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培 | 采草药
采草药
江都 徐德培
作者徐德培先生：1947年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高中毕业于江都县中学，1972年参加教育工作，1980年毕业于扬州教育学院，2008年退休。原江都中学工会主席、江都实验初中党支部书记。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
在鉴别药草时，我们归纳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即经验与书本相结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培养乡村最需要的基础性人才，县里将一些农业中学改造成各有特长的职业性学校。我们县里有蚕桑学校、兽医学校、卫生学校等等。卫生学校除了一般学科教师以外，专业教师由县医院的医务人员兼任。这些学生从基层选拔而来，知道基层的需求和自己的责任，学习认真刻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当时基本的分配原则。因此，卫生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分配到大队卫生室，直接为基层群众服务。
这些卫生室医生给群众看病，不收挂号费、出诊费、注射费，只按零售价收取药费。特别是有人夜间发病，医生也是随叫随到。一般小毛小病，几毛钱即可治好。有了较重的病症，卫生室医生也会帮助联系到公社卫生院治疗。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与普通社员一起拿工分，在那普遍贫穷的岁月，卫生室医生很快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与欢迎，亲切地称他们为赤脚医生。当时医患之间，矛盾很少，情谊很多。后来的电影《春苗》热情讴歌了赤脚医生与老百姓之间的朴实友谊。
一段时间，经费问题成了制约大队卫生室持续发展的瓶颈。于是，上级提出了“一根针，一把草”的口号，主张挖掘偏方、土方，针灸、拔火罐齐上马，少花钱，办大事，办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队卫生室组织专门人员，采集草药。
我们的采药小组共有五个人，都是有些文化的青年人。农村常见的蒲公英、益母草、马齿苋、枸杞子、车前草等，我们都认识。但有些平日见得不多的药草，就要按书上的图形与说明仔细辨认，绝不能采错。
在那个小组里，我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是老三届中的最高年级，所以，大队卫生室将一本红塑料皮的书交给我，由我负责鉴别那些难以准确辨认的草药。这本书保存了50年，至今仍然完好无损。我前天找出来看了一下，书名是《常用中草药》，南京部队后勤部卫生部编，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出版发行局出版，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1970年1月第1版，1970年1月第1次印刷，书号14100·234，定价每册0.80元，当时属于内部发行刊物。
那个年头，生产队要求挖青草埋入小口深塘沤制绿肥，有的人家烧饭的柴草不够，也要铲草晒干备用，因此村庄周边的草十分稀少，给我们采集草药带来极大的困难。既然“窝边草”太少，我们只有多跑路，扩大搜寻范围。后来我们发现宜陵公社通扬运河岸边的树林里，草源相对丰富，就连续好多天赶去采集。那时还没有塑料袋这玩意儿，我们就带竹篮和绳子，小草用竹篮盛，高草用绳子捆，收工时扛的扛，抬的抬，跑几公里的路运回来。
在鉴别药草时，我们归纳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即经验与书本相结合。乡下孩子总有寻猪草、割牛草的经验，本来就熟悉不少草的名字，根据药草的目录，直接采集。对于我们不太熟悉的药草，我们就跟红皮书上的文字说明与图片对照，先比茎、叶、花，再比根、果、籽，经过认真比对，最终确认是哪一种药草。
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我们基本弄懂了一些专业术语，如互生叶、对生叶、轮生叶……叶的形状又分圆形、心形、掌形等等。又如草花除了从颜色辨别以外，还有轮状花、蝶状花、管状花、喇叭状花等不同的形状。
为了快速记住药草特点与名称，我们常把老百姓的俗称与药草的学名结合起来，如老百姓称益母草为蝴蝶草，我们就记住了益母草的花像蝴蝶。此外，我们还借用前人的描绘来识记：“蚕豆开花双月斧，木莲结子一铜锤”，这就记住了两种花的形状。有时，我们以文字游戏来帮助记忆，比如用草的名字组成对联，用蒲公英对益母草，用千日红对万年青……
开方配药虽然是医生的责任，但我们在与医生的接触中也有所了解，比如知道马齿苋能治疗腹泻，蒲公英能清热消炎，枸杞子能明目且补益肝肾，益母草能治疗一些妇科疾病……老百姓口中流传的一些说法：“药店的甘草头一位”，“内行吃黄芪，外行吃人参”，“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引起了我们对中医药的兴趣，隐约窥见中医辨证施治的奥妙。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几个年轻人在野外辛勤采集药草的些许往事还历历在目。
如今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高科技仪器用于临床，诊断治疗水平日益提高，防控疫情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我还是觉得当年那种对基层群众知冷知热，时时把百姓病痛放在心中的赤脚医生精神应该发扬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