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封禅影响汉代学术思想走向

一般认为，汉代中期以降，儒士的方士化、经学的神秘化是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谶纬思想亦因之而兴。虽然导致汉代学术思想发生转变的因素很多，但是在各种因素中，我们不可忽视汉武帝封禅的影响。

封禅是古代统治者祭祀天地的一项盛典，有帝王受命于天的象征意义，故司马迁在《封禅书》开篇即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先秦时期，虽然有上古圣王封禅泰山的传说，但是商周以降并没有真正行封禅之礼的历史记载。春秋时，齐桓公称霸后曾一度想封禅泰山，然为管仲所劝止。先秦既无封禅之事，则封禅之礼究竟如何便也无从说起，“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封禅书》）

众所周知，历史上首次行封禅之事的是秦始皇。由于没有现成的封禅礼仪可用，所以秦始皇首先需要制定封禅之礼。为此，秦始皇征集齐鲁两地的儒生、博士共同议定封禅的礼仪。然而这些儒生、博士对此是茫然无知，人言言殊，“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封禅书》）于是，秦始皇自行主张，采用秦国传统的太祝祀雍上帝的礼仪进行了封禅，并且“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记也。”（《封禅书》）也就是说，秦始皇的封禅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世人因此无从得知，其礼仪自然也没有流传下来。

秦始皇之后行封禅之礼的便是汉武帝。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一生好神仙方术，他在获得宝鼎等一系列重要祥瑞之后，在方术之士公孙卿等人的鼓动下，便将封禅排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汉武帝封禅，面临着与秦始皇一样的问题：“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禅书》）显然，为确定封禅之仪，汉武帝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儒生，然而儒生们的表现再次令人失望了，“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封禅书》）儒生们不仅不能明确封禅之礼，而且还各有所图，这令汉武帝大失所望。因此，以徐偃、周霸为首的儒生们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遭到了被罢黜的命运。

在此情况下，善于变通、揣摩圣意的侍御史兒宽向汉武帝建言，说汉武帝盛德昭昭，祥瑞并至，理应封禅，“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但是封禅之礼，世无记载，“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应由汉武帝自己来决定封禅之仪，以免久议不决。兒宽的建言深得汉武帝之心：“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兒宽传》）

那么，汉武帝又是如何“自制仪”的呢？他当然不可能亲自制定封禅之仪。儒士不行，汉武帝转而依靠方士。当时著名的方士公孙卿向汉武帝进献一札书，称之为“鼎书”。所谓“鼎书”，其实就是方士自制的一种谶书，内容主要是记载黄帝得宝鼎而封禅的事。书中记有一个叫申公的人与神仙安期生的对话，其中有谶语预言说：“‘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能仙登天矣。”（《封禅书》）这种预言虽然投合汉武帝的心意，但是文字粗鄙不堪，显然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汉武帝要“采儒术以文之”。最终，汉武帝依靠方士所进的“鼎书”制定了封禅之仪，完成了其封禅泰山的“大事”。

汉武帝封禅，废儒生而用方士，弃经典而用谶书，对于“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的儒生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当初，秦始皇封禅，“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后来儒生们听说秦始皇封禅途中遇到暴风雨，以为封禅没有成功，私下讥之，心中的不平尚且可以因此得到一丝丝慰藉，而在汉武帝封禅中被罢黜的儒生们连这一点补偿都不可能有了。

汉王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逐渐呈现出一片盛世景象，社会上因此早就形成了封禅的呼声。例如，汉景帝即位当年就有封禅的设想，《封禅书》曰：“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只是由于窦太后好黄老、主无为，景帝和缙绅们封禅的愿望无法实施，只好不了了之。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禅已不是人主的个人愿望，而是整个统治阶层共同期盼的一件事。到了汉武帝时，这种舆论氛围愈加强烈，所以汉武帝封禅，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盛世之举，能够参与其中，自然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这一点，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可为见证。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司马谈作为太史，理应随从汉武帝登泰山封禅，但不知何故未能随行。司马谈未能亲历这一旷世盛典，因此懊恼而致病，临终执子司马迁之手，慨叹“命也夫，命也夫！”由此可见，司马谈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是多么沉重。相比于司马谈，遭到罢黜的儒生们所受的打击恐怕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之相反，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以及以兒宽为代表的极少数善于变通的官员却在汉武帝封禅中得到重用。两相比较，不难想象，这会对儒生们带来多大的震动！由此亦可以度之，封禅之后，那些“牵拘于诗书古文”的儒生们一定会有所“开化”，并以公孙卿、兒宽为榜样。因此，汉武帝的封禅无疑会促动汉代学术风气发生转变。对此，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说道：“武帝之淫祠以求长生……兒宽，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无惭矣；乃附会缘饰，以赞封禅之举，与公孙卿之流相为表里，武帝利赖其说，采儒术以文其淫诞，先王之道，一同于后世缁黄之徒，而灭裂极矣。沿及于谶纬，则尤与莲教之托浮屠以鼓乱者，均为一轨。”（《读通鉴论》）王夫之对兒宽的尖锐批评，可谓是洞若观火，一语中的。

由此可见，汉代的学术思想发生转向，武帝封禅实有推动之力。而昭、宣之际出现了一批像眭弘、夏侯胜、焦赣之流方士色彩十分浓厚的儒生，亦绝非偶然。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