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籍子弟的口述史（2）-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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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籍贯山西孝义，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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