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后《赤壁赋》看苏轼感伤情怀（一）
肖旭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和他见不和，被迫离开京城，外放任职。宋神宗熙宁４年(1071)六月，他担任了常州通判，以后八年里依次担任了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知州在宋代相当于汉代的太守。这一时期虽然外放，但在治上还没有遭受什么重大的打击，他们心境还是清静的，处事的态度也是比较积极的。
至到宋神宗元丰２年(１０７９）七月，朝廷里几个御史抓住了苏轼所写的诗歌里有讽刺新法的语句，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于是皇帝下令将苏轼拘捕入狱，严加审问，一时间亲友竟疏，家人愤哭。苏轼甚至做了死的准备。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后又经许多大臣和其弟苏辙的多方营救，才免于死罪，结案出狱。在这一年十二月，以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现湖北黄岗市）。这次文字狱之祸，是苏轼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是他进入治上失意的时期。锐气渐逝，苦闷难遣，只得更多的从佛、老思想里寻求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他在黄州谪居了四年多，名为团练副使，实际形同囚犯，生活艰难，行动受到监视。后来他在一首诗里自述这段生活，“我在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雨。故人不问痛愤信，疾病饥饿已死矣。”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有一次苏轼与客人在江上游，夜归住所，看到江面际天风露浩然，触动了他的心绪，写了一首歌词【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到处传说苏轼写了这首词之后，将衣冠丢在江边，乘了小船长啸而去。黄州知州徐君猷听说这件事又惊又怕，以为让一个朝廷罪人逃走，惹了大祸，急忙到江边去寻找，才发现苏轼躺在江边鼻鼾声如雷，正呼呼大睡。这件事虽出于传闻未必可靠，但仍可看出苏轼的处境。在他离开黄州的时候，回忆起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惊魂未定，梦游之中，只影自怜，命系江湖之上。”意思是每天担惊受怕，做梦也好像在监狱之中，孤单无人同情，一条微命只能寄托于江湖之上。这一时期，苏轼用来自我排遣的主要手段是以自然山水为媒，寻求心灵的片刻安宁和快乐。
苏轼元丰5年(１０８２）七月十六、十月十五两次泛游黄州赤壁，固然是古代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却也应看作是他为暂时逃避治上的庞大压力，想于山水间寻一些慰籍，以缓解深受压抑的心绪。
苏轼贬黄州这段时间，在行动上深自收敛，在思想上忧馋畏讥；沉迷于佛学，却又不甘放弃经世济时的抱负。他的一位朋友约他去武昌，他婉言谢绝道：“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于是便“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另一方面，他既手抄《金刚经》，于佛学中寻找安慰，又作《论语说》五卷来阐发孔子的治思想：“粗有益于，暝目无憾”（《与腾道达》）。就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感而有作，写下了两篇《赤壁赋》，集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感情。为了区别第二篇《赤壁赋》，后人一般称前一篇为《前赤壁赋》、后一篇为《后赤壁赋》。文章里的赤壁是黄州的赤鼻矶，是当地人因音近误传的，并不是三时赤壁大战的旧址。那个赤壁在现在湖北嘉鱼县内(埔圻县一说)。苏轼是否知道这一点呢？他在与范子风书中说：黄州稍西陡露江中，实似如舟，传名曹公败所，所为赤壁者，或曰“非也”。在【念奴娇】《赤壁怀古》词里，他也说，“人道是三周郎赤壁”。他明明说“传说”、“人道是”，看来并非误指。无论是与非，作者都是有意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怀抱、感慨。
前后《赤壁赋》都是烩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即文赋。文赋作为宋朝出现的一种新文体，事实上是多种文体的“嫁接物”。它大体以散文语言为主，在体式上分借鉴汉大赋的主客问答的结构和押韵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赋的骈偶句式。与赋体相比，它更为散化；与散文相比，它又改变了惯常以议论、说理、叙事为体式的特点，而借用了诗歌的“意境”来传情达意。在其中，整散结合的语言，设为主客的结构，情感浓挚的意境，是文赋三种最主要的文体特点。这三大文体特点由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定型，苏轼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追随其后又出以变化，使“从心所”与“不逾矩”完美结合。两文不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转化，也反映了他创作风格的新变，成为代表中古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和文赋一体新高度的重要作品。一般认为这两篇文赋表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能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而又能从悲观失望中解脱出来，这固然是文章的主旨所在。但由于作者治上的屡遭挫折，就使这旷达乐观染上了浓郁的感伤。诗人迫于治上的压力不得不寄情山水，而寄情于山水又得不到真正的慰籍，理想和现实之间是如此的不和谐，却要故作旷达，于是，前后《赤壁赋》便笼罩在双重的悲剧氛围里了。前赋起伏有致的情意变化与主客之间畅恣的问答，后赋情意的隐曲性与主客之间问答的浅表性，已经暗示了作者写作两赋时不同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心态。以前人们习惯于把这两篇作品分开来看，并且比较笼统地说前赋“旷达乐观”，后赋“虚无飘渺”。而前、后赋都是诗人被贬黄州时所作，时间上也很接近。如果我们把两篇作品与作者生平联系起来考察，把前、后赋当作一个生命的整体，从寻找二赋的异同点入手，互为参照，就会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