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那场《兰亭序》之辩
1965年5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文章和墨迹并非真迹。在毛泽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指示下，以郭沫若先生（1892年～1978年）和高二适先生（1903年～1977年） 为主的两个阵营针锋相对，展开了一场“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双方论战集中在两个方面：《兰亭序》文章真伪和墨迹真伪，本篇为下篇，对于《兰亭序》墨迹是否是伪造？，五十六年前的大家们又是如何评断的呢？
▌反方观点：《兰亭序》墨迹是后世伪造
郭沫若
郭沫若：从1958~1965年南京附近出土六处墓志、墓砖，据考证与王羲之为同时期，部分人物还有亲友关系。这些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还是隶书体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但与《兰亭序》体段相隔天渊；智永和尚伪造了《兰亭序》，其传世作品《告誓文》用笔结构和《兰亭序》完全是一个体系。
梁武帝评王羲之书法“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兰亭序》字体妩媚，不见雄强；王羲之在唐以前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于世，其字应该未脱离隶书笔意，应与《爨宝子》和《爨龙颜》相近。
《神龙本兰亭序》中“癸丑”二字过于扁平，疑为后加；并由有“彭”“殇”“为” 等字浓淡转换得出神龙本墨迹就是真本，是智永所写的稿本；新近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与1924年出土的《三国志·吴志》一样，隶书气味浓重，与兰亭序相差悬殊；王羲之《丧乱帖》用笔与《爨宝子》、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其《十七帖》也有隶书笔意。
▌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晋人书三国志吴志
徐森玉：王羲之所处年代隶书和古老的篆书仍在使用，但行书、草书普遍使用，楷书基本形成，但仍处于隶书过渡到楷书的前期阶段，真正成熟的楷法要到隋、唐之际才完成，所以从书法的角度看《兰亭序》是不可信的。
▌正方：《兰亭序》墨迹是王羲之真迹
高二适
高二适：《兰亭序》（定武佳本）中部分字有隶法， 如“癸丑”之“丑”字；“曲水”之“水”；“宇宙”之“宇”字等，不能说《兰亭序》是完全脱离隶法的（按：此后被郭沫若驳斥为比例太低，不能说整个《兰亭序》有隶意）。碑刻通常不是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以碑刻字的体例来对照《兰亭序》是不可取的。
▌《爨宝子》《爨龙颜》
商承祚：隶书笔意的确定不能以个别笔画作为标准，需要考虑整体性；凝重、古拙、质朴等不应作为隶书笔意的标准；王羲之《十七帖》无法看出有隶意；《爨 宝子》和《爨龙颜》中不能都归于隶书，《爨龙颜》属于楷书范围；书法作品效果不同是因为用笔不同， 《十七帖》用的是秃笔；《兰亭序》和《丧乱帖》是用新毫，飘逸飞舞，而《姨母帖》是用半秃毫，显得更圆润；从东汉起隶书向两个方向发展：“章草”与“楷书”，楷书在三国和西晋初已接近成熟，到了东晋已经成熟；不同书体在同一历史时期并行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皆由适应社会不同需要而确定。
▌神龙本《兰亭序》本
社会上层的书法和民间的书法有一定距离，以晋砖和墓志衡量书家的一切书法是不恰当的，据历史文献，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书，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结合的行书；如果将王羲之的书体局限在二爨，就低估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
不能仅仅通过神龙本《兰亭序》几字浓淡变化或几处修改，就得出智永故弄玄虚作伪的结论，否则会使智永在千载之下蒙此“莫须有”之冤。
▌《丧乱帖》《爨宝子》《王谢墓志》
综上，双方辩论焦点，由于出土文物（墓志、墓砖）都带有隶书意味，所以判断《兰亭序》的字体不符合其所处的时代特征，而且也不符合王羲之的书法特征。
郭沫若以智永《告誓文》用笔结构和 《兰亭序》是一个体系作为依据，不采用能应 对王羲之字体的智永《千字文》真迹，而采用被证明为伪的墨池堂智永《告誓文》帖，显得有误导之嫌。
隋炀帝对智永的评价：“得右军之肉”，智永之《千字文》正可以应对右军当时的书体，足以证明王羲之的书体面貌，并反证《兰亭序》为王右军所书。郭沫若先生仅以《告誓文》为证据，为何忽视《黄庭经》《乐毅论》呢？以他的学识不可能不知道这两篇墨迹渊源，很显然是故意为之。
质疑《兰亭序》引用的许多观点来源于清代阮元、李文田、赵之谦，这些书法家均是清末时期的“碑学”倡导者，在这些人眼中“魏、晋、 南北朝”就应该是“隶意时代”，郭沫若先生只采用这样背景和观点一致的书法家的看法，得出王 羲之《兰亭序》字体不符合时代的结论，有失偏颇；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书中皆无行书一词，隶书均指楷书，李文田之流此乃断章取义。质疑唐太宗、梁武帝对于王羲之书法作品的鉴别能力时，郭沫若用毛泽东“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来拔高自己观点，压制反对意见，将原本正常的学术讨论赋予政治隐喻。
唐摹本《丧乱帖》是王羲之行草书尺牍，被公认为最接近王羲之书法风格的作品，郭沫若 先生为证明其观点，硬说此帖用笔与《爨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见图 7，魏晋有碑禁，刻碑乃工匠所为）。
启功先生当年虽言语略带歧义地表示支持，但晚年也不免以此作为笑谈。质疑《兰亭序》主要物证是：出土的东晋墓碑和墓志；出土的晋人《三国志》写本；二爨碑文。但正如商承祚反驳的那样，利用实物资料时要有所分析考虑，上层的书法与民间的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多为陶工所书，抄写经文多为书匠所为，均是民间书法，想要用他们窥探书法家的多种笔法，或用他们的笔意推演整体时代书法特征，是以偏概全。
兰亭论辩本是学术讨论的议题，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序》论辩，一些书法家和学者被动卷入其中,有些论点的表达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考虑，如启功先生晚年就拒绝将文章编入自己的文选。
论辩双方中，反方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主，有些学者略显附和与应承；正方从论据全面性和深度上当以商承祚先生文章中的观点为主。这场论辩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但1998 年在南京出土的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之墓”似乎给出了答案。此墓中有两件楷体墓志（见图8），刻工精湛，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为《兰亭序》论辩的正方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高崧墓志》
五十六年前的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史无前例，有些桥段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由于这场本该畅所欲言的学术讨论，后来被扣上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斗争，是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 评定”的政治含义，最终使其失去了客观和公正的标准。尽管如此，这场论辩所带来的对中国书法史考证研究与民间书法推广的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编辑整理自 费海勇《五十年前那场《兰亭序》之辩》一文，因篇幅过大略做删减成上下两篇。本篇为下，原文刊载于2018年《收藏》0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