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视野》ll散文天地·杨盛龙、彭中江作品ll总第526期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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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杨盛龙、彭中江。（排名不分先后）

家婆没有遗愿

文/杨盛龙（湖南）

家婆去世时，我正在外上学，家里没有告诉我。我未能回家见家婆最后一面，未能为家婆的坟垒一把土，这是我心口难以弥合的伤，是我心上久久的痛。

那是1979年，我正在离家不远的吉首上大学。从我家到吉首，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说不远，而那时候对于我的家境来说是很远的。从我家到县城徒步翻山45里，要大半天时间；第二天再从县城乘客班车到吉首。弯弯曲曲的278公里沙石山路，走一整天两头黑。如果我回家为家婆送葬，至少会耽误一周学习时间。父母考虑到我耽误不起那么多时间的学习；再就是，路费开支是我们家境难以承受的一大笔。当时从我们县城到吉首的车费是5块7角。我考上大学第一次上学去，是请堂兄帮忙想办法托朋友找到一个去吉首的卡车司机，我搭上便车，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从吉首往返回家一趟得耽误多少时间，花费多少路费！这是家里没有及时我告诉家婆去世消息的原因。

家婆是十分亲近的人。全中国都称母亲的妈妈为外婆，唯有我们家乡称呼为家家或者家婆。叫外婆，是与父亲的妈妈相区别，一个为内，一个为外？这就见外了。我们叫家家，发音为“GAGA”。呀呀学语的婴幼儿开口会叫的第一个音节是“mama”“baba”或者“gaga”。从以上两个意义上说，称呼家家是科学的。

我的家家二十多岁守寡，只生育一儿一女，我妈是家公去世后出生的遗腹子（当地人称“后背生”）。家家很疼爱她的女儿，疼爱到过分，别人都说她顾女儿。家家长期与她的儿孙分户而居，更多了些疼女儿的便当。贫农成分的家家土改时分到地主家的一张“太师椅”，悄悄送给中农成分的我家，那椅子一直摆放在我家里。

农村开大食堂那年，家家唱出一首山歌：“五两五的四两六，蒿子麻叶填寡肚。饿得头晕眼又花，晓得哪时才到头。”当时用的老秤十六两为一斤，那么少的用餐定量，挨饿的苦楚难言。老贫农家家受到批斗，批判她对社会主义不满。

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大锅饭体制严重削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少年歉收，生活困难。家家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会匀给她的女儿家半口。人民公社大集体劳动，家家在大坡上劳动收工后，忍受着劳累和饥饿，拱刺蓬茏砍柴，捆成黄缸大一捆，背到我家放下，水都不喝一口，空手回家。

一个人出生时，世上最关心母子平安的那个人是家家。我家八个兄弟姊妹每个人出生前出生后，家家天天到我家，照顾关爱，来来回回多少趟，路都跑大了。

我和妹妹从小喜欢住在家家屋里，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的，自己号称“老客”。住的时间长，儿女都成“外人”了。妈去家家屋喊我们回家。我逃避追赶，妹妹也躲避追领，不肯回家。民办教师向老师在家家屋旁边的大队大屋带一个教学班。我在教室外面玩耍，课间休息时，老师问：“想不想上学？”我说：“想上！”因为长期住家家屋，我5岁就上学啦，比同班同学小两三岁到七八岁。我上到初二，遭遇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停止考试招生。我一直感叹，我这一辈子，因为住家家屋而提前上学，抢了两年初中读，后来成为七七级大学生；要不然，我终生就是一个带着一顶小学文化程度帽子的半文盲。

家家疼爱我。上学后，我还是经常长时间住在家家屋。我妈只有送点米，作为伙食补偿。家家每天早早起床做饭，催促我赶早上学。11岁的我，考上远在50里外的红岩溪龙山五中。家家总是担心：“娃儿这么小，路上那么远，被人家打了怎么得了啊！”

遭遇文化大革命停止考试招生停止办学，我回到家，在生产队劳动，一蹲就是十年。我家离家家屋近，那些年，三天两头就到家家屋，经常都可以见到家家。

家家逐渐年老。人到年老，就会经常想到过世之类的一些事情。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参加了高考。家家说：“菩萨保佑我孙崽子莫考上啊！我死了以后，他能给我坟上蒙几把土。”

我考上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没想到，年老的家家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父母没给我信息，我未能送家家上山，未能为家家坟上培一把土，这是我一辈子的心痛。

【作者简介】杨盛龙，湘西人，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二酉散简》等多种，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论著专节专题评介。

小学往事
文/彭中江（贵州）

6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布口袋——书包，到水塘小学发奋读书了。

水塘小学，是鼎新乡北面颇为边远的一所村级民办学校，距乡政府十来公里。学校建在一座小山坡下，坐北向南，左右两边都有小山相围，向西一侧的是傲然而立的水井大坡。正前方视野开阔，学校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春天，学校周围的山上树木绿叶丛生，鲜花点缀，鸟儿喳喳，很美的一个学习环境。学校主体外墙为砖，内为纯一色的杉木木柱头，整座教学楼属砖木混合而建的两层土瓦房。粗柱头横大梁，青砖青瓦，看上去高大宏伟，很有气势。一楼有5间屋，其中4间做教室，中1间隔为两间小屋，其一为村医务室，另一为楼梯间，一架宽为1米左右的木楼梯，连接着二楼。楼上东西两头各有1间教室，剩下的部分均隔为6个小间，由一条长长的走廊相连。这些小间屋，1间为学校办公室，1间是村委办公室，余下的有时用作教师宿舍，有时又作为保管室。

乍一看，学校是一个综合办事处，有时候，学校在上课，村委在开会，村医在抢救病人，一片繁忙。

楼下的教室，主要是四年级以下班级用的，楼上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能享用。如果楼上高年级中有捣蛋的学生，就会在下课时，从楼上发出叮叮咚咚乱跳声，灰尘便会从木楼板缝隙里落下，撒在楼下低年级的脑壳上，便会有人叫嚷着：“老师，快收拾楼上的人，灰尘落下来了！”老师便会把捣蛋的学生叫来教训：“喂——你们楼上的学生，要像一个当大哥大姐的模样，要爱护楼下的小弟弟小妹妹嘛！”所以，楼下的学生都想争取把学习搞好，更上一层楼，免受灰尘之苦，叮咚之烦。

学校的教师，多数是本村的文化高人，少部分是邻村的。他们属民代教师，主要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生活。清水衙门般的生活，让到学校来教学的老师支撑不住几年又走了，老师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批又一批，所以教过我的小学老师就有好几位。虽是这样，但他们对推动水塘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其中有个叫汪老师的，教学方式很好，用话语代替教鞭，几句话就会把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批评得泪流满面，自觉改掉不良习气。我读一年级时，他正好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数学老师。听说他会用针来顶住在课堂上打瞌睡的学生的眼皮，我很担心他会对我那么做，因此在他上的每一节课，我都不敢在课堂睡觉。可是，当一个学期过去了，没有看见汪老师用针顶过谁的眼皮，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记得有一次，背诵加减法则时，我和几个学生都贪玩，没背诵出，他严肃起来：“把没背诵加减法的学生留在教室，其余的回去吃中饭!”听了这话，我一急，竟然边流泪边把加减法则背诵得完完整整，老师满意地笑了笑，我也破涕为笑。从此，每逢汪老师上课，我不再疏忽懈怠，我的学习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只可惜，到二年级时，汪老师因事而没再教我们。

乌蒙山区，冬季来临，空气会冷得让人发抖。学校抓紧防寒方面的工作，各班级的老师都在组织学生打制火炉。楼下教室地坪为泥土面，火炉打制起来容易，只要用砖与稀泥堆砌即可；而楼上的教室不能随便打制，弄不好，火炉燃起来，会把楼板烧穿，引起火灾，楼下的学生就会受到伤害的威胁。因此高年级的班主任往往事必躬亲，在安置火炉的地方加厚隔热泥土层，做到万无一失。学生的烤火煤主要由家长送来，每人二十来斤，有时高年级的老师也会带上学生去煤场上背运。

火炉烧起来了，火苗旺旺，教室里暖烘烘的，学生看书学习，不因屋外寒风嗖嗖、雪花飘飘而受到影响。

学校周围的山上，是我们课余游玩的地方。山上草木长势很好，一片翠绿。我们坐在小山的石头上，或草甸上，看蓝天上的云卷云舒，看飞鸟翱翔。要是在三四月间，灌木丛里的杜鹃花树开满火红火红的花朵。我们做“抓特务”等活动时，总喜欢把活动场地选在这几座小山上，山上也会传出来笑声和歌声。

学校旁边有一大片校地，春耕时节，学校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的劳动精神，全校师生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在校地上种玉米，栽黄豆。为了积肥，学校开了动员会，要求两个学生做一组，捡一撮箕粪肥交给学校。一时间，学校周围山山岭岭，都有学生拿着撮箕和小锄寻找粪肥的身影。有的同学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直接到自家的牛圈里，弄了一撮箕牛粪，兴致高扬地抬到学校交差。其次是学校在星期二的劳动课组织学生背砖建校舍。虽然学校有那么几间教室，但实际上是村委、村卫生室及学校合用。所以，要另修建教室。记得要去背砖的砖厂在离学校4公里外一个叫大寨的地方。老师规定，低年级的学生允许最多背两块土砖。背砖的学生队伍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形如长龙。一路上，师生说说笑笑，好不闹热。

那时读书，许多学生家庭都不富裕，穿的都是上了补丁的衣服。每天放学时，学校都要开校会的。各班级学生列队操场，听取校领导的开会发言，听学校的安全教育，听学校活动的安排。一排排的学生，背着各种款式的书包站立着。背上帆布书包的，说明家庭要好一些，余下的同学，用布口袋的多。一眼看去，各种纹路图案的书包应有尽有，有的甚至用洗脸帕缝成书包。这种书包制作简单，把家里用的洗脸巾卷过来缝补几针便是。有的同学离家远，还在书包里装几个煮熟了的洋芋，或者是炒苞谷米花做中午饭的干粮。这样一来，书和干粮放置一块，一个学期下来，有的学生的新书就会变成又脏又破的书，给喜爱收藏书的同学带来一定的影响。

现在，老学校已经拆除，已经修建漂亮的新学校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读书，穿衣要好的，书包款式要时髦的。不管怎样，家长们都舍得开支，只差星星和月亮伸手摘不了。自从国家实行学校营养餐的制度以来，什么在书包里放置洋芋、苞谷米、花之类作为午餐干粮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