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暗流涌动，儒家、法家相互渗透排挤，竞争并存中走向合流
上篇文章我们分析了汉朝初年的白马之盟，总结起来，刘邦在位期间帝国面临的局面非常危险。
内有法家军功集团邀功请赏，外有异姓诸侯王虎视眈眈，自己垂垂老矣太子仍然年幼。
基于此，刘邦费尽心思逐一剪除了异姓诸侯，但考虑到儒家宗族影响仍通过刘氏宗亲延续了分封制。
同时为满足法家军功集团，汉王朝几乎将所有官爵全部赏赐了出去。
一、儒家的渗透
刘邦去世后，法家军功集团垄断朝廷官禄爵位，儒家宗族地位则在诸侯国得到了承认，这个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各方势力心满意足就意味着极强的稳定性，吕氏家族最终覆灭也与之有关。
吕后能力非常之强，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敢当面与之对抗。
然而她终身也没有走出刘邦的布局，提拔吕产为相就是和军功集团对抗，分封吕氏就是和诸侯国作对。
把汉王朝两大两大支柱势力得罪完了，死后被夷灭三族下场是可以预见的。
言归正传，正如上篇文章所讲，汉朝初年是儒家、法家组织结构交错并存的时代。
法家与儒家
作为帝王，刘邦为了维护统治肯定要汲取各家所长，不可能凭个人好恶偏信一派学说。
但是你要问他大汉帝国接下来应该构建一套怎样的社会体系架构，抱歉，皇帝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
更何况汉高祖在位时间太短，搞出白马之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剩下的只来得及根据实际情况打打补丁。
例如《史记》记载宫内举办宴会，军功集团元老个个大呼小叫很不尊重皇帝，儒生叔孙通乘机进言：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于是刘邦引入了礼乐制度，重用大儒陆贾编纂《新语》强调仁义道德。
公元196年他路过曲阜时甚至用极高规格祭祀了孔子，开历代君王之先河。
曲阜孔庙大殿
再比如之前文章提到过秦朝法家从咸阳直接管到农村模式太过超前，古代技术条件下官吏难以好好履职。
刘邦虽然选择保留乡村官僚机构，但《汉书》记载，村官选拔方式从考试变成了察举：
“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
让地方上自行举荐，还规定必须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你说推举上来的大概率会是谁？
这事实上相当于在朝廷力量难以延伸的基层，主动向儒家宗族让渡一部分管理权。
到了吕后时期汉王朝又在乡村增设了孝弟、力田。《汉书》曰：
“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
职能主要是“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就是搞移风易俗文化宣传工作的。
古代乡村
设立类似官职肯定是因为地方上有相关需求。
汉帝国初年朝廷直接统治区和秦国高度重合，之前文章也提过，法家以人性本恶理论彻底否定德治教化。
后果就是商鞅变法瓦解了宗族并让秦国沦为零道德社会，连父子间都会相互算计。
民间风俗肯定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迅速转变，朝廷此举事实上就是在引导儒家宗族秩序重建。
汉文帝初年贾谊在著名的《治安策》中就着重强调概括过这个问题，所谓：
“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乡道。”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以法家军功集团立国的汉朝成立初期或主动或被动，方方面面都在遭受儒家侵蚀。
不过所谓侵蚀也很有限，朝廷不过用儒家补一补法家缺陷而已。
要是严格按照周礼组织模式，汉朝实行礼乐制度，就必须连宗法制一块引入。
你是皇帝，你儿子是诸侯，你儿子的儿子是卿大夫，朝野上下个个都是贵族，以血缘出身论尊卑，位置是不能乱的。
军功集团大臣来自五湖四海，非亲非故怎么可以身居高位？
早期儒家眼中，你在这些人里搞上下尊卑已经是活久见了。
关键皇帝哪天心情好提拔了谁，这个人昨天还位处卑贱，今天一眨眼就尊贵了，妥妥的礼崩乐坏。
所以儒表法里下，汉朝初年儒生实际上是很不吃香的，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连工作都很难找。
儒生么，有几个理论家搞搞教化就行，军功集团垄断下的官爵能随便分出来？
皇帝答应满朝武夫也不答应，甚至到汉景帝年间《汉书》都记载：
“吏多军功。”
不过儒家在朝廷混不下去，到了诸侯国就是另一种状态了。
二、士人东流
军功集团与刘氏诸侯国在白马之盟框架下，各自权利范围是很清晰的。
至少在汉景帝决意削藩前，双方大致都能谨守盟约，谁也不会主动去打破默契。
汉初分封局势
因此军功集团就是再强横，影响力也止步于函谷关，再往东那是儒家宗族的传统势力范围。
不过从体系框架角度看，关东刘姓诸侯国也是按法家模式构建的。《汉书》记载：
“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换句话说汉朝虽然分封了诸侯，但诸侯在自己封地内同样实行郡县制。
后来爆发的七国之乱其实是郡县制帝国间的对抗，跟先秦诸侯完全是两码事了。
大家现在明白为啥周朝分封制能延续数百年，后世王朝一模仿就完蛋了吧？
周朝严格遵循宗法制，天子把这块地方划给你，等你有了儿子就得把土地接着往下分，跟推恩令差不多。
诸侯要打仗，自己治下一堆国中之国，动员兵马就是把卿大夫的私兵集中起来。
这种情况下你的权利源于手下贵族，哪天嚷嚷着要对付周天子，谁会响应？
与之相比从汉朝开始诸侯在地方上就是小号皇帝，大权在握想怎么干都没人拦着。
那么既然刘姓诸侯国也实行郡县制，儒生们岂不是又要投靠无门？
事实恰恰相反，采用法家郡县制是你的自由，不过朝野上下总要有人干活的。
大小官吏也不是随便找人都能干的，你起码得有文化，最好还要有人脉、有经验。
汉朝直辖区内官爵职位被法家军功集团瓜分干净，人才选拔自有一套运行逻辑。
关东刘姓诸侯王不受武夫们控制，你说他们在儒家地盘上还能找谁卖命？
《汉书》曰：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
你能看见大量儒生涌入官僚体系的记载，楚国号称：
“汉初治诗大师，皆居于楚。”
淮南王大肆招揽诸儒方士数千人，编纂《淮南子》流传后世。
淮南王与八公
河间王因个人喜好儒家以至于：
“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这个时候随着天下逐渐安定，战国时期游学之风又兴盛起来了。
你如果有真才实学，在家乡不得志完全可以到其他诸侯国找工作。
为了留住人，《史记》记载淮南王还搞跨省联姻，从封地大量挑选优秀女子嫁给游士，所谓：
“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
个人甚至猜测诸侯王和地方儒家宗族也有联姻。
史书虽然对他们的婚姻状况一笔带过，但是铲除吕氏后，朝廷法家军功集团曾讨论接下来要拥立的皇帝人选。
按照长孙原则应该立齐王，《史记》记载这个提议马上被否决了，因为：
“齐王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吕氏。”
随后有人提名淮南王，大家又不同意，原因一样：
“（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
接着轮到汉文帝，大家纷纷赞赏他母亲薄太后温良贤淑，皇帝位置才算定下来。
由此可见，军功集团选皇帝，王后家什么背景才是第一要素。
能让军功集团都忌惮的家族背景能是什么？只有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儒家宗族。
薄太后就不同了，正因为出身低微大家才觉得你人畜无害，能不温良贤淑么？
随着儒家势力大举涌入官僚体系，即便你整套模式再法家，儒家思想也会逐渐成为主流。
你看著名的《淮南子》，有大量篇幅痛骂法家，例如：
“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
差不多是从商鞅开始讲起，试图把法家所有理论全部驳倒。
当然，随着汉王朝文化管制逐渐放松，同时复兴的还有纵横家、杂家等等。
不过以上学派影响力比较小，未形成学术中心，这里不多赘述。
三、无为而治
从西汉初年情况来看，朝廷以法家体系为本，借用儒家部分模式，属于儒法并存偏向法家。
诸侯国虽然也按照法家模式建立，但吸收儒家宗族力量过多，朝堂上到处都是宗族影子，属于儒法并存偏向儒家。
从春秋末年开始，斗得不可开交的两大学派至此逐渐合流。
太平盛世下儒家、法家只能和平竞争，每个领域中必将是组织效率更高的一方逐渐占据优势。
此时经历了秦末战乱的汉王朝急需恢复国力，相关手段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无为而治。
那么当黄老之学成为主流，道家又是如何与儒家、法家相处的呢？
无为而治快速恢复国力的奥秘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下一篇再讲。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淮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