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

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

黑格尔主义者

吴冠军

内容摘要：在“总体性哲人”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事件”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被容纳其中的概念。巴迪欧对黑格尔的疏离，亦恰恰是以《是与事件》这本巨著出版为标识。而与巴迪欧理论旨向极为接近的当代另一位哲人齐泽克，却恰恰始终坚持高举黑格尔主义旗帜。本文分析了巴迪欧与齐泽克在“事件”概念上的契合与对黑格尔阐释的歧异，进而梳理齐泽克对黑格尔式辩证法的独特阐释与见解，并追溯这一阐释在思想史上的可能源头。本文提出，齐泽克确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几乎激进拒绝所有传统的“黑格尔肖像”。在齐泽克的激进阐释下，黑格尔不再是“现代极权主义”思想源头抑或那位掌控“绝对”的理念主义者。当巴迪欧把黑格尔放置在“事件哲学”的对立面，齐泽克则通过其独特的解读，使得黑格尔完全成为一位同“事件哲学”相兼容的哲人，甚至是其奠基性的思想源头。

无可怀疑的是，黑格尔是在以下面向上走得最远的哲人：总体性被内在化到思想的每一个时刻，甚至是最微小时刻。

——巴迪欧

一、绝对与事件

黑格尔在二十世纪留下的浓厚印迹，究其根要，实盖因其之为现代性思想中的“总体性哲人”（philosopher of totality）之典范。波普（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将黑格尔视作为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缺环’”。25-6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更是在其《差异与重复》中谈到了“一个一般化了的反黑格尔主义”，并建议用差异与重复代替同一与否定这对黑格尔主义主题，用离散性统合（disjunctive synthesis）代替黑格尔的扬弃性统合。xvii确实，同柏拉图相似，黑格尔认为关于整体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hole）或者说“绝对知识”，是可以在世界内获致的，但这个目标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达成。换言之，人类达至智慧是可能的，但必须在时间的向度中达至。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穆芙（Chantal Mouffe）提出：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真实被简化为由静态的诸种“本质”组建成的一个等级性的宇宙，而黑格尔所做的事，就只是在其中增加了运动。

在黑格尔这里，人（“精神”）是通过“辩证”的过程——经由扬弃不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合——中接近真正的整体（抵达整体的那一刻，精神上升成为绝对精神）。“辩证”一词，不再是古希腊人所指的一种特殊对话方式——在该对话方式里，一方质疑另一方以使其遭遇自身话语中的矛盾（柏拉图把苏格拉底视作为此种对话方式的典范）。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成为了“绝对知识”的自我展现之方式，以及历史进步之结构：经由正题、反题、合题（即统合，同时取消与持存正反题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层次）这个不断重复的辩证过程，“绝对知识”在（自我）扬弃中最终实现自身。“真理是整体，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本质将自身完善化。”黑格尔强调整体只能在其“发展了的形态之全体富庶”（the entire wealth of its developed form）中才能被构想，“只有在那时它才能被构想和表达为一个现实”。[5]11对于黑格尔而言，柏拉图主义古典形而上学以为它在描述整体，其实至多只是真正整体（历史性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切片。整体，应从历史的起源一直到它的终结。因此只有当历史完结之时，绝对知识才是可能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

故此对于黑氏而言，真理就在历史的结构中达至：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即抵达绝对知识，抵达那终成现实了的整体性的“是”（或者说，绝对理念在世界中终于获得了完整表述）。而那一刻，就是“历史的终结”。绝对（the Absolute），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或境地，而是一个“其自身形成的进程（process of its own becoming），预设其终点作为其目标的圆圈”。换言之，绝对在这个时间性的进程中使自身成为绝对：“是”（being）在该时间性进程中最终实现自身、变成“现实的”（actual）；在该过程中“实体展现其自身在根本上就是主体”。在黑格尔这里，“实体”（整体的“是”、“绝对理念”），正是推动历史进程、致力于自我实现的那个主体。是以在黑氏这里，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合理的便是现实的，现实的便是合理的”。不同于康德仅仅把理性作为心智的一个能力（高于理解力），黑格尔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世界本身所内在固有的理性：世界就是理念或者说绝对精神根据一个客观的辩证进程，在时间中的自我展开。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7]89就是指：尽管各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充满“伟大的恶人”（想想从嬴政、凯撒到希特勒、斯大林等等历史名人们），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汇成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似乎整个进程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巨大主体在推动着历史走向最后终点，这个主体就是那绝对合乎理性——应该说“理性”就是由其所定义——的绝对理念。

黑格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所面对的最大批评就是：这样一个总体性的形而上学大厦（历史形而上学），容不得“事件”——彻底越出“理性”之坐标、冲出历史目的论框架的事件——的刺出，容不得“事件”所带来的真正的全新（the New）。黑格尔当然允许各种事件在“世界”（“表象”、“现象”）内的发生，但正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指出，黑格尔笔下的“事件”（Geschehen）一词，并没有法语“événement”一词所内涵的“非凡事件”（remarkable event）之向度。换言之，绝对容许事件发生（甚至出现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但不能容许出现真正的意外——南希称之为“事件的惊诧”（surprise of the event），或者说，黑格尔的总体性系统所预先革除的，正是事件的“事件性”。正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所写，“在这个神圣理念之纯粹光芒中，世界是一个疯狂或愚蠢事件这个幻像消失了”。黑氏那建立在（即是实体也是主体的）绝对理念之上的历史形而上学，无法容纳彻底“疯狂”或“愚蠢”的事件出现在世界内。

“事件”这个范畴涉及以下两个层面：事件本身的内容（发生了什么），和事件的发生本身——前者可被理解为“what happens”，后者则关涉“that happens”。晚近那些突显“事件”范畴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把事件的发生本身置于事件的内容之上，一如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写，“它在此时此地发生；至于发生了什么，要后面才来。”为什么会有事件——具有事件性的事件——发生，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作为本体论范畴的“事件”，本身就是肇因（Cause）。而在黑格尔系统内，绝对既是关于各种事件本身内容的真理（作为关于整体的知识的“绝对知识”），又是各种事件之发生的肇因（作为世界之实体/主体、不断自我实现的“绝对理念”）。在这个框架里，“事件”这个范畴被置于“绝对”之下，自身不具有本体论地位，正如黑格尔“真理是整体”这个宣称所昭示的，（个体性）事件本身并不具有真理性地位，它的意义（或者说其“真理性”）只因为它作为整体之一个有机部分才获得。

在评述黑格尔时，南希曾追问：“如果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那么意义是否独立于其事件性之外？”而来自黑格尔的妥当回答，则断然是肯定的，即，事件的意义当然独立于其事件性之外，它只是作为整体——作为一个历史目的论进程的整体——之一部分而产生意义。

二、巴迪欧vs.齐泽克：薄冰上的舞蹈者

正是在这个学理背景下，齐泽克（Slavoj Žižek）数十年著述生涯中不断提醒其读者自己是一位坚定的当代黑格尔主义者，并声称一切都已经被黑格尔所解释过了。这，对于前述的二十世纪思想史背景而言，本身是一件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齐泽克是作为拉康（Jacques Lacan）的阐释者而登上国际学术界（如《斜视：通过大众文化介绍雅克·拉康》、《享受你的症状！出入好莱坞的雅克·拉康》等等），但他认为自己作为黑格尔主义者比作为拉康主义者更为根本。齐氏甚至说：“在我的眼里，拉康在根本意义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他自己并不知晓。”另一方面，2014年齐泽克出版了专著《事件：转向中的哲学》，这个概念被清晰地置入其理论大厦的中心位置。于是，十分值得深究的是：一位坚持“绝对”范畴的黑格尔主义者，能否同时成为“事件”论者，或至少将“事件”作为一个本体论范畴来对待？

在南希看来，要把“事件”——南希把“事件性”定位为“现象域本身的非现象性真理”，这个意义上“事件”即为一个本体论范畴——加入到黑格尔哲学中，会出现“违反文本的阐释性暴力”或是“违背黑格尔自身认知而将其拉出其时代”。如果南希没有夸大其词的话，这意味着，齐泽克的思想努力，极其接近“履薄冰”（a walk on the thin ice），稍用力不当就会发生阐释学意义上的全面崩盘。

此处，我们可以拿齐泽克过去十五年倚赖甚深的“超级战友”巴迪欧（Alain Badiou），来作为参照。那位将自己哲学建立在“事件”范畴上的当代法国哲人，毫无意外地，同德勒兹、拉克劳（皆和齐泽克有极深的思想勾联）等人一样，是一位坚定的反黑格尔主义者——巴氏自己的用词是“如此激进之对立”。然而，在巴迪欧出版那部正式奠定其学术声誉的大著《是与事件》之前，他却曾经在黑格尔研究上做过大量倾注——包括对中国黑格尔研究者张世英的论著做过专门的研究性评注。巴迪欧对黑格尔的疏离，恰恰是以《是与事件》之出版为标识（亦即，当巴氏在妥切意义上成为一个“事件”论者后）。

巴迪欧在《是与事件》中提出，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未能做到介入到数字上”，根本没有把数学的无限性纳入考虑，“数学在这里作为辩证的中断而发生”。巴氏用在该著中经营的“数学本体论”（无限性），来挑战辩证法所抵达的整体（闭合性）。诚如巴勒特（A. J. Bartlett &）、克利蒙（Justin Clemens）所论，《是与事件》“显著地是一部有力的反黑格尔主义作品、一部后黑格尔主义作品、一部非黑格尔主义作品”。在该著之续卷《诸世界的逻辑》中，巴氏对自己的反黑格尔立场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我们和黑格尔共享这样一个确信：存在与思想的同一性。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个同一性是一个局部的发生，而非一个总体化了的结果。我们也和黑格尔共享关于真的一种普遍性的确信。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普遍性由诸真理-事件的独体性所保证，而不是被整体是其内在反折之历史这个观点所保证。

正如科可然（Steven Corcoran）所指出的，自《是与事件》中巴迪欧发展出其“事件”概念后，该概念的“机遇导向之本质逼迫他决定性地远离如下理念：历史中存在着扬弃，或一种辩证性的长程”。我们看到：早年的巴迪欧确实曾试图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学术“改造”——改造成一种（准）事件学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努力，而转为同黑格尔划清界线。成为“事件”论者的巴迪欧反复强调：“整体并不存在”、“（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而事件，就是“整体的纯然对立面”。

巴迪欧的选择，印证了南希之见，即，无法将事件加入到黑格尔哲学中，如果不承担某种“阐释性暴力”的话。换言之，早年曾对黑格尔思想相当热衷的巴迪欧，最终选择从“薄冰”上退了下来。与巴迪欧的“退却”相对，齐泽克却是执意去履这层“薄冰”：本来“事件”并非齐氏的核心概念，然而他偏生晚近为这个概念专门写了一本专著。在该著中，齐泽克以巴迪欧的“事件”论为其根底，并进一步发展出其自己的分析。

在巴迪欧这里，事件是无可预知的、对既有状态——或者说，一个局势（situation）——构成激进断裂的发生（occurrence），并具有在其中打开全新可能性的潜力:“一个事件是这样的东西，它照亮一个之前看不到甚至无可想象的可能性”。对于巴迪欧，“是”（being）就是不可缩减地多元的、不连贯的、未被结构化的元素的大团/杂众，这些存在性的元素构成了一个局势。事件属于非-是（non-Being）之域，具有潜力去使得被局势之现状压制或被消失的东西变得突然可见。故此，事件性的地点，“不是局势的一个部分”，而是“在空无之边缘上”。在这个论述中，事件（以及事件性地点）成为一个本体论范畴：事件本身就是肇因，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消失的肇因。

而齐泽克的论点是：事件之所以有“事件性”，是因为其效应越出其肇因。换言之，真正的事件，是无法在“现实世界”里被合理地、符合逻辑地回推出其肇因；它就直接地突然发生。用齐氏自己的话说，“一个事件的空间，就是由将一个效应同其肇因相分隔的裂口所打开”。这个“裂口”，越出已有的符号性坐标之外，撕裂“现实”这个符号性秩序。相对于直接将事件本身作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肇因，齐泽克将事件的肇因定位到一个“裂口”上——这个裂口，拉康主义的名字就是真实（the Real）。这，就是齐泽克对“that happens”（事件之发生本身）所给出的本体论解释。抛开拉康主义术语，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齐泽克同样认肯事件作为本体论层面上的肇因，只是这个肇因本身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它以“裂口”的方式呈现自身。真实，在拉康主义的术语系统里，就是否定性的肇因。

此处，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事件的阐释，从而照见巴迪欧与齐泽克在事件论上的亲和性。和巴迪欧、齐泽克相似，德里达亦强调事件的独体性（singular），以及它对于其自身“语境”的溢出与断裂（其“惊诧性”）。但基于其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德氏拒绝对事件做出本体论阐释。在德里达看来，事件不可能“纯粹”、不受污染的或自足的：尽管事件在“文本”之外、事件本身拒斥认知性的描述、对象化、阐释性的简化（乃至理论性阐述），但通过叙述，事件会无可逃脱地变成“文本”（“看到”一个事件本身就是在制造事件；事件的“意义”亦是“人造的”），所以可以被解构。德里达的这种后结构主义事件论，恰恰是巴迪欧与齐泽克（并且包括德氏自己的弟子南希）所反对，巴迪欧的核心思想贡献，正是把事件概念重新提升为和“是”相对（对立、对抗）的本体论范畴。

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所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事件论，还可能勉强同黑格尔哲学相融接：事件一旦被去除本体论地位，那么它也就并不构成为绝对的硬性威胁，其“溢出”就像电影《黑客帝国》（Matrix）三部曲中的英雄“尼奥”等人对“矩阵”的反抗一样，完全可以被后者所允许和容纳（乃至隐在地“鼓励”）。而齐泽克恰恰反对这样的“溢出”，它们并不对既有符号性秩序构成激进的打断。齐氏将这种“溢出”称作为“内在越界”（immanent transgression）——它们只否定内容，不否定框架。后结构主义视野下的“事件”，充其量就是这种“内在越界”或“内在打断”——它们只打断事物具体的运行，而不打断整个事物运作机制本身。这在齐泽克看来，就是维基解密与偷盗（包括网上很多偷盗账号的黑客）的区别：后者尽管对法律所规定的产权与知识产权做出具体的“越界”行动，但实质上对框架本身（产权）仍然尊重（黑客也不希望自己被黑）；而前者则通过具体的“解密”行动（同样采用黑客手段），恰恰旨在打破框架本身（激进拒绝对信息/知识进行产权化）；质言之，后者是“特殊的犯罪”（针对具体对象），而前者则是“普遍的犯罪”（针对整个框架）。中国两千余年王朝时代的“革命”，也同样是“内在越界”的一个典范：它们只打断当下王朝的统治，而不打断统治模式本身。真正的革命，是“普遍的犯罪”，而绝非一场场“改'朝’换'代”’（“特殊的犯罪”）。齐泽克在《事件》一著中写道：“普遍（化）的犯罪不再是一种犯罪——它扬弃（否定并克服）它自身作为犯罪的状态，并将越界转换成一个新秩序。”我们看到，齐泽克的“事件”概念——以及他早年所经营的“行动”概念（同样来自拉康主义术语体系）——直指整个符号性框架本身，而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本体论范畴时，才具有这个力量，对整个框架本身(而非其中某项具体内容)构成挑战。

那么，我们就又回到了前文所提出的那个关键问题：当作为“事件”论者的齐泽克旗帜鲜明地将黑格尔作为其最根本的思想基源时，他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

三、绝对差异：黑格尔的“被扣留的秘密”

齐泽克首先就对黑格尔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一个全新阐释：辩证过程（正题-反题-合题）之所以呈现“螺旋上升”之形态，正是在于最后“否定的否定”一环，否定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恰恰是理解事物的整个框架/视角（否则就只会有“反题”而不会有更高层次的“合题”）。譬如，“法律”是正题，“犯罪”（对法律的越界）是反题，合题不是“有法律就有犯罪”，而是“法律本身就是犯罪”（法律本身是最大的压迫性力量）。同样地，“财产权”是正题，“偷盗”是反题，合题是“产权本身就是偷盗”（普鲁东的名言）。故此，对于齐泽克而言，所谓“辩证性的展开”，并非仅仅是先有好消息，然后总会出来坏消息对它进行否定（或者相反），最关键的一步乃是否定的否定，即，好消息本身就内嵌坏消息（或者相反）。合题与反题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如下这种转折中：通过该种转折，之前一刻被体验为一个障碍物、一个绊脚石，证明是一个肯定性的状况。”反过来也一样，一个肯定性的好消息（如每个公民都享有产权保护），经辩证性的统合再重新看过去，则发现它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最大的偷盗）。

黑格尔式的合题（统合）——法律就是犯罪、好消息就是坏消息，绝不是禅学之语，不是直接取消一切差别（有就是无、“色即是空”、失败就是成功），而恰恰是强调“纯粹差异”、本体论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只有在激进地彻底转换整个符号性框架后，原先的坏消息，才会成为好消息，失败才会是成功。黑格尔本人那句吊诡名言“精神就是骨头”（the spirit is a bone），亦须作如是观。这个“转换”（否定的否定）环节至关重要，它使得辩证法同禅学区别了开来：禅学中不可能容纳革命（事件、行动）这样的范畴，而经过齐泽克阐释后的辩证法中，这样的范畴则成为了核心。

从这个基本洞见出发，齐泽克认为黑格尔关于“总体性”的真正洞见恰恰是：整体本身就内嵌裂口。换言之，齐泽克实质上操作的阐释性行动，就是将辩证法应用在黑格尔哲学本身之上。于是，作为“事件”论者的齐泽克，并没有努力去否定黑格尔作为“总体性哲人”这个经典形象；他所强调的是，西方哲学史上这个关于黑格尔的“最后的统合/合题”所内含的妥切信息是：黑格尔确实是一个“总体性哲人”，但其“总体性”本身就内嵌裂口。对于黑格尔而言，我们只有理解整个世界，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所以黑氏确实是一个“总体性”的哲人，但他的“总体性”本身就内嵌裂口、内嵌缺失。代之以巴迪欧声称“整体并不存在”，齐泽克这位“黑格尔主义者”的进路是：整体本身以——并只能以——内嵌裂口的方式存在。

进一步地，巴迪欧之所以后期激进地疏离黑格尔，正是因为他认为：“以下这个论题，是黑格尔所不愿遵循的：在每一个世界中，在诸种存在物之间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差异（在无法度量这些存在物的内世界性的同一性、或它们此在的最小程度同一性的意义上）。”[11]148而在齐泽克这里，嵌在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之核心处的，恰恰就是绝对差异（纯粹差异）。任何实定性-肯定性的秩序/系统，都无法是总体的（或者说，无法达成自我总体化）；总体性必然内含否定性的裂口。齐泽克写道：

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一（One）之中的总体化永远失败，一永远已经是对其自身的溢出，它自己就是它所声称要达致之目标的颠覆；正是这个内在于一的紧张，即，这种二（Twoness），使得一成为一，并同时使其错位，这种紧张就是'辩证过程’的运动。

任何秩序/系统（“是”、“一”）和其内核处的裂口/空无，就构成了绝对差异（“二”）。这个差异，就使得对任何实定性状态（“正题”）的“否定”，成为一个本体论的状况。而辩证过程，就以这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否定”作为其驱动力。“事件”的发生，就在于从裂口刺出的否定性力量（根本性肇因）。根据齐泽克对黑格尔式辩证法的阐释，辩证过程不再是正题-反题-合题（新的正题）三部曲。齐氏关于辩证法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条论纲：(1)“反题”本身就结构性地镶嵌在“正题”之中；（2）“合题就是反题，两者间唯一的一步就是视角上的一个反转”。“合题”，经由转换视角——即，改变整个看问题的符号性框架——对“反题”进一步加以否定，这便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因框架/视角之转换而产生的差异，被齐泽克称作为“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齐氏的关键论点是：“视差之见”不是主体性的（即，问题不出在认识论层面），而是一个本体论的状况。换言之，转换框架/视角看同一事物时所遭遇到的这个差异，本身纯然不可避免——该差异本身就镶嵌在事物之中。是故，齐泽克又将“视差之见”表述为“视差性的裂口”（parallax gap）。在齐泽克看来，康德是认识论层面提出“视差之见”的首位哲学家——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已经揭示出当人们试图用理性来理解世界时所必然遭遇的诸种“视差性裂口”。康德指出，当人们想用诸种范畴——或者说，被迫使用（因为范畴是“先天的”）——来完整地描述现实，就必然会陷入僵局。齐泽克认为，尽管康德触及了这种获知“整体”的不可能性，但他并没有能够“直面与坚持其突破的激进性”。问题在于，康德尚仅仅把“二律背反”视作为一个认识论问题，认为人只要为知识划界、而不去进入“本体界”，就能避免二律背反。这就意味着，康德仍然预设外在的“客观现实”本身是自在、完整、连贯的，而纯是因为我们的范畴之限制，故不能完全把握它（只能把握“现象界”）。惟是黑格尔，才真正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推进到底，把认识论层面上的“视差之见”转置到了本体论层面上：对于黑氏而言，“二律背反”恰恰标识出“物自体”自身的裂口。“现实”（那个被认为是具体的、确定性的、实体性的现实）本身是空白的、不连贯的、自我扬弃的。于是，“现实”就是空无（Void），“色即是空”——但色并不直接就是空，而是经辩证过程（否定的否定、转换“视差”）后，色才会变成空。智慧（“密纳瓦的猫头鹰”），就经由这个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而抵达。

在此处，齐泽克挑战了“不矛盾”（noncontradiction）这条逻辑原则（某物不能既是P，又是非P）。在辩证法结构里，P就是非P，或者说，非P就在P自身之中。辩证法的“螺旋上升”过程，是建立在结构性的自我对抗（“二”）之上，也正因此，辩证过程没有“终点”。齐泽克在这一本体论意义上坚持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任何事物在本体论层面上自身就内嵌对抗/矛盾（或者说，任何“是”就内嵌不连贯性），正是这一内在对抗/不连贯性，使得事物不断发生变化。结构性的自我对抗，在辩证法中就体现为“否定”。黑格尔本人把精神的生命称作为“否定面的巨大力量”，并写道：

（精神）并非作为某种肯定性的事物，对否定面闭上它的眼睛，有如当我们说到某种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抑或错误的东西，然后说完就算，转头谈论其它东西；恰恰相反，精神是这样一种力量——惟是通过在否定面的脸中去直视它、并和它停留一阵，精神获得自身之力量。在否定面中的这一停留，便是将精神化为实存的奇异力量。”

根据这段论述，齐泽克强调：否定不应仅仅被当作辩证过程中程序性的一环、乃至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一个“消失中的点”，而恰恰具有着最基原性的地位：只有否定性，才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辩证法的动力，便在于“否定”，而否定性力量，就来自“绝对内在的裂口抑或不谐”——它使得辩证法的“反冲性”运动永远不会告终，因为那是“在其自身之中、并施加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反冲”（黑格尔语）。齐泽克将“绝对反冲”视作为一个“普遍的本体论原则”。“真正的绝对，就是它早前构想绝对之诸种失败尝试的逻辑性展布，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绝对“除了是它自身的形成（becoming）之外什么也不是”。

在辩证的过程中，否定这个环节是绝对的：永远会有裂口，从中催生出对既有命题（既定秩序、给定的“是”）的进一步否定。“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视角的转换，将失败转成真正成功。”看到那“否定面的脸”，并不意味着知识的溃散，恰恰相反，它是抵达绝对知识（绝对地知道真实）的唯一通道：绝对知识自身就是绝非-全部，是不连贯的、对抗性的；每一种言说“全部知识”，都倚赖于一个例外，倚赖于“一个被扣留的秘密”。[29]24由于总体性本身就内嵌裂口，作为关于总体性（整体/全部）的绝对知识，恰恰亦正是关于界限与否定性的知识。绝对知识不是对裂口的克服，而恰恰是承认裂口的不可避免性，这就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智慧）。

据此，齐泽克拒绝“历史终结”命题（并因此拒绝科耶夫-福山一脉对黑格尔的阐释）：历史之所以没有“终点”，那是因为，绝对知识不在辩证过程之“末”（辩证法就没有最末那一刻），而就在辩证过程之“中”——真实，就是那本体论层面上的裂口，就是事物之内在不连贯性。绝对知识，就是关于真实（真理）的知识，在那里，精神完全意识到本体论裂口（这个时候精神变成绝对精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末尾写道：“自我获知的精神，所知道的不只是它自身，而且它自身的否定面、或它的界限。”换言之，绝对精神所获得的知识（绝对知识），恰恰包含知道它自身的界限（否定性），知道自己的“绝非-全部”（non-All）。绝对知识，不是上帝之见（God’s view），而是视差之见，即，看到本体论层面上不可缩减下之裂口：正是“是”的内在不连贯性，造成了视角转换的“视差”。齐泽克自己的表述是：“'绝对知识’指示了一个主体性的位置，该位置最终接受'矛盾’为任何同一性的一个内在状况。”, 6在齐泽克的解读下，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不是朝向未来（历史的终点），而是直面当下（世界的裂口），直面那个深渊性的“被扣留的秘密”。

四、“最终极的事件是堕落本身”

然而，巴迪欧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评，亦恰恰集中在“否定”这个概念上。巴氏的根本性论点是：“否定不是原初性的，而是派生性的”。在巴迪欧看来，黑格尔的问题恰恰把“否定”作为一个具有本体论“原初地位”的范畴。巴氏写道：

黑格尔认为否定的否定产生出一个新的肯定，与他相反，我认为我们今天必须主张妥当地来说，否定性并不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它当然摧毁旧事物，但并不使得一个新的创造出现。

据此巴氏宣称：“我们当代需要生产出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否定范畴”。由于以“否定”为核心的黑格尔式辩证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法产生“肯定”，巴氏认为需要构建“一种肯定性的辩证法”。那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依据齐泽克的阐释性视野，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否定”能否——以及如何——产生一个新的“肯定”？换言之，从裂口中刺出的“事件”，是否只是一个纯粹否定性的力量，还是同时亦能成为一个肯定性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齐泽克与巴迪欧在学术见解上的最大分歧之一：对于齐氏而言，作为辩证法之驱动力的“否定”从来不只是“摧毁旧事物”，“否定”之同时恰恰是在“使得新的创造出现”。在齐泽克对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全新解读中，辩证过程是否定性的，但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肯定性的，因为它在否定既有命题（既定秩序）的同时开创出全新（the New）——开启全新命题（全新秩序）。齐泽克这样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

如下说法是错误的：通过使否定性成为具体总体性的一个从属性时刻，最终结果'扬弃’了否定性。真正的关键点是：最终结果的新的肯定性，正是否定面之肯定化了的力量（positivized power of the Negative）。

换言之，“作为否定之产物的确定的是（determinate being），除了如下这种形式外什么都不是：在该形式中，否定自身取得肯定性的存在。”精神分析上所说的“死亡驱力”（即，“人的'非人’内核”），就是具有肯定化了的力量的否定性，革命，同样是这种否定性——作为否定性的力量，它们恰恰开创出新的肯定性。对于齐泽克，这才是黑格尔辩证法之精核。

否定性本身具有肯定化了的力量，意即肯定性的内容（既有命题、现实秩序、一切事物之“是”）是由否定性的行动来产生，这才是对立面的“统合”。“绝对反冲就是对立面的激进冲撞，……在这过程中，否定性的行动（丧失、撤退）自身产生出它'否定’的东西。” 换言之，否定面（裂口、缺失）确实具有更原初的本体论地位。同巴迪欧的看法恰好相反，齐泽克的论点是：一切肯定性的东西，才是派生性的。齐泽克据此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拒绝“泰初有伊甸园随之是堕落”的基督教叙述：那是因为，在黑氏这里，泰初就是那创伤性的堕落，然后它生产出某物，并从该物之角度看出来其自身系“堕落”。这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换言之，作为“否定面”的“堕落”（the Fall）一开始就有，“最终极的事件是堕落本身”，没有“堕落”就不知道什么是“善好”（the Good）。基督教必须内嵌堕落，并从该角度出发来确定耶稣之圣。

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其最初的状态，就是一个以肯定化了的力量而存在的否定面，就是堕落、创口、裂缝；同样地，“自然”，不是古典形而上学里的绝对地基，而恰恰就是一个绝对创口，黑格尔把“自然之内核”称作“世界之夜”（night of the world）。在齐泽克看来，“符号性秩序、语辞的宇宙，惟是从关于这一深渊的体验之背景中显现”。精神（作为主体）就是在自然的裂口（统合体的缝隙）中升起，自我创造出那个它螺旋上升的向度。精神是这样一个积极的力量，它不断扬弃与转变所有无活力的、稳定的现实：首先，“精神它自身就是它尝试治愈的创口”；与此同时，“精神自己治愈它施加在自然上的创口”。

否定性（创口/真实），使辩证法成为“绝对反冲”：并没有预先确定好的“历史终点”，而是在辩证过程的“反冲”本身中，才产生出此前要否定的对象（“正题”）和此后要去到的地方（“合题”）——任何一种“具体内容的肯定性阐述”，皆由否定性所产生，皆系否定性取得其肯定性存在的一种形式。精神经由辩证过程上升为绝对精神（产生自我意识、获致绝对知识），在这过程中真正的变化只有如下这个：精神知道了创口就是真实，以及，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每一个创口皆是自我施加的。齐泽克引用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的最终讯息：“只有刺出创口的矛，才能治愈创口。”是故，精神成为了政治性的解放力量：“人类主体性的精神，是一个差别化的力量、'抽象化’的力量，把在现实中是一个有机统合体之部分的进行撕裂、并使之作为自由挺立的那个力量。”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黑格尔自己所谈到的“否定面的巨大力量：它是思想之能量，纯粹'我’之能力”。

作为一位当代黑格尔主义者，齐泽克的根本论点可概括为如下两条：（1）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就不存在“正题”——不存在作为完整的自我同一性的起点；（2）而“合题”或者说“统合”，便正是激进的否定性使自身取得肯定性存在的形式——否定性本身开辟出新的肯定性内容。合题，实质上本身就是“对抗”（antagonism）的一个根本形态，“整体”本身就内嵌对抗性的裂口。因此，（1）不存在“最后的统合”，裂口，是绝对的；包含裂口的整体，才是真正的整体。（2）作为“否定的否定”的合题/统合，通过视角的转换，将否定转换为肯定，失败转换为成功，坏消息转换为好消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否定，确实产生新的肯定。故此，根据齐泽克对黑格尔的阐释，根本不需要另外构建“一种肯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式辩证法本身就是一个将否定转换为肯定（并进一步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

齐泽克对黑格尔的阐释，实际上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有一个隐秘的思想史继承关系（之所以隐秘，盖因齐氏本人对此并无承认）。除了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题并将之置于黑格尔哲学之核心处（此点为齐泽克所激进拒斥），科耶夫还特别强调：（1）“否定”乃是黑格尔式辩证法之核心环节；（2）“否定”本身是一种创造。在科耶夫这里，事物要在历史中前进，就一定要有压力和冲突，故此，绝对存在于否定中。人的自由，就在于“否定性的行动”——否定既有的给定之“是”。而这种辩证性的斗争，是值得“冒生命之风险”、“战斗至死”的。科耶夫引用黑格尔的原话，“个体性在否定基本现实的有效行动中呈现自身，这个行动在下述程度上有效——它辩证性地克服给定的'是’。”自由，从谢林、黑格尔到科耶夫，就等同于本体论层面上的否定性。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存在是一个否定性。否定，总是对既有“给定”（既有的“世界”）的否定；而动物没有“世界”，是以不需要去否定。科耶夫强调，“自由不在于在两个给定物之间做出选择，它是给定的否定。”与此同时，作为否定行动的自由是一种创造，因为“否定给定之物而不终结于无，就是产生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这正是所谓的'创造’。”换言之，生活中一切的给定都是被设定，因此，一切给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取消（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从“是”走到“不是”，并在这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是”；或者说，从“to be something”走向“to be different”、“to be something new”。科耶夫推出以下公式：自由=否定性=创造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在齐泽克那些阐释黑格尔的著作中，科耶夫这个名字几乎从未出现，但齐氏实际上充分继承了科耶夫关于“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否定性”、“人的自由就在于否定性行动”、“自由=否定性=创造性”的命题。齐泽克同样强调：对于黑格尔，人就是“抽象的否定性”，为此他反复引用黑格尔“世界之夜”隐喻——“人类就是这个黑夜，这个空白的无物。……你能看到这个黑夜，当你直视人类的双眼。”“世界之夜”，就是最终极的事件（本体论事件），它是自由的本体论条件，亦是创造的本体论条件：在辩证进程中，否定就是在创造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就是在肯定性地开创全新（the New）。

结语

英国后自由主义思想家格雷（John Gray）和齐泽克有一次著名的论战。针对齐泽克的黑格尔阐释，格雷写道：“出现在齐泽克写作中的那个黑格尔，同凸显于标准思想史中的那个理念主义哲人，很少有相似之处。黑格尔通常被同如下这种观念关联在一起——即，历史具有一个内在固有之逻辑，在其中理念被具身化到实践之中，然后在一个辩证过程中被弃置（在辩证过程中理念被它们的对立面所超越）。通过援引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齐泽克把辩证这个理念予以激进化，用它来意指对不自相矛盾这条逻辑原则的拒斥，这样一来，同看到在历史中运作的合理性相反，黑格尔拒绝了理性（按照它在过去以来一直被理解的方式）本身。根据齐泽克，黑格尔那里隐含一种新的'非连贯逻辑’，在该逻辑中，一个命题'并不真的被它的否定所压制’。齐泽克认为，这种新的逻辑非常适合用以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格雷的上述评论有如下偏失：首先，齐泽克对黑格尔的“激进”阐释并非来自巴迪欧，如果说在思想史上进行溯源的话，我们可以追到科耶夫（系拉康当年的密友）身上。第二，对于齐氏而言，作为“非连贯逻辑”的黑格尔式辩证法，更适合用来理解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而非今天的资本主义。

那么，齐泽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我们看到，齐泽克确实激进拒绝如下这个“黑格尔肖像”：假装知道一切的绝对的理念主义者；拥有绝对知识、能够阅读上帝想法、并将所有现实都从其理智的自我运动中推导出来的疯子。黑格尔当然是“总体性哲人”，然而，黑格尔式整体，是一个自我差异化（self-differentiating）的整体。以“否定”为驱动力的辩证法，使得所有妥当地具有差异的事物，都妥当地在整体之内。整体并不等同于所有的有限事物——因其核心处内嵌裂口，它永无终止地“吞入”所有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无限，在整体中找到。“否定”的本体论根基，并不来自于外在的来源，而是内在的裂口（绝对差异）——齐氏称之为“缺席的肇因”、“创伤性的核心”。这个本体论裂口，就是“现实世界”内一切事件的肇因，或者说，它就是最终极的事件。经由一个又一个事件，否定性在“现实世界”内转化为肯定性力量，不断地开创全新，从而使“现实世界”始终处于自我更新之中。

在齐泽克对黑格尔的激进解读下，绝对精神（精神自我发展的最终状态）不再是“大写的历史”之演进过程中的实体/主体，而是事件性地直面创口——直面“现实世界”与真实之间的那个本体论裂缝。这就是黑格尔“世界之夜”隐喻之所指。“现实世界”，永远无法自身成为绝对、成为整体；真实本身，就是结构性内嵌于“现实世界”中的那个缺口。精神，正是起于这深渊性的“世界之夜”（世界的否定面），刺入当下“现实”中，不断撕裂其自我封闭的“总体化”企图。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名言“精神就是骨头”，恰恰指出了精神就是“现实秩序”的喉中之刺。作为政治性的解放力量，精神在反冲性的辩证过程中不断瓦解既有现状。这一过程永无终结，并无“历史终点”。迈高文（Todd McGowan）认为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历史的终结”：“一旦我们把握绝对，我们不再能够希望从历史的创口里获得缓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它的终点上。但只有在这种历史的终点上，真正的政治斗争才开始。”[38]37把握了那作为创口的绝对知识，亦是知晓了如下状况：在本体论（而非符号性的“现实秩序”）的层面上，历史的起点（否定性的创口）就是历史的终点：真实，本身就是否定性的创口。政治斗争不是去克服创口，而是克服对创口的遮蔽，亦即，克服当下“现实”的自我总体化。在这种“历史终结”版本中，“普遍历史”的形而上学结构被彻底拆毁。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并非终结于“普遍同质国家”（它本身只是一个幻想），而是始终不断地去激进更新“世界”。而人，作为否定性（“精神”）的肉身化，以其否定性-创造性的激进实践，不断地祛除各种给定的“是”，阻断“现实秩序”的自我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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