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泰：鸿硕诗话（四）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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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兴泰

孙伏园先生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作为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建立新诗体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态度。

自从齐梁诗人沈约提出“四声八病”以来,古诗就迅速向近体诗这方面发展,到了唐初在宋之问、沈佺期手里建立起来。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把近体诗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高峰,达到了“律切精深”的程度。

在近体诗极盛时期,五、七言形式已经停顿下来,不再增加音步和字数的时候,音步不整齐的新的形式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追求,诗人们运用近体诗的声律成就造成了新的格律形式的优美的乐章——词。

唐中叶,民间便流行着一种小调,是用长短句来表现的。“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提供了这样的证明。

到了宋仁宗年间,社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首都汴京歌舞声伎的娱乐也随着都市的繁荣大大兴旺起来。当时,在柳永手里大大发展了慢词的形式,柳永慢词如《风归云》《内家娇》《倾杯乐》等都已见于《云谣集杂曲子》。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把词推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

词和杂言古诗仅仅有两点不同：第一、词多律句；第二、杂言古诗句子长短随意,而词句子的长短则是由词调规定的——词调不同,词的字数、句数、句子的长短也不同。说来说去,最根本的还是差在一个声律的问题。可见,词由杂言古诗演变的痕迹。

宋人王灼就过：“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鸡漫志》卷一)这里说的今曲子就是词(词起初是按曲子来唱的)。王运熙先生也指出：“乐府歌诗始于汉,至唐而长短句代兴。”(《乐府诗论丛》)这里说的“长短句”就是词,他们都说到了词直接来源于乐府诗的问题,我以为是对的。

中国新诗形式沿革趋势:

既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音步整齐系统发展到五、七言近体诗,音步不整齐系统发展到词和散曲,因此,中国的新诗只能沿着这两大形式发展下去:

在近体诗的基上,建立新体“齐言诗”（齐言现代格律体、齐言今风体）。

在词、曲的基础上建立新体“杂言诗”（杂言现代格律体<词>、杂言今风体）。

关于音步整齐系统诗的发展前途

五、七言近体诗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长期成为一种支配形式,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成功,这不能说诗的格律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它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今天我们不应当结束它的生命,而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去探索更广阔的途径,来讴歌我们的时代,使它的生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到底有没有这个途径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是我们民族语言使然。何以见之？汉语一字一音，且具四声，又以单字为单位，同音字丰富，调动方便，易形成音律、韵律，节奏，尽管现代汉语与古时相比发生了变化，但汉语上述基本特征未变。

关于音步不整齐系统诗的发展前途

在古风、词、曲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体“杂言诗”前途是广阔的。这是因为词和杂言诗都是长短句,唐以后,正是口语在文学领域内日益发展壮大的阶段,词的句子可以从一个字起至十一个字止,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就比近体诗灵活,有利于吸收口语,表达感情。所以,宋人不再拘泥于唐人的韵部,而只凭当代语言来押韵。特别是词发展到散曲,在这方面表现就更明显。尽管曲子的平仄比诗词严,在某些情况下,平声要分阴阳,仄声要分上去,尤其是上声、去声用于韵脚时,尤为严格,但总的来说,要比诗词宽些,自由些。散曲系统和今天普通话系统已经相当接近(有些字的读音和今天普通话还是不同的),词大部分依照诗韵,曲则另有韵部,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语言来用韵的,散曲没有入声,原来的入声已分别归到平、上、去三声去了。平声分阴平、阳平。这和今天普通话是一致的,并以平仄通押为常规。诗和词都忌重韵,曲不忌重韵,可以有赘韵的情况。诗词的韵脚安排是固定的,曲可以有衬字,这就更加口语化了,更加显示了词向新体杂言诗演变的趋势。因此,在词、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格律的新体杂言诗是完全可能的。

历史上在“词的散文化”方面苏轼曾做过尝试,是不成功的。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词向现代杂言诗方面演变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已引起文人们的注意追求；二是现代杂言诗应当打破词的格律,在不束缚思想的前提下,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格律来,没有格律是不行的,这是中国新诗建立起来的关键。

关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

新诗可以在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吗？

何谓民歌?《文学词典》上说：“民间文学的一种。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中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新鲜,节奏强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战斗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2页)

要我说简而言之,一句话：民歌就是民间的歌。

中国的新诗能否在民歌的基础上去建立、发展呢?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在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中国新诗这个命题似乎并不错。可是情况有变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问题是民歌源流不像古代涓涓而来,现已枯竭,哪有活水源头来啊!可以说现在的新民歌几乎已绝迹,我还没有看到,可能是我眼界不够。若哪位诗友能拿出一些现在的新民歌,有针对性研究、探讨才好。否则,从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新诗就很难说。没有新民歌哪有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又怎么能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呢?由于民歌源流已经枯竭,旧民歌没有新鲜血液,也不能作为新诗的基础。

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说：“《康衢》《击壤》肇开声诗。”(康衢謡：立我蒸民,莫匪而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肇开声诗”即开始乐歌,开始乐歌那就是民歌之源。我看不是,倘若是源,何以断流啊?

如果能有夏启从天上盗来的《九辩》《九歌》就好了,我想那是天籁之音,大概这才是民歌的初始。现已被天帝收回去了,所以,源流也就枯竭了。

请看,五四时所产生的新诗就不是在民歌基础上。这是由于古时文人大都用文言写诗,和民歌语言距离相当大。那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对封闭的状态,信息很闭塞。“五四”以来,主要是用白话写诗,和今天口语已无太大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只是诗的语言。现在已是信息时代,宣传阵地如此宽广,劳动群众的诗作不需要像古时那样,经过民间口头流传,设置乐府,再经过文人加工润色。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今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专职作家也是劳动者,与劳动人民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拿起笔来是文人,文人放下笔也是普通意义上的老百姓。如果说加工润色,也无非像网上这样,作品在网上发表后,由诗友们一起探讨、修改,或找朋友切磋,或发表时由编辑修定。因此,我认为今天把民歌单提出来意义并不大。依古代传说来讲,今天,天帝把天乐收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直涌动着民歌的血脉,既然民歌这条道已竭流,我们完全可以沿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道路,在音步整齐古典诗的基础上建立齐言现代诗；在音步不整齐的古典杂言诗的基础上建立杂言现代诗。

谁都不可能结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必须科学地把握问题。实事求是地看待、研究问题才是智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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