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
少有一位作家像汪曾祺那样，经历种种磨难仍活得那样可爱有趣，葆有对生活的热情。他的作品至今长居畅销榜，深受读者喜爱。他是一位“生活家”，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在写作之余他有三样爱好：“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免得像一部写作机器从早写到晚。”
今天是汪曾祺诞辰101周年纪念日，与大家分享汪曾祺的画作和一篇介绍汪曾祺诗歌的文章，以便大家了解他在小说之外的兴趣，无论是他的画作还是诗歌，都体现了文人性情，淡然而闲适。汪老生前曾说：“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
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它们很温暖。
我只记花开不记人，
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
我所谓的'清香'，
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好想尝尝。
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
可是还好，我遇到你。
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
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
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又在昆明教书、写作，至1946年秋离昆赴沪，他在昆明共生活了7年。汪曾祺先生在这一时期及后来数次重访昆明创作的诗歌、散文，从多个角度记录了昆明生活，如同一幅幅风俗画卷和历史素描，意味隽永。
“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
许多读者对汪曾祺的印象，多半是一位行文自然平易、风轻云淡的士大夫，殊不知早年的他也曾深受西方新潮文学影响。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恰好听见前面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汪曾祺是谁？”另一个答道：“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汪曾祺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昆明小街景》《昆明的春天》《蒲桃》等现代诗，的确诗意朦胧，“现代派”范儿十足：这些充满着跳跃、通感的诗句，似乎的确与后来汪曾祺作品的风格有很大不同。从当时两位女生好奇的议论可见，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汪曾祺已小有名气，在同学间有了一定关注度。不仅如此，他的文学才华深受闻一多、沈从文的认可和喜爱，二十出头的他即有作品发表在《大公报》等知名报刊上。年轻的汪曾祺在背后听了两位异性的议论，心中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中）、朱德熙（右）、李荣（左）青春本来应该是热血贲张、充满激情的。然而早年的汪曾祺却有着些“不着调”的散漫，常常昼伏夜出、通宵达旦地在联大图书馆看各种“杂书”，广泛阅读也为他走上写作之路奠定了基础。正如他在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所说：“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写道：“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这种“潇洒”，应该也指自由的读书和写作。汪曾祺并非一个中规中矩的学生，但这掩饰不住他才华的流露。大学期间的一次考试，他做“枪手”替一位同学写了一篇评价唐代诗人李贺的文章，闻一多看后当即赞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的一段时间，生活窘迫，就业无门，恋爱失意，甚至曾绝望至几近绝食。爱才心切的恩师闻一多见了他这副模样，不禁大怒，当即将其痛斥一顿。汪曾祺曾在散文中不无自豪地写道：“闻一多先生是很喜欢我的。”晚年的汪曾祺，对当年西南联大课堂上闻先生的开场白记忆犹新：“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即便在名家云集的联大，闻一多图文并茂的古代神话课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不仅中文系的学生爱听，许多理科生甚至外校学生也不惜跨越大半个昆明前来旁听。汪曾祺用文字记录下恩师当年课堂上的诸多细节，为闻一多先生留下了生动有趣的人生片段。“半夜三更，你们到这点来整哪样？你们呐校长，就是这样教育你们呐！”这几句话如果用地道的昆明口音读出来，一定更有威慑力。倘若不明出处，多半会以为这是对当下某位不守规矩学生的训诫——其实出自汪曾祺71岁重回云南时写的散文《觅我游踪五十年》。受训的对象正是彼时二十出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和他邀约的两位女同学，训话的则是一个大兵。当晚月色甚好，青春正当时的汪曾祺约了两位女同学，穿过一条纵贯翠湖的桥，到湖中一座圆圆的小岛上游玩。虽然并非恋人约会，但也不啻为一次颇具浪漫色彩和诗意气息的夜游，“不料幽赏未已，来了一对警备司令部的巡逻兵……”，处于戒备状态的大兵对着正在寻找诗意的三人厉声呵斥了如上几句，虽说是战时责任使然，但也让三个学生顿时诗意全无。
作为在场唯一的男生，挨了训的汪曾祺顿觉十分窝囊狼狈，但也只得坚守绅士风度，默默完成护花使者的使命，送女生们回了宿舍。“这两个女同学现在大概都已当了祖母，她们大概已经不记得那晚上的事了。隔岸看小岛，杂树蓊郁，还似当年。”笔触在对青春的回忆和现实的感慨中迂回，恒与变之间，是一曲引起古稀老者的无限感怀的“致青春”。汪曾祺对昆明的追忆，哪怕是一桩窘事也总关乎青春。汪曾祺19岁考入西南联大，至26岁离开昆明，最青春的7年在昆明度过，他虽然一生眷恋故乡高邮，但昆明已然是他情感上的第二故乡。他在各类作品中津津乐道着昆明的年俗、天气、草木、米线、饵丝、苞谷、菌子、泡梨、葛根、焖鸡、爨肉、叶子、茶馆；翠湖、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钱局街、府甬道、先生坡、金马碧鸡坊、大观楼、篆塘、白马庙、黄土坡、呈贡……昆明人耳熟能详的地点也时不时会呈现于他的文字——专以“昆明忆旧”为题的散文就有8篇之多。其余有关昆明的篇目或是追怀名师闻一多、沈从文、吴宓等人的名家风范，或是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同学的点滴闪回。甚至数十载后，对他临离昆明之前，和好友在街边小店吃过的一盘炒菠菜念念不忘：“菠菜极嫩，油极大，火甚匀，味极鲜。”
晚年，故地重游的汪曾祺在诗中尽情挥写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怀。只是这时，他已不再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他后期的诗就像他为人熟知的小说和散文，是平易和充满趣味的。
汪曾祺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泡茶馆——昆明忆旧之二》）。此言非虚，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泡茶馆”经历的林林总总，日后成为汪曾祺写作生涯颇堪撷取的素材资源。汪曾祺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离翠湖很近的一家茶馆里写的，可以想见，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优美明净的自然环境为他的创作平添了几分诗意。
对于昆明茶馆的感情，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一诗中有类似的表述：
…
此言不虚，汪曾祺的小说名篇《职业》《落魄》等都是当年“泡茶馆”时的收获。深深烙印于脑海的七载昆明岁月，在茶馆中沉淀，又流露于笔端。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烽火战乱，他将闻一多等名师风范描绘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将原本惊心动魄的“跑警报”写得生趣盎然，让帅气健美的地质系学霸和剑走偏锋的中文系才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昆明的茶馆正是汪曾祺写作的发轫期。
语言学家朱德熙彼时也在西南联大求学，是汪曾祺一生的至交。晚年的汪曾祺有一次重游昆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奔朱家，为其送上一团新采的鸡枞菌。这一团远道而来的山珍，既是对老友的惦念，又饱含着对青葱岁月味蕾的难忘记忆。昆明花多、蔬果多、菌类多，多半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雨季空气的湿润。且看汪曾祺对“昆明味道”的回溯：
这充满谐趣的记录，将“学生党”可怕的食欲和好吃的本性暴露无遗。“重升”是昆明当地有名的“玫瑰重升酒”即“玫瑰露酒”。汪曾祺说，昆明酒店用绿陶的小碗盛酒，“一碗可盛二小两”。正义路上的“培养正气”汽锅鸡很著名，小西门马家牛菜馆的“撩青”（牛舌）最销魂。“灰藋”即灰苋菜，是昆明人在春天常吃的一种野菜。“更循柏叶捉昆虫”，当然是指昆明人以昆虫入馔，多种昆虫都是美食，自己去捉昆虫，更是乐在其中。这些有关昆明的诗之回忆，皆写于作者离开昆明50年之后，曾经的青年早已白发斑斑，青春岁月虽已远去，但他依然忘不了当年“人间至味干巴菌”。
此外，汪曾祺还有《昆明的吃食》《昆明食菌》《昆明菜》《米线和饵块》等多篇散文专门谈及汽锅鸡、火腿、牛肉、粑粑乃至“黑三剁”等各色食物，读来令人馋虫大动。他甚至会因联大校友聚会时炒的一盘不地道的“昆明菜”而直言不讳：“你这样的炒包谷，能把昆明人气死！”
“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昆明的雨——昆明忆旧之三》）
如今的呈贡，早已与主城昆明通了地铁，鸡枞菌更是成为稀有的山珍，不会随处可见了。倘若汪曾祺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汪曾祺爱昆明的明净无涯的蓝天，也爱它丰茂湿润的雨季。
好的天气是来自于自然的馈赠。汪曾祺有感而发，在不同年代，写下《昆明草木》《昆明的雨》《昆明的花》等散文，昆明的花雨，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他在散文《昆明的雨》《花》中，曾嵌入这样一首诗：
这一首称得上他的得意之作，记录了他联大时期与友人朱德熙行至莲花池畔，在一家小酒店沽酒闲坐，睹物所思。他后来曾多次书写此诗，随手写于笔记本上类似的一首也作：“垂羽村鸡栖坐稳，日长苔色上墙。野店无人一杯酒，木香花湿雨沉沉。”莲池小店，旷野无人，村酒入肠，雨中的木香花飘来幽香，这是令汪曾祺几十年难以忘怀的景致。末尾一句，作者曾多次书写，可见对雨中木香花的印象尤深。
汪曾祺一生走遍大江南北。他热爱故乡高邮，对久居的北京有着很多独到体验。他是一位“生活家”，所到之处无论水草丰茂，还是风沙遍地，在他笔下都留下活色生香的印记。在他丰沛的文学世界里，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对于昆明，他永远情有独钟，即便相隔半个世纪，回顾中仍充满难舍的情味：
的确，“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观音寺——昆明忆旧之八》）即便抗战时期，困顿穷愁，这座城市还是拥有让他不想离开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