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殖民叙事:让非洲讲述非洲


开罗到开普敦
人类起源到当代社会
在距今180万年—160万年特别漫长而干燥的寒冷时期,直立人进化并取代了能人。直立人是第一个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南部的人族动物。后经过一系列漫长的演化,早期人类最终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林地地区进化为现代人,这些人的脑容量大小和现代人相同,可以像现代人一样思考。事实上,他们和现在的我们完全一样,唯独缺少我们习得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
近期研究揭示出:人类肤色变浅的年代,比我们所认为的晚近的多,这一变化与人类的饮食结构有关。

人类在非洲的演变
1532 年,第一批被卖为奴隶的非洲俘虏跨大西洋运输了过来。在此后的头 100 年里,虽然每年数量相对较小,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稳步增长。自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先是荷兰人,后是法国人、英国人都参与到奴隶贸易当中,巴西、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快速扩大。随着奴隶劳工需求的提升,西非的奴隶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自此,出现了持续 200 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贸易。

1750 年前后,配枪的守卫在奴隶笼子外观看一个奴隶被抽打。关在笼子里的奴隶即将被运输。
二战期间,欧洲对非洲的依赖促使英法这两个主要的殖民国家改变了对各自非洲殖民地的态度。在战争中,英属和法属殖民地的经济潜力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也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的发展战略中。1945 年后,联合国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自 1945 年联合国在旧金山创立以来,在新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联合国一直持反殖民主义立场。当时,美国、苏联已经主导了“世界舆论”。此外,印度等新近去殖民化的国家也在呼吁反殖民主义。英法明显放松了对非洲的管控,这其实也是势在必行之举。相比之下,葡萄牙、比利时这两个殖民“小国”却无视这一趋势,并没有实行变革的计划。1959 年,比利时人试图奋起直追,但给比属刚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60 年 3 月 21 日的沙佩维尔屠杀是南部非洲政治史的转折点。沙佩维尔屠杀暂时中断了南非走向政治自由的和平进程,却加速了南非邻国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的去殖民化进程。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非洲独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 40 多岁或 50 岁出头,他们受惠于20 世纪 60 年代的非洲教育大发展,青年时期见证了一连串非洲国家政府—多党制、一党制、军事独裁—的失败。他们不再回溯殖民统治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思考非洲本身的政治经济灾难。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让这一代人更多了一种紧迫感。他们决心要为非洲问题找到解决之道,遭受政治精英滥用的非洲选民决定让非洲国家政府负起责任来。这正是非洲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动力之所在。

半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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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欧洲人基于严格的考据、解释原则,确立了现代历史学科。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没有书面记录就没有历史可言。在19世纪末的殖民时期,他们将这一观点应用于非洲并得出结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或根本没有历史。这一结论恰好与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契合,而且他们还以种族优越感来为殖民征服证明。至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种族主义偏见严重阻碍了非洲历史的研究和书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主义觉醒,非洲历史研究和撰写出现了大复兴。这一时期的史学主张非洲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平等,但忽视了“非国家状态”的小型社会。同时历史学家希望撰写“民族国家史”来迎合那些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的需要。

而当独立的兴奋消退时,希望也幻灭了。新的政治精英以欧洲发展模式为圭臬却以失败告终。此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出现。历史研究的重心从过去的伟大帝国转向了普通民众:农民、移民劳工、佣人。在殖民地时期,这些普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展开的斗争对后殖民时代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来说具体启发意义。
《非洲通史》借鉴了非洲研究中已有的方法和路径。既可以在前殖民地时代的论述中看到非洲主义的传统,也可以在现代非洲历史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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