看，后面几小时我姐看，半夜我妈看，凌晨我阿姨看，还掉的时候，我们家四个人都看过了。那是一本书能遇到的最贪婪读者吧。”
对于匮乏带来的阅读时的如饥似渴，翟永明有着更丰富的体验。她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后，有上海的出版社重印世界名著，人们都是特别早就去排队，队伍把新华书店围了几圈。“为了买一部名著早早起来去排队，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阅读受局限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更容易读到影响他一辈子的书，比如当年读《简·爱》对翟永明的影响就特别大。在《简·爱》之前，她从来没有读过像这样一本女性有自主意识的书，女主角可说是跟任何一个男性都是平等的。“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有女兵，但是革命性的，不是个人性的；而简·爱是个人性的。”翟永明说，“这部小说给我的震撼很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他们读到了别的书，比如《第二性》，以致《简·爱》这样的书已经对他不会产生影响了。”
“下乡当知青的女孩都胖了一圈”
毛尖提到，翟永明书中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文字和照片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张力的，因为照片中看不到文字中记述的那时的压抑，反而透显着一种现在已经不容易见到的美。“婴儿肥的翟永明特别好看。”在那些照片里，毛尖看到蓬勃和力量，“那时的身体，有一种山河感”。
翟永明反倒觉得这些照片要不是因为文章写到那个年代，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的。因为自己青春时期的照片上，常显现着“知青肥”——不是婴儿肥。“下乡当了知青的女孩都胖了一圈。因为没有肉吃，只能吃米饭，乃至于有时候只有白米饭，一顿要吃一两斤。”翟永明说。
而说到那个年代的感情生活，毛尖对于翟永明写的大学经历尤其感到有趣：那时候不能谈恋爱，青春男女荷尔蒙没处走，突然有一天，寝室里八个女孩中的两个上海女孩，搬到一张床上去睡了。然后，同班女生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仿佛一场新生活运动，班上的女孩各自结对，翟永明也被配上，从了一个女孩。“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啊！”毛尖感叹道。
翟永明说，可能上海女孩子确实比较会过日子。她班上只有两个上海女生，这两个人把饭票合起来用，这样吃饭时就能每人多吃到几个菜，比较划算。她们开了头，班上的女生都被影响了，结成了一对一对的，到最后没有配对的很着急，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最后全班16个女孩全都配上了对。“实际上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每个女生的后面差不多都有一个男生；女生之间是假恋爱，和隐藏在后面的男生才是真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