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汾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分布
选自《农业考古》2010年01期，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吴朋飞。
在中国,环境史是近20年来才渐渐热门的一门学科。水环境的变化,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十大主题之一。(1)目前,水资源环境成为困扰人类生存的一大禁锢。人类关注现实,寻求历史解释,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所在。因而,历史水资源环境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历史水资源环境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目前也渐渐成为环境史学者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对于历史水资源环境的研究现状,本人从水资源存在形式、河流水文状况、区域水文状况及驱动因子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将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了总结。指出:第一,水资源的存在形式,即河湖状况,主要研究思路为利用不同时期历史文献“横剖面式”尽可能全面的复原研究。第二,河流的流量变化,目前学术界无法做出具体的数量估计,主要通过内河航运的通航与否来进行估算和佐证。第三,区域水文状况,评价指标很多,可以通过河流的水系发育状况;河湖泉的数量、面积的大小变化;河流通航能力;水稻种植规模;水力加工的兴衰;竹林和渔业等指标来进行考察。(2)同时,还认为对区域水资源环境综合评价,区域的选择必须以流域为单元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更科学、更符合水资源环境特征。因而,水稻种植状况及其区域分布,可以作为历史水环境变迁研究的重要指标。本文即选择山西汾河为研究对象,拟通过大量明清地方志文献复原刻画出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分布状况,依此判断明清时期山西汾河流域的水资源环境状况。
汾河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境内第一大河。汾河流域地处山西省的中部和西南部,位于东经110°30′-113°32′,北纬35°20′-39°00′,东西宽188km,南北长412.5km,呈带状分布,面积39471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5.3%,目前流域包括全省6个地级市的45个市县区。清代汾河流域主要包括汾河上中游宁武府属之宁武,忻州府属之静乐,太原府属之岚县、阳曲、太原、榆次、交城、徐沟(清源)、太谷、祁县、文水,汾州府属之汾阳、平遥、孝义、介休;下游霍州府属之灵石、霍州、赵城,平阳府属之汾西、洪洞、临汾、岳阳、浮山、襄陵、太平、翼城、曲沃,绛州府属之绛州、稷山、河津,蒲州府属之万泉、荣河等州县。
一、明代之前的水稻种植简况
水稻有多种品种,稻之粘者谓之禾亢或秫,不粘者谓之禾亢或粳,粳之早熟者谓之籼。山西境内的水稻有粳、糯、籼三种,稻有早谷、晚谷二种。山西人称籼为早稻,粳为晚稻。光绪《山西通志》记载:“粳不粘,可为饭。糯粘,可为糕,用以酿酒尤佳,太原桑落酒、汾州羊羔酒,胥以糯为母也。籼比于粳,小而尤不粘。”(3)这里明确记载山西水稻有粳、糯、籼三种品种。
水稻是高产优质作物,在山西境内的种植历史很悠久。西周时期,山西西南部汾涑流域种植水稻就比较普遍,这在《诗经》中曾被广泛咏及。如《诗经·唐风·鸨羽》就有:“王事靡监,不能艺稻粱。”史念海先生认为“《唐风》以稻和粱一块说,它们的重要性应该差不多。”他还指出:“根据《诗》三百篇中歌颂所及的有关稻的篇章,至少在现在山西西南部和陕西中部所种的稻是相当多的。”(4)
秦汉时期,在山西晋中太原盆地“禾稻之美甲于通省。”(5)隋唐时期,隋开皇六年(586年),在晋阳晋水下游晋泽“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6)说明晋水的灌溉功效之大,能灌溉极耗水且种植相当规模的水稻田。
元代,汾河下游水稻种植亦广。据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一书中的举例可知,如晋宁路霍邑县(7)、赵城县(8)多稻畦,饶有白米。正平县汾河、绛河两岸,也是产稻之地(9)。
二、明代的水稻种植分布
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更是广泛种植。明代整个山西水稻种植概况,据研究(10):明前期,水稻生产在山西的分布可以说很普遍。“忻、汾、蒲、绛及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太谷、定襄、曲沃、闻喜诸县俱出。”(11)就连北部太原府属的保德州和五台县,大同府属大同县和广昌县也有所种植,(12)西北永宁州旧志也明确记有“弘治初,知州吕大川教民种稻田。”(13)其中,太原阳曲县大米,在嘉靖时曾被称道,号称“惟阳曲县之三角村出者粒长而性温,味为尤美。”(14)
另外,本人进一步补充资料: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大雨,汾水溢并出现改道情况,“汾河自瓦窑头西徙至东庄、郭村而下,土高四五尺,稻田尽没。”(15)能反映出太原县汾河两岸遍植水稻。嘉靖年间的《太原县志》“谷属”类则指出太原稻有禾亢、糯二种,并且是“安仁、王荣、东庄等乡出。”(16)晋水流域水稻种植也很普遍,晋祠大米是远近闻名的,种植历史悠久,在清代曾作为“贡品”,晋水流域水稻种植情况可见本人论文“汾河支流晋水的个案考察”部分。(17)从上述研究中可看出,明代汾河流域太原、阳曲、清源、交城、文水、太谷、曲沃及汾、绛诸州县皆有水稻种植分布。
不过李心纯认为明中叶以后,山西的水稻种植面积已大幅度下降,其变化,正是山西水文状况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山西的水稻种植情况,当是稻作生产和分布与水文环境变化息息相关的绝好证明。(18)我认为,这与文献资料反映的明中叶及清代水稻种植情况不太相符。李辅斌认为清代河北山西的水稻种植仍有所进展,分布面积有一定扩展。(19)我赞同此观点,认为清代山西水稻种植范围和规模都较前代有所扩大。
三、清代的水稻种植分布
山西境内多山,气候较为干旱,多数地方本来具备种植水稻的条件。但境内仍有比较大的河川和涌泉区域适合水稻生长,因而水稻基本上分布在河流沿岸一些灌溉便利的地区,或者泉水充沛的泉域。其中,汾河沿岸一向是山西传统的水稻种植地区,沿河州县历代皆有过水稻分布。清代山西尽管有县志记载指出“晋省山多而水少,且水性湍急,稻田尤非所宜”(20),这应该说的是大势。我们检诸文献,可复原刻画出清代汾河河谷地带和涌泉区域的水稻广泛种植状况。
(一)汾河上中游太原盆地
太原盆地,是水稻种植条件比较好的区域。清代太原附近种稻依然兴盛,是山西稻田种植面积较大的地方。县志称“惟原邑稻田差多,而他禾亦因之并溉焉”。(21)乾隆《太原府志》卷十五“物产”条,就有“稻米”一物产,似乎专指“晋祠大米”。(22)道光《太原县志》卷之三《物产》“谷属”仍有“稻”,并且列于第一位,这里肯定了太原县有水稻广泛种植。清末,晋水流域仍有35村种植水稻,刘大鹏《晋祠志》中记载到:“晋水所溉稻畦甚多,无虑数千百亩”(23),显然面积不算少。另据载,1936年,晋祠大米种植面积共4319亩,平均亩产125公斤,总产量达100万斤以上。(24)此外,太原桑落酒、汾州羊羔酒是以糯稻为母,这两种酒一直作为“物产”而声名远扬,间接说明这两个地区稻米种植仍比较兴盛。
阳曲县有水稻种植,“稻滋于水,故止城西近汾诸村艺之”,稻米品种有两种且是粳米种植多于糯米,县志指住“其种,性微寒”。(25)
清源乡有水稻种植,光绪《清源乡志》“谷属”类记载的物产有炒米和稻,炒米排第一位,稻排第四位。炒米是“以稻米蒸炒而成,为他邑所无”。(26)显然炒米的原料来源仍是稻米,可见清源乡水稻种植面积定不会太少。
太谷县近水之地也多引水种稻,规模不是很大,“稻则为侯城、咸阳、范村有水之地可种。”但所产稻米却是“种虽鲜而质极佳,拟于太原晋祠之所出”。(27)另外太谷县酌泉,在县南十里,西北流向“北流溉稻”,最终与咸阳谷水汇合。(28)
交城县有水稻种植。光绪《交城县志》物产中“谷之属”类就有稻,并列为第三位。(29)
文水县涌泉丰富的地区有水稻种植。康熙《文水县志》记载“猷水,在县东北二十里武陵村,平地涌出,灌溉稻田。”“泌水,在县北八里龙泉村北,由东南注文峪河,其水平地涌出,溉稻田十数顷。《寰宇记》谓之神福泉,旱祷有应。”(30)不过,光绪《文水县志》卷二《地利志·山川》指出二水都是“今涸”。另外,康熙《文水县志》物产中“谷属”类记载有“稻,软硬二种”(31),并列于谷属第一位,可见种植不少。光绪《文水县志》与康熙县志比较,物产记载有变化,但“稻”记载仍同。
文峪河流域也有种植,据金代李山《新修汾州学记》记载:汾州府城为河东名郡,城居五千余家,郭门之外,村堡珠连,“沟渠脉散,无尺寸遗壤,麦稻丝,足厌旁近之求。”(32)可见有水稻种植的传统。另外,闷泉,在汾阳县北八里贾家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汾州府·山川》载:“其脉漫衍,无湍激声,故名。民引以溉田艺稻。”显然,闷泉涌泉流域有水稻种植分布。
介休洪山泉,有水稻种植。洪山泉分东、中、西三河,其中中河多稻田、油磨,曾引起其他河流的水户不满。(33)乾隆县志中物产“谷属”类记载有“稻,《诗·豳风》十月获稻。《尔雅·翼》一名禾余。稻宜于水田。”(34)嘉庆县志对水稻仍有记载“稻,软硬二种。”(35)并列于“谷属”第二位。显然有水稻的种植分布。
汾涑沿河的霍、解、蒲、绛四州,临汾、襄陵、洪洞、赵城、曲沃、稷山、夏县、闻喜诸县皆有水稻种植。(36)雍正《平阳府志》卷三十《物产》“谷属”类“稻”亦记载:有粳、糯二种,霍州、临汾、襄陵、洪洞、赵城、曲沃诸县水田俱种。(37)
(二)汾河下游灵霍峡谷和临汾盆地
霍州和赵城都有水稻种植,据道光《直隶霍州志》记载:“州之大张村、贾村有之。赵邑南乡最盛,灵石无之。”(38)指出赵城种植规模还不算小。赵城稻米的质量相当不错,据道光《赵城县志》记载云:“稻米产太原晋祠者佳,其次本邑。”而且指出稻米的品种亦为糯粳二种,并且引灌水质不同,食之口感也不同,“东乡者霍水性柔,食之和中;西乡者汾水力大,食之盖气。”(39)
赵城霍泉流域,据张俊峰研究(40):需水量大的作物,如水稻、莲菜、银耳等在该区域种植非常普遍。水稻在霍泉流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其中,软稻是主要品种,碾制后称糯米,色泽青白,籽粒饱满结实,粘性大,可制作元宵和酪糟等食品。道光《赵城县志》又记载曰“南乡地平衍,霍水盈渠,得灌溉利。水田多种粳稻,春夏间畦塍如绣,乐土也。……论者谓东南二乡,泉清而土润,得地气之和,非妄也。”“稻米产太原晋祠者佳。其次本邑亦有二种,东乡者霍水性柔,食之和中,西乡者汾水力大,食之益气”(41)。
临汾龙祠流域也是水稻种植区域。早在金代《康泽王庙碑记》就记载有平湖“粳稻菱芡,晋人取足焉。”明清时期就更不用说。乾隆《临汾县志》卷三《物产》中稻列为第三位。李辅斌论文中引用民国《临汾县志》指出,临汾也只是青塘一地独产。(42)本人查无此史料。襄陵县,民国《襄陵县新志》物产中“谷属”类有稻,并指出有粳、糯二种。同时“货属”类有“草纸”一物产,并指出是“用稻草造成”。(43)由此可见,襄陵县的水稻种植不算少。曲沃县境内也有水稻种植。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二十四《方产》“谷属”类就有“稻”记载,“稻,[尔雅·翼]一名禾余。有粳、糯二种。”(44)民国《新修曲沃县志》物产“谷属”仍记载有粳、糯二种。(45)
(三)汾河下游尾闾地带
汾河下游绛州鼓堆泉有水稻种植分布。早在宋代司马光《游鼓堆泉》碑就记载有:“田之所生,禾麻禾余禾爵,肥茂芗甘,异他水所灌。”其中,“禾余”即稻,“禾爵”是一种早熟的麦子。可见水稻种植的历史悠久。明清时期仍种植,且有扩展趋势。据民国《新绛县志》引旧志记载,引鼓堆泉灌溉的王马七庄有严格的行水用水规定,又指出“其在东渠则不然,稻地渐多,台池亦有是,皆耗水之尤者。”(46)显然,水稻种植还是颇具规模的。修志者责难水稻种植过多,导致了用水的不均衡,“其灌而又灌更比比也,彼均则有余,此偏则不足。均之之法,不知如何则可。”具体种植范围,则是“惟泽掌、蔡村、冯古庄及三林镇等村产之,有粳糯二种,本地多混种之,所产极甚少。”(47)产量可能不是太高。
稷山县有水稻种植。同治《稷山县志》物产“谷属”类有“稻”记载,指出“稻,《尔雅·翼》一名禾余,有粳、糯二种。性宜湿,水田中间种之。”(48)
荣河也是水稻种植的县份。乾隆《荣河县志》卷二《物产》“谷属”类没有稻的记载,县志中仅举例唐代瀵泉溉稻的情况。不过民国《荣河县志》物产中“谷属”却出现有稻记载,(49)说明县境是有水稻种植的。
至此,根据文献资料已大致复原出的汾河流域各州县水稻种植分布状况,编绘成“清代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分布一览表”(表1)。从文字描述和表1得知,汾河流域上中下游至少有19州县有水稻种植分布(实际种植州县远超过此数,沿汾其它州县缺乏记载,无法复原),约占全流域的59%左右,这一分布状况表明汾河流域有满足水稻生长的水资源环境;从区域分布特点上讲,水稻种植主要体现在汾河河川地带和涌泉地区,且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相对集中;水稻种植应该说是涌泉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与明代相比较,无论是种植州县的区域分布、种植范围和规模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
水稻的种植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作为环境支持。有研究指出:水稻是一种需水量很大的作物,生长期所需水量远高于麦、粟等旱地作物,因此水稻种植必须具备丰富的水源和良好的灌溉条件。其认为中古华北水稻分布甚广,关中、河东、河北、河南地区都曾有大片栽培,一些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常可达数十万亩,生产规模相当可观。并引用邹逸麟的观点认为宋元以后黄淮海平原水稻生产渐趋衰退。“事实上,不但是黄淮海平原的水稻生产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关中和河东也是如此,而且衰落得更加彻底。”古代华北水稻生产的发展与水利建设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许多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目标,乃是为了发展水稻种植。宋元以后华北水稻生产逐渐衰落,固然与水利不修相关,但根本原因则是水环境不断走向恶化,水资源渐趋匮乏,越往后就越难以继续大面积水稻种植。”(50)明清时期山西的水稻种植状况,显然有悖于此看法。
从上文复原的明清汾河流域各州县水稻种植状况来看,结果显示水稻生产并非“衰落”,超过一半以上州县都有水稻种植分布,水稻分布应该说是与水资源分布状况相一致的,显然可指示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环境状况良好,水资源并非“渐趋匮乏”,仍能满足沿汾州县作物种植和生存需要。不过,汾河沿河州县近水之地都有水稻种植,明清尤其清代仍在扩展种植,但种植面积和规模应该不是很大,这又是由山西气候特征和水资源总量所决定的。民国时期山西全省的水稻种植,据调查民国二十至二十五年(1931-1936年)山西全省水稻平均种植面积为123,311市亩,平均产量为65,477市石。(51)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山西分省地志》记载:稻的栽培面积为92,280亩,总产量288,483担,出产最多的县为太原、洪洞、平遥、灵石,所引水源主要为泉水。(52)如再具体到汾河流域各水稻分布州县,显然规模终属有限。
四、结语
历史水资源环境是目前历史环境变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文章借鉴前辈学者评价历史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指标:水稻种植,通过大量方志资料对明清山西汾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及其分布区域进行了复原刻画。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山西汾河流域沿汾超过一半以上州县都有水稻种植分布,水稻种植应该说是汾河河川地带和涌泉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各州县水稻种植相对集中。清代水稻种植较明代有所进展,分布区域有一定的扩展。显然,通过水稻种植状况及其区域分布的复原研究,可显示明清汾河流域水资源环境并非“彻底衰落”,而是水资源状况良好,仍能满足汾河流域各州县民众的生存和生活需要。
历史水资源环境探讨,是个复杂的科学命题。历史文献资料的定性描述,无法满足量化需要,惟此必须拓宽思路和视野,采取多种技术手段介入、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这样研究的结论才会更科学、合理。这更需要学界同仁今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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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山右石刻丛编》[M],卷28(释)宝用《西禅院产业铭》;卷36邢德昂《重修孚惠宫记》。
(10)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6-188。
(11)嘉靖《山西通志》[M]卷7。
(12)雍正《山西通志》[M]卷31、卷33。
(13)雍正《山西通志》[M]卷31。
(14)嘉靖《山西通志》[M]卷7。
(15)嘉靖《太原县志》[M]卷3《祥异》。天一阁藏明方志选刊,第八册。
(16)嘉靖《太原县志》[M]卷3《土产》。
(17)吴朋飞:《山西汾涑流域历史水文地理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2008:121-138。
(18)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8。
(19)李辅斌:《清代河北山西农业地理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2:138。
(20)道光《太原县志》[M],卷2《水利》,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本,2005:489。下同。
(21)道光《太原县志》[M],卷2《水利》,第489页。
(22)乾隆《太原府志》[M],卷15《物产》,《太原府志集注》,第751页。
(23)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M],卷4《山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05。
(24)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4:196。
(25)道光《阳曲县志》[M],卷2《方产》,第178页。
(26)光绪《清源乡志》[M],卷10《风俗·附物产》,第469页。
(27)乾隆《太谷县志》[M],卷3《风俗·土产附》,第74页。
(28)乾隆《太谷县志》[M],卷2《山川》,第37页。
(29)光绪《交城县志》[M],卷6《赋役·物产》,第279页。
(30)康熙《文水县志》[M],卷2《地利志·山川》,第26页。
(31)康熙《文水县志》[M],卷2《地利志·物产》,第37页。
(32)成化《山西通志》[M],卷13《集文》,第791页。
(33)嘉庆《介休县志》[M],卷2《山川·水利附》。
(34)乾隆《介休县志》[M],卷4《风俗·物产附》,第67页。
(35)嘉庆《介休县志》[M],卷4《风俗》,第335页。
(36)康熙《平阳府志》[M],卷30《物产》,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地区三晋文化研究会联合重印康熙《平阳府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第859页。
(37)雍正《平阳府志》[M],卷30《物产》,第117页。
(38)道光《直隶霍州志》[M],卷10《物产·市集附》,第67页。
(39)道光《赵城县志》[M],卷19《物产》,第82页。
(40)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社会变迁———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与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2006:36。
(41)道光《赵城县志》[M],卷6《坊里》、卷19《物产》。
(42)民国《临汾县志》[M],卷7《物产》
(43)民国《襄陵县新志》[M],卷6《物产略》,第38页、第40页。
(44)乾隆《新修曲沃县志》[M],卷24《方产》,第123页。
(45)民国《新修曲沃县志》[M],卷11《物产略》,第129页。
(46)民国《新绛县志》[M],卷2《沟洫略·水利附》,第422-423页。
(47)民国《新绛县志》[M],卷2《物产略》,第445-446页。
(48)同治《稷山县志》[M],卷2《物产·风土节序附》,第333页。
(49)民国《荣河县志》[M],卷4《物产》,第203页。
(50)王利华:《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51)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M],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北京大学出版部,26。
(52)转引自张芳:《宋元至近代北方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中国农史》,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