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陵故城简史考略
於陵故城，沧桑荒古，其寿考难以确指，其历史演进众说纷纭。笔者试图拨开扑朔迷离的尘雾遮蔽，透视其漫漫修远的斑驳印痕，还原其历史演进的清晰身影。
远在七八千年以前，在中华大地上，以黄河流域为腹心，繁衍生息着氏族部落的两大族团：一是西羌集团，始祖为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二是东夷集团，始祖为太昊氏（伏羲氏）和少昊氏。他们共同的祖先是华胥氏。西羌集团分布在黄河上游的高原地带，以畜牧为主要生活来源，多以牛羊为图腾，长于牧羊故曰羌。西羌集团沿着黄河两岸不断东进，与东夷族团不断征伐与融合。东夷族团的发源地是河北燕山山脉。它是一个庞大的族团，后来分为人夷、鸟夷、郁夷三大支。随着繁衍和追逐生活资源以及氏族间的征战，不断迁徙，逐渐分布于山东半岛、河南东部、安徽中部一带。《说文》曰：“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夷，善于用大弓的部落，位于东方而称东夷。孟子说舜是东夷人，《史记》《淮南子》《越绝书》等典籍皆云“舜耕历山”。
鸟夷，以捕鸟为食，以鸟羽为衣，依赖鸟类为主要生活来源。后来发展到以鸟为氏族图腾，以鸟名为氏族部落名称，以鸟名为部落方国的名称，直至以鸟为姓氏。
鸟夷族群的部族方国很多。譬如南迁的太昊氏，风姓，以凤鸟为图腾，建都在陈，即今之河南省淮阳县，今淮阳县城北有太昊陵。继后，少昊氏建都曲阜，今曲阜东有少昊陵。蒙，以蒙鸟为图腾，发祥于山东蒙山。牟，以牟鸟为图腾，发祥地为胶东牟山。薄姑，以勃姑鸟为图腾，在今博兴县内。菑，以毛羽黑色的菑鸟为图腾，今临淄、淄川皆为菑族所在地。这些鸟国部族之多，堪称百鸟之国。
其中一鸟国叫於国。《说文》云：“於，古文乌，象形。”乌鸟，羽毛纯黑，俗称乌鸦或老鸹。於族人以乌鸦为图腾，后来便以乌为国名，称於国。因居住于长白山麓的高平之地，又叫於陵国，都城设在於陵，即今之邹平县临池镇古城村。陵，《尔雅·释地》：“大阜曰陵。”阜者，高平之地，即土山。於陵故城东、南、西三面，皆为丘陵土山。何光岳《东夷源流史》云：“於人发源于於陵，以乌鸟为图腾，后成为国名。”从尧、舜、禹到夏朝，於陵故城一直是於陵国的国都。乌——乌鸦在传统文化中是吉祥的神鸟。华夏神话说，乌为驾驭日车的神鸟，叫三足乌。《论衡》云：“日中有三足乌。”《山海经》《左传》《淮南子》《史记》等典籍均有记载。古云：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儒家文化又把乌鸦尊为孝鸟，认为它有尊老爱幼的美德。《本草纲目》云：“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乌鸣地上无好声。人临行，乌鸣而前行，多喜，此旧占所不载。”唐以后，方有乌鸦主凶的民俗，范仲淹《灵乌赋》，即可佐证。“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但范仲淹自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0世纪40年代以前，乌鸦遍布城乡，朝夕之时，千百乌鸦群若乌云一般飞翔天空，归宿树林。这种景观逐渐消失于50年代。
部族方国之间，为了争夺生活资源，伴随着强吞弱、众暴寡的征伐，部族之间的吞并、驱逐、迁徙是时常发生的。自然，部族间的联合与融合也是繁衍发展的形式。夏末至商朝，太昊氏之后的逢伯陵曾一度强盛起来。罗泌《路史》云：“逢，伯爵，伯陵之国，黄帝所封，夏有逢蒙，《穆天子传》逢公其后也。地今开封逢池，一曰逢泽。”伯陵，即百灵鸟。鸟夷中最早迁至河南者。大约商初东迁至山东临朐西的逢山，居于季萴氏的故地。逢伯陵强盛之时，曾将山东半岛内的许多小国征服吞并。长白山区的於陵国、夫于国等，都成了逢伯陵的属地，其中一部分被迫迁徙他方。《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指着薄姑城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氏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说明逢伯陵是占领爽鸠氏、季萴氏故地的继居者。不久，薄姑氏发展兴盛起来，又将逢伯陵征服驱逐，成为商朝后期比较强盛的属国。薄姑城距於陵城仅百里之遥。於陵国曾一度被逢伯陵所征服占领，成为逢伯陵国属地。《齐乘》云：“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薄姑氏代之，后太公代之。”据《太平寰宇记》云：“逢陵故城在淄川县西北四十里。”方位和距离皆与於陵城吻合。这说明於陵故城曾一度成为逢伯陵侯国的都城。旧志引《岳通志》云：“魏书云:逢陵县治，故於陵城也。是北魏改曰逢陵矣。”北魏时，於陵县一度改为逢陵县，这是商朝逢伯陵国一度取代於陵古国这一历史信息的记忆召唤与再现。
於陵与夫于、於馀又是什么关系呢？何光岳在《东夷源流史》中，前面写道：“山东邹平县东南的於国，当以乌为图腾，春秋时为齐国所并，改为於陵邑。於族后来北迁，建立扶余国。”后面又云：“於人发源于於陵，以乌鸟为图腾，后成为国名，于周朝建国于於馀丘，称於馀，其地在今山东临沂市北。”很显然，书中将於陵与於馀、扶余（夫于）搞混在一起，没有将其异同及关系分辨明白。
夫于与於陵原本是鸟夷中两个不同的族群。鸟夷中有一支叫凫臾，原为九夷之一，又称浮渝、扶馀、夫于，皆为一音（fu）异字。凫为一种水鸟，俗名野鸭。该族以凫鸟为图腾，后为国名。《字汇补》云：“凫臾，东方国名，即夫于也。”学术界对夫于族的发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夫于族最早发祥地就是今长白山北麓的夫于邑（今邹平县西董镇夫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齐子尾（高虿）逐“出群公子”；昭公十年，齐陈桓子接受晏婴的建议，召抚群公子，“子周亦如之，而与之夫于”。杜预注云：“子周本无邑，故更与之。”又注云：“夫于，济南於陵县西北有于亭。”清代王渔洋晚年家居曾著《古夫于亭杂录》，序云：“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康熙《长山县志》载：“夫于邑，在县西南三十里夫村。”一直到今天，依然叫“夫村”，这是古凫臾族、古扶馀国的信息遗存，仍一脉传承着关键字“凫”（浮、扶、夫）的音。
夫于族人繁衍兴盛起来，不断扩展，南北迁徙，分布极广。当逢伯陵强盛之时，夫于族人大部分被驱逐，大规模向北迁徙至松花江、鸭绿江一带，建立扶余国。直到金代，扶余之名才不见于史书。北迁的扶余人大部分后来融入渤海国，一小部分融入女真族与高句丽族。今吉林省有扶余县，乃是今人特意保存古扶余国历史信息的体现。留在山东长白山区的一部分夫于人，与於族人融合交汇，形成了较为强大的新的“於馀”一支，在商末周初建立了於馀丘国。《左传》中春秋爵姓皆亡之三十二国中，有於馀丘。学者多认为，於馀丘国在今临沂市西北，有的说临沂西北七十里。从方位、距离和历史渊源等综合判断，极有可能，於馀丘国就在於陵故城。
王莽新朝时，於陵县一度改为於陆县。北迁朝鲜半岛的扶余族人曾建百济国，百济王妃称“於陆”。百济语中，陆为妻之意，於陆含有於人之妻的意思。王莽改县名时，是否有此怀古之意呢？也可能是一种巧合，那时许多带“陵”的地名，大多改为“陆”。
历史上，於陵曾为部族方国都城，又曾为县城，战国时代又与六大学派之一的廉士陈仲子联系在一起，所以“於陵”的知名度较高。而“夫于”呢，远古时候曾为部族夫于方国的都城，后来在部族征战中，大部分迁徙其他地方，原夫于故地从此衰落下去，再也没有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夫于邑”的名望渐渐暗淡下去，后来仅仅保留下一个村名。但这个小小的夫村，却是穿越历史长久、分布区域广大、沿革变化复杂的扶余族人的最早发祥地。长白山腹地的小小夫村，早已淡出学术界的视野，被人们所遗忘。今天，应当恢复其“扶余族人桑梓故地”的历史面目，以便于厘清扶余族人的来龙去脉这一全国学术界的大难题。
商朝覆灭以后，薄姑等东夷诸国支持商朝贵族后裔，共同反叛周朝。姜太公东征平叛，占领齐地，封于营丘。从此，於陵变为齐国的属地，战国时代为齐之於陵邑。秦以后，於陵演变的脉络清晰。
至此，我们可以把於陵故城的沿革概述如下：
尧、舜、禹时期至夏朝，为於陵国都城。
商朝，一度为逢伯陵国都城。
西周至春秋，一度为扶馀丘国属地或都城。
战国时期，为齐国於陵邑。
秦属齐郡。
西汉置於陵县，属青州部济南郡。王莽新时，改名於陆县，寻废。
晋改於陵县为乌陵县，寻废。南北朝刘宋孝武于於陵县地置武强县，并置广川郡（今长山镇）。
南北朝北魏改武强县为逢陵县。南北朝后齐改广川郡为东平原郡（今长山镇）。
隋开皇三年郡废，又别置济南县（今邹平县好生镇平原庄）。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武强县为长山县，以县境长白山而取名。长山县治所从於陵城迁至广川郡（后东平原郡）废城，即今之长山镇。另外还有宋宣和末移县治说，先移至固玄镇而后再移长山说。
长山县于1956年3月并入邹平县，原治所今为邹平县长山镇。
治所迁移以后，於陵城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变为於陵故城，演变为民众俗称的古城，即今日的古城村。隋以后，在它的近旁崛起了一座丝绸重镇——周村，书写着新的经济文化的辉煌。
於陵城距齐之都城临淄，不足百里，一直是齐国的核心区域，齐国特色的工商业经济十分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云：“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又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又云：“安邑千树枣……齐鲁千亩桑麻……”。透过这些文字记载，齐国於陵一带，桑麻种植与蚕丝纺织业极为发达。“齐冠带衣履天下”，就是说天下人都穿戴着齐国制造的顶冠、束带、衣服、鞋子。於陵作为济南至青州的交通要道，一直风光焕然，况且又在故城近旁崛起了工商重镇——周村。原於陵城内有桑蚕贸易的“桑子市”，至今民众仍能确指它所在的地方;周村有“丝市街”“绸市街”，这是桑蚕丝绸业发达的信息荟萃于地名。1982年在故城城墙遗址附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丝绸纺轮，则是最早从事桑麻种植和丝绸纺织的历史见证。
唐宋以来，於陵与周村一带，已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元朝，成吉思汗大规模地征伐亚欧大陆，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拓展，周村丝绸重镇的角色地位更加显赫。明清时期直至民国初年，周村商埠达到了黄金鼎盛阶段。促使长山县周村商埠走向巅峰的有两次历史性机遇。一次是明清之际，於陵李氏家族崛起，“四世五公，一门万石，丰功伟烈，赫赫朝端”。从李化熙起，打击豪猾护商、代缴捐税惠商起，前后子孙数代近二百年，鼎力培育桑梓商脉，致使周村超常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长山知县金鉽《周村义集记》云：“长邑南十八里为周村大镇，地不通夫水陆而天下之货聚焉，熙熙然贸易有经如遊化日。”竟使这位来自江浙会稽的知县“余心窃异之，不知其何能尔”。商贾云集，车马辐辏，已成了名闻天下的四大“旱码头”之一。周村发展的第二次机遇是清朝末年。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通车，东至青岛、西至济南，远至京津沪宁，周村交通空前便捷。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决定自开商埠。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合上奏朝廷，建议济南、周村、潍县等自开商埠。周村乘势而上，迅猛发展，章丘、邹平、长山、桓台等地富豪大户，纷纷在周村开店建厂，外资企业也迅速涌进周村。周村的蚕丝、丝绸、纺织等货物，一时雄冠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市场。
於陵与周村原本是同脉共体，它们之间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密不可分。可20世纪50年代以后，行政区划的变更，人为地切割为淄博市与惠民地区（今为滨州市）两地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於陵故城经历了七八千年的风雨跋涉，终于定格为一方远古文化密码储存的圣土。伴随着邹平与周村经济文化的新的崛起，於陵故城也将会焕发新的青春。
（为《古城志》而作 齐由山人 2009 · 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