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 迈向组织与社会网络的历史社会学：用结构解释事件
编者按
文献来源
Karen Barkey and Ira Katznelson. States, Regimes, and Decisions: Why Jews were Expelled form Medieval and France. Theory and Society 40(2011):475-503.
居中女性为 Karen Barkey
简 介
Barkey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解释why Jews were expelled from Medieval England and France？而犹太人被驱逐的两个事件：1290年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驱逐犹太人事件和法国国王菲利普五世（公正者）驱逐犹太人事件。她结合了第二波历史社会学中的结构机制方法与第三波历史社会学中微观情境中行动者主观行为和动机的分析方法探讨这个一问题。
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更多地探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或者说是历史变量的差异性。研究命题依旧集中在宏观层面上，注重结构性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脉络。特别是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共力之下如何产生叠加的聚集效应。第三波历史社会学则不再强调社会结构，而是重视文化转向与行动者能动性在事件之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探讨了驱逐中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的犹太人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地缘政治、政权风格和税收之间的关系。由于国王试图管理王室不安全，重新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内建立更持久的税收体系，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当犹太人从事国家建设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冲突性的）与主要的社会和政治角色扩展时，犹太人在经济上变得不那么重要，但在局外人中更为明显，成为国王的负担。尽管在区分英格兰日益增长的权利和代表制度与法国新兴的专制家产制（absolutist patrimonialism 这个定义最早出现在Ertman的The Birth of Leviathan）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类似的机制仍在起作用。
一方面，Barkey在宏观层面上选取了三组机制：地缘政治、政体形式与税务体系。并在国家-社会宏观结构中寻找并定位犹太人。另一方面，Barkey在微观层面强调国王政策选择是在不断变化情境的之下策略性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国王的工具计算与国王角色的合法性。另外，正文中使用了经典的比较历史分析法（同时期的英国与法国）。
犹太人怎么就被驱逐了？
犹太人被驱逐之前，犹太人在欧洲国家中的功能：为国王与贵族提供借钱与放贷的金融服务。
布汶战争之前：
英国犹太人从属于国王，成为了国王的财政代理人，国王对其进行法定保护。
法国犹太人从属于国王或贵族，不同的犹太人共同体是不同领主的财政代理人，法国犹太人的处境远不如英国犹太人。
布汶战争之后，社会与国际结构发生了变化。
地缘政治：英国退回了岛上，国际主要对手不再是法国，而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等本土力量。法国基本控制了法兰西地区，实现了对一块极具潜力领土的统治，国际主要对手不再是英国，而是更为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宗座。
政体形式：英国国王为在英法战争中获胜，不得不向社会各团体征税，征税引发了骑士与贵族的反抗，最终形成了代议制政体。法国则形成了强有力的专制家产制。
税务体系：英国与法国的税务体系都从非常规向常规税务体系转变。
布汶战争之后：
英国贵族欠犹太人钱无数，英国国王则希望建立一套新的税务体系，在代议制政体中国王与贵族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媾和，从而驱逐了犹太人。
战争胜利和领土扩张推进了国家统一和王权加强的进程，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财政危机。对议会、城市拥有更多权力的法国国王成功地扩展税源，犹太人被视为与圣殿骑士团、宗座、伦巴底人类似妨碍王权的“缓冲者”。所以，国王在强制汲取犹太人一波钱后，驱逐了犹太人。
作者认为，关于国家形成的传统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将国家和政权视为从战争和相互竞争的封建政治实体之间的谈判中产生的（Elias 2000 [1939]； Ertman 1997； Mann 1986； Tilly 1975，1990）。这些作品将国王的偏爱嵌入到其结构状况中，力求建立起与其他君主的独立性和对国家主权的结合，努力安抚、控制和扩大其控制下的领土，寻求建立持久有效的制度统治和税收体系，建立忠实官员的网络，并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建立沟通模式。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项伟大的工作还没有做得足够充分，这表明，情况的变化以及面对不断变化的约束条件（尤其是那些约束条件变化）时可用策略的变化是如何以更微观的方式导致对王室优惠的改变这关系到他们如何获得实现实质性目标所需的收入。
Yet in the main what this great body of work has not done sufficiently is show how changes to royal preferences in more fine-grained ways were induced by alterations in their situations and to changes in available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changing constraints, notably including those that concerned how they could secure the revenue they needed to pursue their substantive goals.
编辑 | 李致宪
审核 | 华唐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