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纽约之心曼哈顿、城市废旧设施的再利用、绿色慢行空间，高线公园作为一个社区更新项目，自建成以来便获得极大的关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不仅归功于其出色的空间设计和成功的公众参与，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这样一条似乎违背经济规律的空中绿带得以存在感到无比好奇。另一方面，高线公园的出现也刺激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增长，飙升的地价为社区带来了士绅化的影响。因此，人们对它的评论褒贬不一。俯瞰高线公园（图片来源：Architectural Digest 网址：https://www.architecturaldigest.com）随着时间推移，高线公园带来的显著的士绅化影响引起关注，人们开始多角度审视光环及其背后的负面效应：高线公园无疑是成功的，它诞生于寸土寸金的纽约，已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标志，通过吸引游客和刺激周边地价拉动了经济增长，其设计元素和手法也已经被很多城市所认可并借鉴。但高线公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改变了它作为邻里休憩空间和社区振兴催化剂的设计初衷。面对这些未曾预料到的改变，人们应该如何在复杂背景下深刻地理解高线公园存在的缘由，作用与意义？在项目开展的早期，摆在高线之友眼前的是不容忽略的9·11事件：在距离高线仅一英里半的地方，3000名美国同胞死于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暴力行动。纽约瞬间失去了15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数量比波士顿整个市中心的全部工作岗位都多。毫不夸张的说，纽约成了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也是一个见证了大量重要岗位在流血中消失的城市。华尔街交易平台关闭，幸存的投资银行也变成了临时性住所，人们对纽约金融服务行业能否存活产生疑虑。更糟的是美国以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经济重创加上战争升级为当地社区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高线公园是带有正面和积极色彩的项目，它的出现有一定的情绪安抚作用。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飞机撞击后，浓烟倾泻而出。
另一个大的背景是纽约的去工业化发展。如今的纽约是世界技术、金融及创新产业的中心，但这并不是它过去的样子。三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美国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中心：它生产了全国98%的妇女所穿的衣物，酿造了全国一半的啤酒，锻造了全国30%的钢材；它还是重要的进口欧洲货物的港口。因此，可以说纽约传统经济的基石是制造业，或者说是制造业成就了纽约。
而在今天，制造业产业链正在撤离这座城市，转而去寻找更合适的生存地。当制造业完全消亡的时候，它曾在整个城市留下的痕迹也会随之消失。巧合的是，当时纽约的切尔西远西区中心的再分区规划做了一个“允许社区居民拥有决定社区发展的实质性权利”的重要决定，时任社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Joshua借此机会提出了利用社区范围内的废弃轨道（高线）建设公园的设想。若没有这个决定，高线公园就不可能建在切尔西远西区的社区内，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规则的变化也反应了过时的制造业经济区向充满活力的居住区的转变。在切尔西远西区区划开始的时候，人们按照不同的观点分为三派，第一派提倡拆除高线铁轨，建设高密度保障住房，这也是规划的主要负责人朱利安的想法；第二派提倡拆除铁轨建设保障住房，但要控制密度和层高以顺应周边历史街区的风貌；高线之友是第三派，提倡保留高线并做成景观空间。
高线之友极力促成不同观点的群体产生对话，通过群体之间的折中妥协达成了以下共识：1.保留高线建造公园；2. 在与历史街区相邻的地块建设低密度的保障住房，以协调历史风貌。该结果兼顾了多方利益群体，但也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根据传统，社区发展项目中的保障房的建设量应达到所有住房开发量的30%。低密度的限制使得高线所在的区域仅建成了700个住房单元，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其次，建筑密度降低，保障房又要占一定比例，这使得房屋产生的税收大大缩减，间接减少了高线之友能得到经营资金。
高线公园600米范围内的低密度住宅区 （作者自绘）
首先私有产权人在城市中拥有永久土地权，为了取得高线上部空间的发展权，城市政府必须和这些产权人签订协议，让渡给他们必要的利益。在当时关于城市地块上方的开发权如何被转让、出售，以及经济模式如何设置的相关规则和可行性研究还没有出现，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产权人不同意，项目就无法启动。而布伦伯格政府设法成功地与22位难缠的产权人分别达成协议，可以说没有这些协议，也就没有高线公园。其次是争取轨道建设许可。高线之友要说服政府来发行城市内部轨道的使用许可证，即允许一段铁轨恢复其原功能或用作其他设施。回望这段历史，这是能够建设高线公园的唯一途径。高线公园确实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诞生的，有力的政府支持是关键。
如果有人向现任政府提出建设高线公园的想法，他一定会被拒绝，理由无非是建设资金短缺和保障房比公共空间更重要。高线地块的面积足以让房屋租赁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很可能会通过修改区划实现大体量居住建筑的建造，以此来容纳大批中低收入人群。由此看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同时拥有高线公园和充裕的保障房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切实际的。但所幸当时布伦伯格政府同意建造公园，而不是一股脑儿建设保障房。高线公园的建成使周边社区每平方英尺的地价上涨了500美元，年收入50—80万美元的富人被迫迁出，让位给年收入100万美元的超级富人。坦白地说，如果人们认为富人无需被同情，他们也就一定不会为这样的置换感到难过。令人欣慰的是，至今有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原住民留在这里，这得益于延续至今的出台于新政时期的房屋政策，该政策让最具种族和社会结构完整性的社区得以留存，因此他们逃过一劫。但大部分非白人和不富裕的原住民则根本无缘迁回入住，这是士绅化带来的结果。而高线公园并不是至使周边社区绅士化的唯一推手，因为切尔西的士绅化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早于高线公园建设20年。高线公园刺激下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涉及到层面更广的问题——纽约失控的发展局面：首先，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商业化，这个趋势完全符合经济规律，不可逆转。其次，美国两大执政党在25年前就达成了关于联邦政府大幅削减低收入群体住房补助的协议，削弱了城市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两个因素共同导致整个纽约城市系统无法提供公平的住房条件，无法满足种族、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所以，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或许才是纽约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高线公园本身只是这种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出现只是导致了由给富人建造房子转变为给超级富人建造房子的局面，它不应承担一个城市发展失控带来的一切严重后果。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高线之友也清楚自己无力改善城市的住房问题，他们明确了自己的使命：继续聚焦于满足已有社区产生的需求。并不是每一个公园都能像高线公园、中央公园、布莱恩特公园、哈德逊沿河公园和炮台公园那么幸运，私人的管理机构会为这些美丽的公共空间花上一英亩土地几百或上千美金的管理费。 许多其他默默无闻的城市公园则面临资金捉襟见肘和管理不善的问题。简单来说，富人去的公园美丽迷人，而穷人去的公园就衰败萧条，这种不公平源于令人苦恼的纽约政府和财政限制。
已经获得丰富资源的公园如何能与城市中的其他公园发生资源共享？ 现任市长启动了“城市公园计划”，政府通过与资源丰富的组织机构合作来帮助资源匮乏的城市公园良性发展。私人的公园运营机构予以具体某些社区公园资金支持，并帮助该社区创建必要的景观设施（如植物温室和围栏）及教授花园的日常维护。高线之友就选择帮助纽约市其他5个低收入社区的公园进行更新。然而关注度低但又需要更新的地方性公园数量众多，公园之间的互助只是杯水车薪。要想打破公园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聚焦于整个城市的公园运营系统对于至关重要，这不仅要求脱离富人引导的政治结果，转而从城市公正的角度来构建公园体系，还要求政府管理部门投入更多的资金。
废弃的纽约艺术迷乐园 （图片来源http://art-nerd.com/newyork/）
维修资金紧缺的社区公园（图片来源：https://www.winnipegfreepress.com/local/one-of-every-10-winnipeg-parks-in-poor-or-very-poor-condition-report-419644583.html）
高线之友在公园的规划设计之初就牵头组织社区参与，希望将社区居民的想法纳入其中。他们邀请居民开会讨论如何设计公园，并认为这就是公众参与，但参与者寥寥无几。后来高线之友向专业人员寻求指导帮助，重新制定了社区参与工作框架，对周边居民进行上门问卷调查和访谈，去一一了解他们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期望和诉求。
这个过程教会了他们如何更好地让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当面交流是让人们真正参与社区项目的有效途径，而参与产生共鸣，这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或电视广告无法产生的效果。
在建设高线公园之前，高线之友的代表曾来到巴黎向Promenade Plantee项目的设计师和负责人学习经验，该项目与高线公园类似，位于巴黎西岸Bastille附近的社区。而两个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Promenade Plantee的项目由市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主导，完成后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巴黎市民，它不涉及公众参与，只是作为一个美丽的公园供人们使用；而高线公园是市民推动的草根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求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所以高线公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对它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成就它并真正拥有它。正如其他伟大而不朽的城市公共空间，高线公园的功能逐渐融合了多元的社会目的，能被不同的时代做不同的定义，展现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动态变化的能力。
从地面看向勒内·杜蒙绿色长廊 （图片来源：https://www.cheminots.net/forum/topic/41625-photos-de-la-ligne-de-la-bastille-à-marles-en-brie/）勒内·杜蒙绿色长廊实景 （图片来源：https://www.cheminots.net/forum/topic/41625-photos-de-la-ligne-de-la-bastille-à-marles-en-brie/）社区士绅化的现象也同样值得思考：很多低端社区的居民惧怕社区品质的提升。这些社区居民一直生活在矛盾的心情中——既期望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创造便利的设施和安全的社区环境，又恐惧因无力负担社区生活而被迫迁出。纽约儿童哮喘发病率最高的某个社区就因此而拒绝了高线之友与政府合作通过植树缓解儿童哮喘的提议。他们宁愿让孩子病着，也不愿全家流落街头。由此可见，一个社区项目的立意也许是好的，但它可能不是居民现阶段最需要的，或者说它的实现可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这提醒了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项目组，必须首先明确社区的诉求，再考虑可以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和产品。从废弃的铁轨变成人们乐于聚集的交往空间，高线公园的成功与其背后的社会力量密不可分。从最初资源的接受者变成资源的给予者，在此过程中，高线公园对城市源源不断地产生影响。虽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但高线之友的讨论仍能引发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何衡量城市设计的成功与否？是否有可能规避或补偿城市项目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能否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开展项目？如何有效地进行项目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如何在现实中如何打破部门之间的结构壁垒，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对话和联系？能否更多地从社会和经济的视角来审视城市项目？希望以上思考的问题能在中国今后的规划中找到答案。
高线之友：由Robert Harmmond和Robert Harmmond 于1999年共同创立的非营利组织机构，在该机构努力下，高线（废弃铁轨）得以成功保留并发展成高线公园。高线之友在公园项目的早期负责空间设计的视觉美学研究，并连同纽约市一起招标设计团队。该机构目前主要负责筹集公园日常维修和运转的资金。2017年，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奖第13届Veronica Rudge 城市设计绿色奖颁给高线公园，并授予高线之友5万美元的奖金，肯定了他们对公园的长期良好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被奉为城市更新与社会合作项目的典范。颁奖后的第二天，高线之友的代表和哈佛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教师一同组成了座谈小组，就高线公园带来的诸多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为其他城市空间的设计项目产生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