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易代的特殊性

　　我们一直说，中国历史道路是与众不同的，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具有独特性，其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以下五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它们分别是商周易代的特殊性、中华文明的早熟和高度发达、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

　　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武王联合各路诸侯灭商并建立周朝，史称西周。在西周以前，当时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也就是在今河南省商丘和安阳一带，而周人则一直生活在今陕西西安以北以西的泾渭地区，因此，在商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周不仅是小邦，而且地处偏远。到了商末，周人的势力已强大起来，但其灭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周能灭商而代之，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商纣王的残暴无道使其众叛亲离，二是周联合八百诸侯共同伐商。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周人灭商后的执政思想和统治格局。

　　首先，周朝的执政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神教向德治转变。在商代，人们普遍相信天命的力量，神是统治一切的，胡适就曾说“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比如，当西伯侯即后来的周文王攻克距商朝都城朝歌距离很近的黎国、情况已万分危急时，商纣王竟然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但是，自居天命在身、拥有巨大都城的东方大国商，却最终被小邦周所灭。这一重大事变促使时人重新审视天命，对于周人来说，取商人而代之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他们由此重新审视天命观，认为天命可信不可恃，人的作为可以影响天命移易，百姓的意思可以上达于天，只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才能永保天命。这些重要思想表明，西周社会逐步由神本向人本、由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由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转变。从此，中国告别了神教社会，开启了后来的以德治国之路。

　　其次，周初对商人后裔作了合理的政治安排，商人的宗族组织得以存续。商王军队的临阵倒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商朝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二是军队反对纣王。但是，反对纣王不等于拥护周王，因此，周王必须用妥协的办法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具体表现为，在宗庙活动中，周人在祭祖时，虽然周人的祖先居首，但同时商人祖先也尊享祭祀地位。在政治格局中，周人笼络商人贵族，保留商人的宗族组织，原来的宗族长依然领导各自的宗族。为防止商人造反，周人让几个大的宗族成建制地搬迁到异地，并派亲信予以监视。之后，这种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宗族长期延续至后世。

　　再次，周初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不仅使周文明与商文明有了重大分野，也使中国的文明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事件就是周公制礼作乐。制礼作乐的有关记载可见于《尚书大传》《左传·文公十八年》《礼记·明堂位》《史记·周本纪》。这套礼乐制度被后来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了系统的追记。可以想见，在礼乐初成之时，不可能形成如此周详的制度，但是，这些典籍所反映的基本精神是符合周礼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又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就是说，礼是处理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总规定，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总法则。周礼的基本精神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国家和社稷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所以要“尊尊”，也就是尊重应该尊重的人，这里指的是贵族;人民及其后代都天然地分属各自的宗族，所以要“亲亲”，也就是要亲爱应该亲爱的人，这里的人是指血缘亲族之人。而从《礼记·曲礼》等典籍对周礼的描述来看，礼不仅是全社会行为准则的总纲，而且还指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规范，包括了制度、礼仪和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殷周之际的这场剧变及其结果，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西周统治者的天命可信不可恃的思想，既强调了人的有为，又认同天的制约，不仅使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从神到人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而且使中国人形成了尽人事而听天命、勤劳顽强等民族性格。西周统治者的敬德保民、崇拜祖先、亲亲尊尊等思想和以此建立的礼乐制度都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为礼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而宗族组织较完整的保存延续，则为礼教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总之，商周易代和制礼作乐对后世的影响是全面、广泛和深刻的。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6月2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