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季 | 董书敏 | 四川文学
在 冬 季
作者：董书敏
A
下午四点，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我的手机，这时我正和红色妖姬在一起。红色妖姬是我两个月前加的微信好友。她长得挺漂亮，喜欢穿鲜艳而肥大的衣服，喜欢在指甲上戴亮钻，喜欢穿长筒靴子。和以往的每一次一样，第一眼见她我都会眼前一亮，如同歌里唱的，就像一只蝴蝶飞入我的窗口。但是很快，我的心情就会像过山车一样飞快地下滑。因为我记得蝴蝶是毛毛虫变的，我也很容易地就在她的脸上发现毛毛虫的痕迹，她的美丽与丑陋就像电影中的特技镜头，在我眼前反复切换。但从始至终我都面带微笑，像漫画书里的狐狸先生。实际上我是一只戴着面具的大灰狼，我向她展示的都是我最好的部分。她可能也一样，一边冲我很淑女地笑，一边问我这几天都做了什么，我说练滑雪呀，这跟头摔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次和她见面时她提到想去棋盘山滑雪。实际上，我练滑雪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这不都是为了你吗？腰都要摔折了。她说，我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上次见面时她就问过我的名字，我说叫我阳哥好了。今天她再问，我把手机拿过来，向她展示了我的淘宝昵称，阳哥专用！看见了吧！我收起手机，拿起杯子，把一杯淡爽喝得一干二净。
我是开车赴约，却故意要了啤酒，而且把时间定在天黑以前，并把约会地点选在她住处附近。我知道她现在租房单住，没有室友，只一个人。
我把一切都算计得很好，可惜我精心安排的这桩美事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给搅乱了。
我接起手机，刚喂了一声，对方就没头没脑地来一句，快来看看你弟弟吧！我一愣，谁弟弟？我是独子，别说没有亲弟弟就是表弟堂弟都没有一个。不等我细问，对方又来了一句，反正我告诉你了，出了事我可不管。
一定是谁打错了电话。我听了一会儿，又喂了几声，除了风声再无其他。于是挂断手机，和红色妖姬继续先前的话题。可心里却不踏实，总想着那个电话，想着自己是否有个弟弟。对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有弟弟的。我拿起手机，翻找出他的电话号码。半个月前我还见过他，那时他仍然有家不能回，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也都到期了，他无处可去，就跟着林老虎四处要账。
铃声响了好久，他才接起电话，开口就问我干吗打他电话？语气很不友好。真是没良心，我关照他的时候他可是一口一个哥地叫，叫得我都肉麻。
我知道他异于常人，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我说，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他没说话，却也没有将电话挂断。电话那边很静，没有车声没有人声，这让我很容易地就听到了那哨音，我知道这是风掠过树梢的声音，这树一定很高，应该是一棵红松，树干笔直，树冠巨大，每当有风吹过，它针形的叶子就会发出这种哨音。如果想要听到这种哨音必须要站在高处，比如与它平行的十二层楼楼顶。我曾经常常站在那里，静静地听这哨音，想我的心事，想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推着自行车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的父亲；想我念的那所重点小学；想学校里号称全国最大的校图书馆；想我在那里上了六年的小学却从没踏进过图书馆一步。想我和几个同学偷偷溜进图书馆所在的南楼，正得意自己终于扒到了图书馆的窗户，却不想被值班老师撞见，结果一人赏了一脚。她是教体育出身，身高一米八还多，拳脚功夫了得。那一脚将我的大腿踢得乌青，疼了许多天，怕家里人知道，每天我都跑到卫生间里查看它的变化。十八年了，我从一个二年级的小豆包长成了小豆包嘴里的叔叔。如此漫长的岁月却仍然没有抚平这处创伤，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在大腿上摸到那个硬结，并记得她当时的吼叫，图书馆是你们进的吗？那是留着上边检查用的！我更记得她羞辱我的样子，每一次都记得。
这棵树，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天上人间的中央，因为它曾是那片林子里最高最老的一棵树所以才被留了下来，而它的那些子子孙孙就没有那么幸运，被开发商连根铲除。为了平息它的怨气，开发商因此还请了和尚过来，围着它诵经念佛，并把一条几十米长的黄色丝绸围在它身上，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披着黄袍的树妖。
天啊！难道他是站在楼顶上接的电话！这么冷的天他跑到楼顶上去做什么？作死啊！不用问，一定是林老虎捣的鬼，这家伙为了要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喂！你是不是在天上人间？我问。在十四号楼的楼顶上对不对？他说，对！怎么的！
你傻逼呀！我骂了一句。对方却没了声音，原来已经挂了，我再打，他不接，继续打，还是不接。
我顾不得红色妖姬，告诉她我有急事要处理。她站起来有些不舍地拉住我的胳膊，说你喝酒了，还能开车吗？我说人命关天，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冬季
B
下午四点多钟，一个电话打进来，这时我正心烦意乱，正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接天上人间这个项目。虽然它只是我众多项目中的一个，但它给我带来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我已经许多天无法入睡，头发一把把地掉，眼圈乌黑，像得了一场大病，而且越来越重。走在街上，遇到认识的人都会问我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我苦着一张脸，说要不来钱呗！光天上人间就欠我五百多万，我是包工包料，现在恐怕连本带利都要赔进去！听到的人都劝我，钱要不来就算了，以后可以再挣，把身体搞垮了才是真的亏呢。这道理我比谁都懂，可懂又怎么样，懂就不烦心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我更加心惊肉跳，我拿过手机，一看号码，并不是我通信录里的人，这个号码我从未见过。我犹豫着，盯着屏幕上那个绿色的小电话，听着它一声接一声催命似的号叫。
我没有勇气接这个电话，我很害怕，真的，我怕听到不好的消息。铃声停了下来，但很快它又再次响起，还是刚才那个号码，看来不接是不行了。我深吸一口气，像等待最后宣判一样郑重地按下接听键。电话刚接通，对方就喊起来，快来看看你弟弟吧！我愣了一下，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继而又提上去。我说他在哪儿？怎么了？对方说，他在天上人间！正站楼顶上呢。不等我再问，对方已经挂了，小弟那张久经风霜的脸却出现在我面前，他嘴巴微张，呼吸急促，一只眼睛努力地盯向我旁边，一只眼睛盯向更远处，哥，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哥骗过你吗？
这个场景出现在几天以前，是我和他说了那件事以后。之后的几天，我都没再见过他，但心里却是既担心又害怕，做了无数个假设，每一种都让我心惊肉跳。
我打了小弟的电话，一连打了几次，还好，他总算接了，我问他是不是在天上人间，他说我不在这儿。我说那你在哪儿，他说我哪儿也没在。但我已经听见了他电话里的风声，是站在高处才能听到的风声，这是风掠过树梢的声音，这树一定很高，应该是一棵红松，树干笔直，树冠巨大，每当有风吹过，它针形的叶子就会发出这种哨音。这棵树就在天上人间的中央，就在十四号楼的前面，我曾经几次站在与树冠平行的十二层楼楼顶，静静地听这哨音，回想我曾经的过往。
1996年，我二十六岁，已经断断续续地在城里混了几年，没有给谁打过工，一直都是自己干，摆过地摊，卖过杂粮，后来借着市场改造的机会在铁西买下一间有占道许可的铁皮房，梦想着可以在城里扎下根来。我常常在没人的时候跺着脚下这块十几平方米的土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是我自己挣钱买下来的。
铁皮房在马壮街七马路道南，旁边有条胡同，走进去，是一大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援建的老楼，老楼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平房，既拥挤不堪又四通八达。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巷子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向外伸展。住在楼里的一般都是城里人，大多是工人阶级，在车间里做些油腻麻花的工作，没什么本事，牛却吹得响，仿佛地球离开他就不会转，他们常常大声地讲话、大声地骂人、大声地评论这个世道，仿佛一切对他们不利的事情都不公平。比如工人下岗、企业破产，比如取消分房，比如农民可以进城。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则都是应该有份。好像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要处处得到照顾，处处得到优待。他们常常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眼神漫不经心，下巴微微上抬，嘴角挂着得意。即使自己一无所长也要装模作样，你行啊，农村来的，能吃苦，我不行，这活打死我也做不了。我心里说，呸！就你这德性在农村饭都吃不上，得饿死。该！早就该让你下岗！你们这些又馋又懒的家伙。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迈着小短腿，戴着一圈套一圈的近视镜，一看见我就说，哎呀小伙长得多材料啊，还勤快，你要是城里的多好，我说什么也要把姑娘嫁给你。她女儿我见过，和她一样的小短腿，夏天穿裙子，腿肚子老粗，脸上还有蝴蝶斑。当时刚念完成人中专，怕别人不知道，一张嘴就是，我这校门出来的人。因为她妈说了要把她嫁给我的话，这让她觉得受了羞辱，一次竟当着我的面和她妈吵起来，三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小女孩儿一样又跺脚又甩手，说她妈嘴贱，什么都说，还说她校门出来的人怎么可能和大老粗有共同语言！这话自然刮疼了我的耳朵，我说，别担心，我现在才二十六，就是六十二了也不会考虑你。这话让她娘俩记了仇，几天后那妇人特意来我店里，扒着窗口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我问是谁？她呵呵笑着，往南指了指，就是三角楼里那个傻姑娘，每天把一大串钥匙挂在脖子上的那个。我说你啥意思啊？她像白骨精一样把脸一变，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找城里的就只配找那样的，像我姑娘这样的想也别想，还不考虑？你考虑得着吗？你配吗？连个城里户口都没有。就应该把你们这些老倒子都赶回农村去，万八辈儿不让你们进城！
住在平房里的人多是像我一样从农村来的，有的在市场里做些小买卖，有的去远一些的地方打零工，九路家具城、铁西钢材市场、十二路汽配城。早出晚归挣些辛苦钱。也有一些是城里的下岗工人，突然没了收入，就把家里的楼房租出去，跑到这里租个小平房，一边用房租的差价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一边考虑怎么出最少的力挣最多的钱。这也不稀罕那也不稀罕，每天像个公子哥一样这走走那转转，一边吹一些不着边际的牛逼，一边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他们就像一面面镜子，让我更加看清了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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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了我爸，然后又生了我。她说我爸就是长在她心上的一个瘤，割下去可能得疼死，不割可能得耗死，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但据我所知，他们是自由恋爱，用我姥的话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活该！
我爸在沈阳油脂化学厂上班，他们生产的三威洗衣粉在当时非常有名，包装也好看，至今我都记得包装袋上那只刚出水的海豹。在厂里，我爸是个刺头，谁也不敢管，但涨工资的时候保证摆在前面，不然我爸会搅得全厂不得安宁。后来我爸干脆不去上班了，每天睡到十点多钟，把早饭午饭合在一块吃。吃完了饭，把自己收拾得利利整整，然后出门卖呆儿。偶尔打打架跳跳舞看看电影，每月工资照领。自己不愿意去还有人给送过来，厂里发的白糠鸡蛋大米豆油也一样不少。
这样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我爸听到什么风声，早早起来主动跑到厂里去上班。那时我爸很瘦，但每天晚上下班时都会变胖，开始只胖肚子后来连腰也一起胖，再后来全身除了脸哪哪都胖，走路都费劲儿。神奇的是，无论多胖回到家进了屋都会再瘦回去。我妈担心他，就说，你老这样能行吗？我爸说，怎么不行，厂子眼看就要黄了，再不拿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妈回头看看我，确定我没有听他们说话，这才凑到我爸跟前小声说，要是让人抓住多丢人。我爸把脖子一梗，理直气壮地说，抓我？吹牛逼！抓一个试试！保卫处的马老二，开面包车往外拉，谁管啊，怎么管啊？他们把那么好的一个厂子给搞黄了，怎么的，我拿几袋洗衣粉就犯法了。我妈回头见我也正在直脖听，就拿练字的铅笔往我脑袋上敲，好好写你的作业！将来考个好大学，别像你爸似的没出息。
和我爸比起来，我妈要有出息一些，她在重点小学里教体育，还兼学校的德育主任，听着像个官儿，其实就是一个摆设。她想去教语文和数学，争取了几年，领导都没同意。为了增加筹码，这几年我妈一直苦练硬笔书法。
不久后，沈阳油脂化学厂彻底破产，我爸再次回家，这次再也没有人给他开工资了。他失业了，不光他失业，那些规规矩矩上班、老老实实干活的人也都失业了。不光他们厂破产，紧临建设大路的标准件厂、织布厂，还有拖拉机厂也都统统破产倒闭。就连全国有名的铁道部桥梁厂也已经进入停产阶段。一时间人心惶惶，街上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闲人，建设大路动不动就被堵得水泄不通。我爸也有了紧迫感，跑跑颠颠地想要做点什么，却终究什么也没有做成。于是就每天接送我上下学。这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为我们订了牛奶，一天一盒，我至今还记得牛奶盒上那行醒目的红字，'市长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我爸看见这行字就来气，他说姑娘，你记着，这奶是爸妈交钱买的，不是谁送的。
以上均为节选
详情请参阅《四川文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