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张兆和:他为追她寻死觅活写500封情书,婚后却两次出轨

大凡女子下嫁男子,常理上讲容易出轨的多是女方,但现实深处,往往都是女方被出轨。这样的结果,是人性的必然结局。

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作家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也终究没能逃过这种人性。历经千难万难将女神张兆和追到手后,沈从文出轨了文艺女青年高青子。

所不同的是,通常遭遇这种背叛后,男女双方的结局多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可沈从文和张兆和虽在此后有过磨合,却终是相守着过完了一生。

当张兆和得知两人的情事时,她刚刚生下长子沈龙朱不久且尚在医院,这一年,是1934年,他们结婚刚刚一年。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而言,丈夫在自己为他辛苦分娩时出轨,从情感上来说,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的。

此时,沈从文刚刚成名,沈从文的研究者认为,他一生的成就都离不开妻子张兆和的影响。的确,沈从文之能真正出名,始于他婚后创作的这部名叫《边城》的小说。期间,多有张兆和的影响和支持。

男人有钱易变坏,男人有名了,也易变坏。这话,几百年来都未有过变化。

这个写下过最动人情诗的男人,终因情感出轨做了最薄情之人。只一转眼的功夫,昔日他死缠烂打、哭着喊着要娶的女人便由“白月光”变成了胸前的“饭粒”。

是沈从文善变,还是情感本身出了问题。答案是两者都有。其实,从沈从文新婚时写作悲剧《边城》时,他们的感情问题就有了初显。

正常逻辑下,新婚当是最幸福甜蜜时,可此时的沈从文却写了一部史诗般的唯美悲剧。这种不合逻辑引发了沈从文亲友和读者的不解,有人直接发问到:

“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

沈从文没有作答,只在后来的《水云》中作了交代,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沈从文的被压抑的梦无疑来自婚姻,而他在婚姻里的压抑则来自他的自卑心理。

张兆和对于沈从文而言是女神般的存在,除了身高上两人差不多外,其他的各项条件里:“合肥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都高出沈从文太多:

“他出身农家,她生出自安徽四大家族(包括李鸿章)之一的张家;他文化低,她自小受到最好的教育;他身材瘦小、容貌平平,她姿容俊秀,气质过人……”

在这些之外,沈从文还比张兆和大了整整八岁。

将张兆和之嫁给沈从文形容为“凤凰落入鸡窝”,一点儿不为过。

但很久很久以前,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就说了:“九如巷的四位小姐,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生。”

叶圣陶看准了,即便是委屈下嫁,九如巷的三小姐张兆和也丝毫不会在婚内对丈夫及家人有任何嫌恶。相反,她的言行举止尽显世家风范,相夫教子、伺奉老人、团结邻里,在这里之外,她还照顾着沈从文那刁钻的妹妹小九。

小九是沈从文最小的妹妹,她虽出自农家,但由于自小被父母兄长娇惯,她娇蛮任性,经常给哥嫂出各种难题。可张兆和对这个妹妹却一直隐忍迁就,正是这个妹妹最后还在哥嫂迁居北京后追随而去。这一住,就是15年。

对于这个妹妹,沈从文有时候都很恼,何况张兆和!

张兆和之所以一直迁就,只因为她内心的善良和身为大家女子的素养,当然也因为她不想让丈夫为难。

张家极富,光良田就有近万亩,张兆和幼年时,他们家里的八个孩子都分别有各自的保姆、奶妈照顾。所以,娘家时,张兆和只需读书,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

那时的张兆和,住的是深宅大院,吃的是极考究的玉食,穿的是订制的罗裙,就连脚上蹬的,也从来是极讲究的最新款。

相比其他权贵人家,张家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她家的保姆、干干(奶妈)都有文化。这样长大的张兆和在没逃过沈从文的“死命追”后,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呢?

沈从文家在湖南凤凰,因为沈从文作品的关系,这个地方如今是有名的旅游景点。可在当时,这里却属于风光很好,民风淳朴的落后、边远地区。

它比之张兆和从小长大的苏州九如巷,真真是云泥之别。

两人初结婚时,张兆和原以为父亲会反对,但结果父亲却并未反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于是,张兆和按照事先的约定通知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两人结婚了,但如世人所料:因为沈家家徒四壁,所以他们婚礼极其简单。

结婚当天,他们的新房内四壁空空,沈从文和新娘子张兆和只拥有一册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字帖,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没错,是张兆和带来的。

在明知道家境很差的情况下,或许是为了避免出彩礼钱的缘故,沈从文一开始便主动提出:不要嫁妆。张家是大户,自然尊重男方。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沈从文若肯要了这笔嫁妆,张兆和婚后的日子也不至于那么清苦。毕竟,以张家的实力,随便三瓜两枣,就够改变很多了。

可沈从文愣生生没让要,这点张兆和虽不解却也没坚持,她猜想是丈夫心里清高的缘故。

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可因为张兆和的勤俭,沈家却也能过得去。但这代价是深重的,她没有新衣服,没有新鞋子,也不能烫头发,每日吃粗粮,喝清茶,床单坏了补一补……

自然,以前凡事都有人伺候的张兆和还要挽起袖子伺候一家子的生活,粗活、累活,张兆和学得很快。孩子出生后,事情便越发多了,多到她连盘头发的时间都没有。于是,她索性剪了。

这样的忙碌下,张兆和自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自己形象,也会少了和丈夫卿卿我我的时间。沈从文对此很是不满,他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她“留长发”、“穿高跟鞋”、“讲究穿戴”,张兆和却并不理会。

其实,张兆和不是不理会,是没法理会。

一个男人,在家境贫寒的程度下,还要昔日的闺秀保持原来的优雅同时操持所有家务、伺奉老小。尘世里,谁都做不到。张兆和,也做不到。

随着张兆和的改变,沈从文那渴望浪漫的心便开始不满。他似乎忘了,女人的优雅和美丽,需要时间和金钱和爱的呵护才能保持。他只知道: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婚前那么美丽迷人,怎么娶到家里,就变了个人?”婚后不久,沈从文就开始各种不解。这种不解,来自于对张兆和的不了解,也来自于他的:“只懂风月不懂真正生活”。

沈从文和同时代的很多男人一样,把家务事视为女人的理所当然,觉得那都是极其微小的事。他忘了,如果嫁给门当户对的男子,这些绝不是她需要亲自操持的。她忘了,大小姐操持这些,比寻常人更难。

在埋头创作之余,沈从文内心的不满迅速滋生。女神张兆和的形象,在他心里慢慢坍塌。

每个男人都想要风情、浪漫的女人,文人沈从文更是如此。这些从来容易,因为这都是女人骨子里就有的东西。昔时,张兆和能吸引到全校那么多男子的追捧,自然,她的魅力要比寻常女子强很多倍。

可是,风情浪漫从来与柴米油盐互相冲突。这意味着,你如果需要她打理繁琐的生活,她势必就得放下风情。至少,在挥动锅铲时,她不能穿丝绸旗袍,一来不方便,二来会沾染油烟污了绸丝,三来,实在不合时宜。

所以,沈从文的要求是过分的。但最过分并不在此,沈从文的最过分在于:他只怪妻子破坏了婚姻的美感,却丝毫察觉不到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在写给张兆和的情书里,沈从文的爱浓得化不开: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写出这样美丽情诗的沈从文,能打动张兆和是情理之中。毕竟,女子都觉得,只有真正爱了,才能写出如此的字句。何况,这样的情书,他一写就是不下五百封。

然而,心里的爱涂抹在纸上容易,但心里的爱要拿出来并落实到生活里,却就不那么容易了。有时候,会说情话的人往往不会付出爱,而会付出爱的人,却往往不会说情话。

两者都擅长的,是情圣无疑。

张爱玲曾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柴米油盐吃饭睡觉这些琐事上,便是不能长久的爱情。”这话表面是说爱情需要生活磨砺,其实它真正的意思却是在说:

“如果人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里不会表达爱,这爱便是不可靠的。”

为什么不可靠,因为没落实到柴米油盐的爱,多是全凭想象和内心演绎,而非真正的感情升华而成的爱。

沈从文想象力极其丰富,这点,和多数文人一致。这本是优点,可一旦这丰富想象力与柴米油盐相交,那事情就严重了。

“她的手竟然满是油污,衣服上有孩子吐的奶!”这在普通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事,到了想象力丰富的诗人这儿,就是破坏美感,甚至破坏感情的存在了。

曾经有一位文人曾说,有一天,我看到妻子牙齿上有一小片韭菜,从此,我对她就爱不起来了。大文豪李敖跳起来喊:“胡因梦(台湾第一美人,他前妻)竟然便秘,在马桶上憋得脸通红。”

文人多情,却也薄情。文人的爱,听来是死去活来的浪漫,但那经常只是“听来”罢了。

婚内的沈从文痛苦极了,但他的痛苦全因他自己而起。而张兆和的痛苦,却是沈从文给的,而他给了这痛苦后还浑然不觉。

沈从文将这痛苦写进了小说里,也将这痛苦诉说给了后来的情人高青子。

在倾诉中,在后来与情人的密会中,沈从文的痛苦似乎减轻了。他家里有为她操持一切的她,婚外,有给他风情、浪漫的她。

通常,男人出轨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打死不承认;一种是全盘交代。沈从文自认为率真,于是,在好友林徽因的劝说下,他选择了后者。他将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恋,一股脑地告知妻子。

沈从文和林徽因以为:坦白可以换来“从宽”,但他们似乎忘了,张兆和是个极其清高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以吃凡尘的一切苦,却独容不下背叛。

何况,张兆和在这段婚姻里本来就已经满腹委屈。

后来,张兆和负气带孩子回了娘家,沈从文着急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行为对妻子造成了伤害。沈从文并不想离婚,对他而言,高青子只是灵魂层面的“爱”,他绝不会就此抛下妻子、孩子。

沈从文多少觉得,这便是负责任,这便是对得起张兆和,“你看,我虽然在婚内遇到了“真爱”,但我依旧没有抛弃我的婚姻、我的责任。”

这逻辑,能让女人跳起来破口骂,可在沈从文那里:它却是通的。

任何事情从来都是有代价的,沈从文为他的出轨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代价便是:他和张兆和后来虽在一起,但她对他始终有了隔阂,这隔阂,敏感的沈从文察觉到了。

沈从文的出轨,终究成了他们婚姻里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存在的裂缝,这裂缝本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合。可偏偏,就在它快要愈合时,沈从文再次去碰他。

最初,沈从文与高青子相恋后,在林徽因、金岳霖的劝导下,他与高青子划清界限、哄好妻子回到了家庭。

沈从文与林徽因

可两年多后的1937年,在沈从文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因为高青子也在此处任职,两人再次死灰复燃。

第二次得到丈夫与高青子相恋的消息时,张兆和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里忙活。此时,他们的长子沈龙朱年仅3岁,而次子沈虎雏则刚出生不久。

同样的伤害,以同样的方式重来。试问,这伤害世间有哪个女子能承住?

坚强如张兆和,她也没能承住。这一次,她彻底崩溃了,只因为:这些年,她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她对这个男人承受了太多。

张兆和的委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至始至终,她没有任何对不起沈从文的地方。无论是从证明、侧面还是从斜切面看,张兆和都只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贤妻。

张兆和为这段婚姻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所有,可最终,她换来的,却是他与同一个女子接二连三的出轨。

后来,张兆和曾公开承认:“高青子长得很漂亮”。这话听来云淡风轻,但谁知它内里掺杂了多少玻璃渣子。

或许是畏惧昆明城的流言蜚语,或许是再次有心回归家庭,沈从文提出要张兆和带着孩子们一起从北京到昆明来。

在交通尚不发达且正值战乱的年代,沈从文写信让妻子带着几个孩子跨越无数省来他的城市。这在沈从文看来是他的高尚,他觉得妻子在身边了,自己就能抵挡住高青子和流言蜚语了。

可这样的要求,对于一个带着三岁孩子和刚出生婴儿的张兆和而言,是个怎样的要求啊。张兆和拒绝了,但她没说理由,她从来寡言,这甚至也是沈从文眼中的“缺点”。

张兆和虽然未曾讲过拒绝去昆明的理由,但是个人便能知道:一路的颠簸、风险是一方面,不想面对再次出轨丈夫也是一方面。

此时,错的是沈从文,出轨是错,不替妻子设想是错。可此时沈从文却生气了,他生气的理由看起来理直气壮:你不肯来丈夫所在的城市,肯定是身边有人了。

人说,自己是怎样的人便会怎样想别人,这话被沈从文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心里,外面的诱惑多大,她肯定也是禁不住诱惑,在两人分居时和别人好上了。于是,他气鼓鼓地提笔写到:

“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忌妒、不生气,因为一个好端端的人也会发疟疾,何况被人爱或者爱人。”

沈从文这信,分明是无端猜测,但这无端猜测,却因为他自己的经历而被放大了。毕竟,他自己都信不过,都对婚姻不忠了,又怎能去相信别人呢。

这样的猜测,是沈从文为人的结果,也是他内心深处缺乏安全感和自卑的作用。这些都是沈从文的弱点,但他的弱点却变成了“他弱他有理”。

张兆和看到这样的信自然是气恼的,但她考虑再三后还是回了一封信,在信里她写到:

“你说的这些话,我不爱听 , 以后不许你讲。你脑筋里想的全由于太忧郁的缘故,以后再写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这封信以后不久,考虑再三后,张兆和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和杨振声的女儿从北京出发前往昆明。多年后,沈龙朱在回忆这段过往时说:

“1938年,我们路途经青岛,到上海、中国香港、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到昆明。”

只短短一句话,沈龙朱便将他们这一路的艰辛描绘了出来。这个路线,正是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的教授南下到长沙、昆明的路线。

这条七转八转的路,张兆和和孩子们走了整整三个月。途中的艰难,张兆和只字未提,但世人却都能猜到。

妻子到来后,沈从文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很大了。尤其龙朱,他已经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了,而虎雏也出落得分外惹人怜爱了。

当然,另一方面,因为长期分开的缘故,孩子们对这个父亲也多少是生疏的。更让沈从文心底难受的是,刚刚到昆明,张兆和便提出将不和沈从文住一处。

沈从文知道,张兆和心里膈应,她连西南联大四个字都不想看到,更别提让她日日住在此处了。随即,拗不过妻子的沈从文只得由着她搬到了昆明市玉龙堆四号。

从此可以看出,张兆和人虽到了,却也并未原谅沈从文。这个坎,这一次,没那么轻易过去了。

张兆和的到来促成了高青子的主动退让,她意识到,在这段拥挤的感情里,再耗下去,除了把青春耗尽,她不会有其他结果。

1941年2月,张兆和到西南联大两年多后,高青子离职,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工程师。自此,沈从文轰轰烈烈的出轨经历也终于宣告终结。

沈从文彻底回归家庭,可张兆和却并没有接纳归来的丈夫。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两人虽未离婚却也并不住在一处。

或许是怕了的缘故,这以后,依旧年轻的张兆和再未给沈从文生过一儿半女。如果子女是福气,沈从文的福无疑被就此“折”了。但沈从文晚年叨叨自己没女儿时,他是否想过这一切,是谁种的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对高青子的激情终于褪去,他开始归于理性地去思考自己和张兆和的感情。越是理性思考,他越深刻意识到自己对妻子伤害的深重。

可一面,沈从文心里满怀对妻子的愧疚;另一面,他却又以高青子为原型写了一部关于他和她的爱情小说《看虹录》。写完这部小说后,他还在结尾处写到:

“我在写青风,聊斋上那个青风,我要她在我笔下复活。”

一个“青”字便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何况小说那贯穿整个小说的隐隐情欲。这些,张兆和最初并不知道,可最后,伴随着对沈从文这一作品的批判,张兆和要不知道显然太难。

这对于张兆和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尤其,当他因这些批判而受苦并导致全家一起受牵连时,张兆和心里的难受更加难以言说。

张兆和不是个喜欢哭诉的女人,她从来是独自吞咽痛苦。吞下的痛苦多了,流下的泪多了,人看起来就冷静了。张兆和的冷静在沈从文看来是极大的冷漠,他备受煎熬。

这以后,或许是被批判得怕了,或许是为了惩罚自己的过错,沈从文封笔了。写作对于文人而言,是最佳的发泄通道。当这个通道无端端被堵上后,沈从文的抑郁情绪越发严重了。

不久,沈从文的抑郁转为了精神分裂,很快,他便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自杀了,他先是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随后又喝了一些煤油……后来,因为抢救及时,他终究捡回了一条命。

这以后,沈从文被送出了精神病院。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兆和动身离开了家。名义上,她去了华北大学深造,实际上,她是怕刺激沈从文,也怕刺激到自己,她还没做好面对他的准备。

这段曾以传奇为开头的婚姻,走到这样的地步,沈从文懊悔不已。任何人,从来没有同时去向两个方向的能力,那样除了让人跌倒,不会有其他结果。

跌倒中踉踉跄跄爬起后,沈从文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错了。为了挽回张兆和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他转了行,去北平历史博物馆做了普通员工。

在这里,此时因批判被万人指责的沈从文一心扑在了文物研究上。这之外的时间,他全部用在了妻子身上,或许是怕他抑郁症再发作,或许是出自内心的良善,或许,是后来的苦难太多的缘故,张兆和终究恢复了和丈夫的关系。

沈从文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张兆和姐姐去看望被惩罚打扫女厕所的他时,他吸溜吸溜地从口袋里掏出张兆和给他的信喊着:

“三姐给我的信,第一封信。”

此处的第一封信,究竟是他写情书时张兆和给她回的,还是他们关系破裂后她第一次给他回的?答案已经不得而知,只知道,此时的沈从文开心极了,像个得了最大奖励的老小孩。

这期间,支撑着沈从文走过磨难的,是张兆和无疑。他曾那般对她,她却还是他的依靠。

但张兆和终究未全然原谅沈从文,即便后来时间冲刷过一切。一个女人,若心里有隔阂,是断不可能全身心爱的,所以年老后他们虽然相依相伴,但却并不似相爱的模样。

张兆和如新婚时一样照顾着沈从文,但她却并不懂他,是她不够智慧还是欠缺了解,答案是:她心里的隔阂阻止了她去懂他。

而懂,真正的懂男人,才是全然的对男人的爱。

张兆和对沈从文很好,她照顾他,她为他各种隐忍,她也担心他的才华未得到施展,但她的好离爱始终差了一点,这一点,谁也帮不到。

1988年,沈从文病危,弥留之际,他拉着张兆和的手说:

“三姐,我对不起你!”

这几个字,便是沈从文的最后遗言。能让他如此介怀,想来,是因为他知道:她心里一直介怀,因这介怀,他离得到她的爱,终差那一点。

爱,是全然的拥抱。离去时,沈从文终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全身心的爱。

沈从文离世多年后,张兆和才彻底懂了他,她说:

“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文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此时,离沈从文辞世已经过去整整4年,这一年,张兆和也已84岁。

这段感情,终是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可它,终究是迟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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