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当面和主席争论的凯丰，后来去了哪里？
或许提到凯丰这个人，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凯丰可是在遵义会议上，敢于当面和主席争论的人。
他当时甚至还拍桌子对主席说，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只是读了些《孙子兵法》而已。这人就是凯丰，那么，遵义会议上，当面和主席争论的凯丰，后来去了哪里？
凯丰的生平
凯丰是江西萍乡的人，农民家庭出身。19岁的凯丰读完萍乡中学后，考入了当时的武昌高等师范。在那时是很了不起的。
在师范的日子里，他经常阅读一些先进的书籍和报刊，到了两年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去了当时的苏联进一步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凯丰认识了王明和博古等人。这也为遵义会议上，他力挺博古埋下伏笔。
24岁的凯丰在苏联学成后，归国，并且在同年入党。也是在那时，他把原名何克全改成了化名凯丰，取自开封的谐音。第二年年初，担任了团中央巡视员，后来又担任了广东省省委书记这一重要职位。
在位期间，他恪尽职守，大量宣传革命的先进思想。到了这一年的五月，不幸的是，凯丰被当时的叛徒告密了，被抓了。即使在狱中，凯丰依然保持着高风亮节的品性，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坚持共产主义思想。
凯丰
三个月后，凯丰幸运地被当时的党中央营救行动，救出去了。在出去后，凯丰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先进杂志《东方青年》的主编。这给了凯丰一腔热血以用武之地。
尤其是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凯丰深刻的认识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为了向广大人民和学生揭露他们腐败卖国的罪行，积极引导学生的爱国运动。
他先后在《东方青年》和一些先进杂志报刊发表了许多为文章，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的罪行，并且充分肯定并支持广大青年和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
两年后，27岁的凯丰调到乐乐中央苏区进行工作，由于在报社主编的位置有着优异的成绩，他先后任团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书记。
遵义会议上的争论
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性的转移，凯丰跟随着主力军开始了长征。在这一年，凯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但是，由于一开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导致了红军将士们一路上伤亡损失非常惨重。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红军从八万人，一下锐减到了三万人。
这样，在军队中，有很多人都主张让主席来指挥，但是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想让博古继续指挥。如此一来，军队中就出现了两个派系。
就在这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会议上，大部分的人都赞成主席的正确主张。当时包括王稼祥在内的许多人，都明确指出了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但是也有极个别人，脑子一直转不过来，凯丰就是其中之一。
凯丰在当时担任中革委总供给部政委、并作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凯丰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指挥路线所造成的伤害，并且站在博古的一方，甚至拍桌子和主席争吵。这就有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博古
按道理说，凯丰提出自己的想法，是符合组织的原则，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危急时刻，这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举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凯丰才29岁，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华。
他的争论和批评，都是不掺杂别的什么阴谋的，是单纯地发表个人意见，符合党的原则。虽然博古等人在会议上并没有完全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们还是顾全大局，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愿意遵守会议上的决定。
会后，经过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博古和凯丰都明白了众人的良苦用心，开始拥护新的正确路线，并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
事后，中央并没有过分的计较凯丰在会议上的错误，而是看重他的品性和才华，对他采取了耐心的教育。后来，凯丰自己都在说，因为自己当时对中央苏区的错误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方向，真是幼稚可笑。
后来，通过主席的正确指挥，让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眼看着红军被动挨打的局势慢慢扭转，凯丰在大家的开导指引下，很快就意识到了博古等人当时的指挥错误，并且也认为自己在会议上说的一些错误的话是不对的。
就从这以后，凯丰都坚定地站在了主席这一边了。再后来，凯丰在一次运动中，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席还亲自写了信对他进行安慰，过去就过去了。
在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凯丰担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等工作，积极配合党中央和主席的工作。
在1937年初，凯丰调任了中国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且经常去抗日军政大学讲政治经济学的课，或者做形势报告。
第二年，凯丰担任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编委会。在1939年，凯丰又调去了重庆，配合周总理做统战工作。第二年，又回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部长。在抗战的工作中，凯丰也与主席的关系感情越来越好。
建国后，凯丰又先后担任了沈阳市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等重要职位。
虽然职位一直在变动，但是凯丰为人民服务的心始终不变，一直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思想，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凯丰在49岁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