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都城最早在荆睢山之间，“丹阳”为司马迁的误传

熊绎

即使在清华简《楚居》问世以后，楚都“丹阳”地望仍是个悬案。因为《楚居》扯出了更多的地望，都与“丹淅之会”不相干。

丹江考古结束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实从陕西商洛到湖北十堰包括河南淅川，整个丹江流域都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楚国遗址；已出土文物的上限不过春秋中期，其楚式铜器甚为成熟，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楚人立国于春秋中期吗？因而说“丹阳”是楚国始都，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战国时期，商於之地是楚国西北军事重地，也是楚衰秦兴之地，即便出土楚国王室重器也不稀奇。更何况春秋时期，楚还封有麇子之国在那儿。

那么是“丹阳”错了，还是“丹阳”没挖出来呢？我们先从“丹阳”的出处说起，那就是《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峰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对于这个“丹阳”，《史记三家注》就出现了徐广、颖容的“枝江说”，李泰《括地志》的“秭归说”。“丹淅说”清朝才出现，最晚出现。这个记载其实是大有毛病的，因为在熊绎受封之前，楚人早已立国江汉。楚与西周是商末同时兴起的方囯，也曾经是反商的盟友，用司马公的话说，楚祖鬻熊“子事文王”，其曾孙熊绎是“文、武勤劳之后嗣”。

既然楚人早已立国，就因为楚君熊绎得到了周王朝承认，即搬迁至“丹阳”也不可能。那么熊绎之前的楚君所居，才是真正的楚国都城。这个地方存在吗？当然。是比《史记》更早的记载吗？当然：《墨子·非攻下》曰：“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毕沅校注云：“讨”字当为“封”字。

睢山在哪儿呢？楚史泰斗张正明先生说：“睢山即雎山，后世称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在湖北南漳北部近谷城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熊丽跟熊绎是什么关系呢？根据《世本》，熊丽为鬻熊之子，熊绎之祖父。也就是说，在西周承认楚国之前，楚人至少立国于睢山三世了。那么，司马公的“丹阳”肯定就是个笑话。这个不稀奇，太史公作为西汉太史令，不也是连刘邦老爹的名字也弄不清吗？

那么关于这个楚始都睢山地望，有佐证吗？《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有楚灵王与右尹子革的对话，可谓力证：“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子革对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这个“辟在荆山”的记载，和“始讨此睢山之间”的记载形成逻辑系统，足于作废一切“丹阳说”：荆山在睢山西南百里，熊丽立国于睢山之间，其孙熊绎受封时仍在向荆山拓展。熊绎如果立都于丹阳，跑到南方四百里外去“筚路蓝缕”，可能吗？《史记》错了，还是《墨子》、《左传》都错了？估计楚国始都“丹阳”，本就是司马迁从错讹史料中抄出来的！楚国始都以荆、睢为望，此传世文献早有定论，只是因《楚世家》之讹记，遂有纷纭之“丹阳”歧说，实则皆文字游戏耳。

所以，早有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丽是绎祖，睢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加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

对于楚国始都“荆、睢”之望，本文再提供几条佐证：

①楚始国之君为熊丽，而非其孙熊绎。楚君以酓为氏，正是从酓丽始，此后酓狂、酓绎，直至秦末义军领袖楚怀王酓心。楚公族姓芈，本楚祖女嬇鬼方氏之姓氏。而楚君以酓为氏，金文“酓”状神饮酒，实则“饮”字，本火正祝融缩酒祭祀之职司，文献作“熊”。据商承祚《寿春新出楚王鼎考释》：酓、熊古读声近，北方诸侯畏楚以兽视之。

②《楚居》有“夷屯”有“京宗”，宗庙在“夷屯”，“夷屯”即后世楚都“郢”之切声，在荆、睢之间；“京宗”乃季连部北上迎娶“盘庚之子”所居。关于楚人迁徙路线，《楚居》云：季连部“前出于乔山，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穴酓（即鬻熊）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思（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李学勤释“汌水”为丹水，则乔山即荆、睢之山，“夷屯”有宗庙“楩室”方可称楚都。

周穆王西巡图

③自熊绎、熊艾、熊亶、熊胜、熊杨至熊渠六世楚君，传世和出土文献皆无楚与南阳盆地有关系的记载；相反，其自汉江南岸荆山沿睢水（今蛮河）、汉水向江上发展甚为明确。据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此役熊胜或熊杨应有兴师，趁火打劫染指了今鄂东铜矿，从而为熊渠兴起奠定了实力。第八世楚君熊渠以勇力、胆略著称，是楚人走出荆山，沿沮水、汉江南下开拓江上的英雄。《楚世家》云：“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杜预注：今上庸县）、扬越（得名扬水，在长江中游），至于鄂（刘伯庄云“鄂州”）……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张莹曰“今江陵”），中子红为鄂王（《九州记》曰“今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何光岳谓在安陆）。”

熊渠分封三子，实则保护运铜通道的安全。熊渠之后，历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熊伯霜、熊徇、熊咢、熊仪（若敖）、熊坎（霄敖）、熊眴（蚡冒）十一世，已入东周，均无与南阳盆地有关的记载。武王熊通以征服汉阳诸姬老大随国为头等大事，目的在于乘周衰而独占江上铜矿，其活动地域仍在汉水之南。

楚始国之君为熊丽，楚始都在荆睢山之间；“丹阳”实太史公之误说。那么，就有人会判断了：如此说来，“南阳是楚国的发源地，楚国的都城在南阳”，不就是谎话了？的确如此，既然论楚国，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湖北襄阳的荆睢山搬到南阳淅川去，楚即荆，荆即楚，自古荆、楚互训。未闻楚可训“丹”者。

补充一点：武王之子文王熊貲二年，“伐申，过邓（今襄阳樊城西北）”，始与南阳盆地发生关系。“申、息”为楚之门，可以这样说，今河南大半土地已为文王之后的历代楚君所征服；而申邑改为宛邑，大致在楚悼王之时，因为吴起作过“宛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