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年代末出生在鲁西南的乡村。那时不仅物资生活匮乏，文化娱乐更是匮乏。小人书通常是交换着看，而且关系好才让你看。看一场电影，跑几里路，乃至十几里之外的乡村去看一场电影。课外读物几乎为零，但乡村自有乡村的玩法自有玩的乐趣。一些娱乐项目至今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是幸福满满。现记述如下，供后人们了解。我们那儿的土地属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大概60年代中期，我们村进驻了好多解放军，帮助我村改良土壤。那时都是集体土地，很好规划。在大约20米土地挖一条深约两米，宽约五米深的深沟，将下面的红土翻上来，覆盖在盐碱地上，变为良田。沟沟连接着一条人工小渠。旱能浇，涝能排，基本上结束了靠天收的历史。沟渠的形成，水中繁殖出好多好多的鱼，有人说是下雨时刮龙卷风带过来的，有人说是从大河底游过来的，有人说是草仔生的，至今我也不明白，鱼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有水就有鱼，而且好多好多。水沟里的水不是很深，充其量也就是50公分左右，所以大人也不管我们，放心让我们去玩，一般逮鱼是要有两三个小伙伴，一个人从沟的一头向另一头（死头）赶鱼。就是下到水里猫着腰，两只小手呼啦啦，呼拉拉地向前赶，把鱼吓到另一头去，尽量缩短沟的距离。当把鱼赶的差不多时候，另外两个小伙伴迅速挖泥将水拦腰截断。速度一定要快，不然小鱼马上又返游回来了。拦沟的泥坝打起来之后，我的就开始用洗脸盆将有鱼的这一段沟里的水向外合。一下，两下，三下……当一个累的满头大汗时，另一个人接着合，直至把水合干，小鱼虾在泥窝里乱扑腾为止。当望着那几十条小参条，小鲫鱼，小鲤鱼，甚至各也，急花鱼在乱扑腾作垂死挣扎时，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这是我们的收获呀！我一个人去逮时，就下水摸鱼。摸鱼可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水里有没有鱼，像清彻到底的水就没有鱼。水清则无鱼的名词大概就缘于此吧。一般浑水有鱼，但浑水也不是下边都是鱼呀。要看浑水之中更浑的地方才有鱼，而且不小三四两的鱼，因为小鱼泛不起浑花。在确定鱼的位置之后，轻轻地下水，从浑水的外侧向里捂，两手要轻之又轻，一旦触摸到鱼头或鱼身之后，两手立即攥紧。千万别还手，一是一还手鱼是会滑手而去，二是碰上各也，急花之类的鱼，它的刺会瞬间炸开，会把手扎留血的，而且有毒，被扎的手会立刻肿起来。那时逮鱼并不是为了吃，回到家多数喂鸡鸭了。按说在那生活饥不果腹，一年吃不上四两肉的年代，鱼应该是高级营养品了呀，为什么不吃呢？我告诉你吧，主要是家里沒有油，没有葱姜之类的调料，更不要说现在的胡椒，味精，料酒了，因此做出来奇腥无比，所以很少吃。在五六十年代，麻雀属害虫，因它以虫、粮为食。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麻雀飞到高粱地，抱着高粱穗啄呀，啄呀……很快，一支沉甸甸的高粱穗就半半拉拉的了。所以农民是不待见它的，常常在快要成熟的庄稼地里扎些稻草人以吓之，驱之。麻雀单于屋檐下筑窝。辩别屋檐下有无麻雀窝很简单，通常是看见老麻雀飞进飞出。判断窝里有无小麻雀也很简单，通常是看见老麻雀衔着食物进去喂食或在老麻雀飞走后，站在屋檐下嘴里学着麻雀，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引诱小麻雀回应。
确定了有小麻雀之后，就相约两三个小朋友去婶子、大娘家借梯子，几个人吃力地把梯子抬到屋檐下，吃力地举起，斜架在屋檐下，梯子两边各一人扶着，一人爬上去掏小麻雀，一般都是年龄稍大一点的上去。如果他上去后，由于胳膊粗伸不进去地话，再由小一点的孩子上去，如果还伸不进去手，就用铁条握个钩，把小麻雀小心翼翼地钩出来。如果小麻雀还没有睁眼，比较好养，吃干粮时，用嘴嚼碎，然后掰开它的嘴塞进去就行了。若是大一点的麻雀则养不活，因为它绝食，几天就饿死了。基本上我们玩不了几天就不玩了。
弹琉璃蛋是我们常玩的游戏之一。玩这种游戏，不受场地的限制，校园内，打麦场，大树下，小路边等等，可以说只要有一席之地就可以玩。那时有几个甚至十几个琉璃蛋绝对是炫耀的资本。获取琉璃蛋的方式有几种：一是从走街串巷的货郎挑子上用鸡蛋换，二是跟着大人赶集时，站在那卖琉璃蛋的小摊前不走，缠着大人买两个才肯离去，三是，走亲戚时给同龄的小朋友要几个，四是靠自己过硬的弹蛋本事赢来的。总之，望着那光光的、圆圆的琉璃里面的粉红色的花瓣，像菊花盛开；绿色的花瓣，像一条小船在远航；黑色的月牙像小女孩那深不可测的眼睛……晶莹，透亮的琉璃蛋，加上了美丽的造型，让我们把玩不已，爱不释手。玩琉璃蛋几个人都行，先在地面上挖一个约比鸡蛋大的小土窝，大家平均拿出几个琉璃蛋撒在小土窝的周围，琉璃蛋滚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是不允许动的，然后用包袱剪子锤的方式决定谁先出场。先出场的人，握紧右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边，放在自己琉璃蛋的后边，选距离小土窝最近的一个琉璃蛋弹击，如果把这个小琉璃撞到了小土窝里就归自己了，如果撞不进去，就依次换人。不过这种游戏玩的还是很激烈的，有时也有不自觉爱耍小聪明的孩子，挪动了琉璃蛋，大家也会争的面红耳赤，这时会有一个年龄较大的小朋友出来主持公道，大家就不再吭气了，继续玩下去，直到有一个小朋友的娘扯着嗓门大喊，唉，吃饭了，喝汤了，大家才悻悻的离去。藏麻根，也就是捉迷藏。玩这个游戏往往在春、秋、冬季的晚上。先选一个大本营，一般都是找一棵大树为营。多少人参加都行，人越多越好。分为两班（分为攻方和守方），一般先推选两个较为勇猛的人各担任一班的头目，再由这两个人以包袱剪子锤的方式先后挑选自己的兵。规则是：守方既要守住大本营不被攻方偷袭，还要把攻方的人一个个捉回来。被捉的人一旦被对方抓住就不能动了，攻方若有一人偷袭大本营成功，即为胜利。然后攻守方再交换下一局。开始之前要宣布一下藏的范围，超出范围就算违规了。我们玩的时候通常向东不超过小河，向南不超过大坑，向西不超过两个胡同，向北不超过后街。约在一公里之内。游戏开始，守方的人捂着眼睛，攻方的人迅速向四处散去，然后守方除留一个人护卫着大树外，其他的人都去捉人了。皎洁的月光下，一个个出出遛遛的小孩子，或狂奔，或贴着墙根慢慢的移动或藏于柴垛里，秫介堆里，或趴在坑沿边……别看那时年龄小，心眼也很多呀。往往让一个跑的快故意暴露，待守方的人追去之后再悄悄的向大本营迂回，偷袭守护人。不过这种游戏很难玩两局，因为范围大，不好找。往往一局结束，下一局玩不完就被扯开嗓子大吆喝的家长搅局了。总之，我们童年的游戏好多好多。如杀羊羔，推铁环，摔片子，玩拉拉钮，冬天滑冰，打冰琉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撵兔子。大雪停了之后，整个田野一片雪白，除了老林上（坟地）那几十棵柏树显得黑乎乎的外，其它看到的全是白色的。村里有养徐狗（专撵兔子的一种狗，身体削瘦，头小，腿长），这时会牵着狗，叫上闲来无事的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到地里去轰兔子。大家一字形排开，十几米一个，齐头并进，从麦地的这一头向另一头轰。大雪天，兔子不易藏身，往往被惊之而逃，这时牵狗的人就把狗撒开狂追不舍。兔子因雪深，腿短跑不快，不过它反应敏捷，眼看快被狗追上时，猛地来人急转弯，一下子就又和狗拉开了距离，再追，再转弯，加上众多人的呐喊，围截，兔子早已精疲力尽了……多么一幅美好的雪地围猎图呀！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人民公社是党的基层政权组织。据查人民公社的由来是1958年8月，毛主席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工作时，当地方负责人汇报工作情况时，谈到对“大社”的名字还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使用人民公社时，毛主席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工作，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据此党国基层政权的名字就这样固定下来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称为《乡》了？反正在我的深刻记忆中仍是《人民公社》好。对大食堂的记忆不是很深刻，但朦朦朦胧胧中记得我提着个篮子，在大人的引导下去打饭。还记得我去蒸馍的地方，站在门口望着那满屋子热气腾腾的大白馍，自已垂涎欲滴的情景……母亲，在任何一个孩子的心中都是伟大的，这是因为她对孩子来说是无私的。但我感觉我的母亲似乎比别人更伟大：她坚强、善良、手巧、宽容。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姥姥家是地主，虽嫁给了我下中农的父亲，但在外人眼里仍是地主分子。就连我上初中时就因姥姥家的地主成份，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就不同意我上学，后来又通知我去上学了。正因为如此吧，母亲的革命热情更显得高涨。参加了解放初期的扫盲班（至今95岁的老人仍坚持每天必看报纸，看新闻联播）。当过生产小队的保管，当过村代销社的营业员（脑子特别好使，至今买菜几斤几两，算的清清楚楚），在村小学当过炊事员，参加过妇女突击队。至今我都难以想象母亲当年是怎么凭着一双小脚能和比她小十几岁的大姑娘一块拉车进行比赛呢。母亲常常把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夜里去拉车，后来又吃住到田间，就把我带到在田地里挖的地窨子里住。母亲善良。记得一个夏天，一个外地人来我村卖土布，上午没有买了，就睡在我二爷爷家的过车门下。中午我母亲就做了两碗杂面条，非让我给那个人端一碗送去。我当时就哭了，因为这两碗面条是我们母子俩的午饭呀，给他一碗咱吃啥？母亲说她不吃……后来又隔了几天，我和母亲下地回来，我的老奶奶说，那个人给我们送来两个大甜瓜。这件事至今在影响着我。母亲手巧，街房邻居不少人都请她帮忙剪衣服，指导经线子（织布）。母亲宽容，经常告诉我不要埋怨别人，是咱对不起人家。记得每年秋收后的农闲季节，上级都要给村里派任务去挖河。村干部再组织青壮年劳力拉着地排车子、锅碗瓢盆去到指定的地点去劳动。我们村西边的向阳河就是在那个年代挖的。记得那工地上真叫做热火朝天呀：沿河数公里，黑压压的人群，彩旗飘飘，歌声嘹亮，口号振天……村与村之间，生产队之间开展比赛。那战天斗地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人民公社时期的兴修水利，为农村农田的基础建设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包括打机井，那时几乎五十米一眼机井，真正做到了旱能浇，涝能排。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情景仍记忆犹新：清晨，我站在门口，向东南方向望去，几十公里的大山头像一头卧着的雄狮清晰可见，地平线上一波又一波的春光似一望无际的海洋，一座座村庄，葱葱郁郁冒出缕缕炊烟，又似海洋中的小岛一般；夜晚，望着那繁星璀璨的夜空，偶尔发现行走的小星星，偶尔看到瞬间即失的流星划过天空，令人对这奇妙般的天空浮想联翩。晚饭后，或坐在石井边，乘着那一波波的凉风，或挤在牛屋里，味着那特有牛粪味，在十几头老黄牛咀嚼的声音中，聆听长辈们侃大山，讲述那陈芝麻，烂谷子，却永远听不够的故事：秋天我背着粪箕子下地割草，走在那杨树夾道的乡间道路上，敞胸露怀，高唱着《我们走在大道上》的歌曲，心情是那么愉悦，躺在地上休息时，仰望天空，朵朵白云不时在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在蓝天的衬托下，好似一副副美丽的画卷：口渴时，伏在小河边，用嘴轻轻地吹去浮草，是那么地清甜……然而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没有工分，年底决算时就分不到粮食。我大约八九岁就开始干活挣工分了。成年男劳动力一天十分。我是三分半，早上半分，上下午各一分半。我的工作是很轻的。如割麦子时，有专门负责用镰割的，有专门负责拉腰子的，有专门负责抱扑子的，有专门负责梱的，有专门负责装车的……也算是一条龙吧。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拉腰子。也就是把一根约一米五的绳子放在割过去的地上，抱扑子的人将割下的麦子横放在绳子上，后边的专门负责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动作相当娴熟：弯下腰去，两手分别抓住绳子的两头，用力将麦子一刹，用膝盖一顶，结结实实的一捆麦子就捆好了。再后边就是跟着一辆牛车，通常是一个人牵牛，车上一个人负责码垛，车两旁各一个人用铁叉挑麦捆子。整个动作也是一气呵成。再后来我挣到五分了，这时也因困难上不起学了。任务是看生产队种的红薯，那可有上百亩呀。这活不累，主要是防止有人偷割红薯秧子，偷挖红薯。我在红薯地的头上用高粮杆搭建一个斜坡小屋，一是休息，二是防雨，三是吗，秋收后，这个建小屋高粮杆就归我了，可以当柴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红薯快成熟的时候，我经常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个小沟，挖几个露出地面的红薯担在小沟上，上也覆盖上青草，把柴禾放在小沟里烧，期间要把红薯翻一次个，接着再烧。约摸着快熟透时就把红薯埋在火里，上边盖上土，再焖十几分钟就可以扒出来吃了。记得有一次，我没有火柴，就缠着一个大爷爷，让他把打火机留下（是那种铁壳，装火石，烧汽油的那种火机）。出于好奇，我把他的打火机仔细研究了一番。首先看见打火机的底面，有一个镙丝，我就用指甲盖把它拧开了，谁知这个镙丝连接一个弹簧，是顶火石的。拧了几下，蹭的一下弹簧飞了。可把我吓坏了，要知道我可真的赔不起呀……无奈只好地毯式寻找吧，扒草窝，吹浮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记得我九岁那一年的一天夜里，母亲把我从床上扯起，我们家小院里的爷爷，奶奶还有隔墙家的大爷爷家的婶婶叔叔都起来了。听着街上乃至空中轰隆轰隆的声音加杂着咚咚的响声，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隔墙的婶子喊着我母亲说：大嫂，打过来了呀。爷爷说：听，好像还有机关枪里。稍许才知道街上大队组织游行呢，应该是全县统一安排的，不然鞭炮声不会响彻天空。就如同城市前几年沒禁炮仗之前，午夜十二点那种炮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应该是上三年级了。免费从学校领来了白纸，写上各种词句（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好，打倒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标语张贴到大街小巷。那时钢笔字还写不好的我们，竟然写起了毛笔字，而且还是连笔字，可没有人敢笑话我们。记得秋天吧，我们学校也成立了红小兵敢死队，老师带领我们十几个小学生去县城串联，还拉了一辆地排车子，主要是放行李，怕我们背不动。我们每人背了一床被子。到了县里有专门免费管吃管住的地方，我们当晚住在一个庙里，地上铺着稻草。第二天就回来了。我们村叫佃户屯村，也叫佃户屯大队。据说先辈们给孔圣人家种地，都是佃户，因此而得名。全村约1700人左右，下辖六个小生产队，我们属于五队。我爷爷家的墙外的土崖上长着一棵老椿树，椿树的树叉上吊着一口猪头那么大的铁铃，这就是号角，只有队长可以拉铃绳，别看小孩子那么调皮，却没有敢拉铃的。一般每次出工前都要拉两遍铃，第一次算是预备，第二次是集合，两次铃声间隔也就十几分钟。第一次铃声响过后，家家户户的劳动力就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走向椿树下，第二次铃声响过后，个别没出来的人则一遛小跑过来集合。对来晚的社员，队长也是毫不留情地熊上几句，挺凶的。社员到齐后，听从队长的分工，然后大家站成几排面对毛主席像，右手持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口，由领读人领读：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个领读人就不是职务了，通常由有点文化的人担任，我就常常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就出工了。一般每干出工要唱三首歌：一般早上唱《东方红》，中午唱《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下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时每个村口都有把路口的，外村人进来，首先要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是进不来的。那时候村较大，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属于半脱产性质的。大队从各小队挑选有点文化，有点文艺细胞的青年去大队部排练节目，按出工记分。有时去老林地（村的祖坟地）育树苗，种地等等。排演的节目就是通常说的八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等。我们村的宣传队也就排了这三个。由于演艺不错，还经常去外村演出。大队部有土台子，算是舞台。舞台四角竖着四根竹杆，供拉幕之用。前边两根竹杆上挂着盏汽灯，贼亮贼亮的，不时还有人站在櫈子上给汽灯打气。每次夜间演出，家里的小孩子们都会在下午占位置，老早地把板櫈摆在那里了，即使人不在，也不会有人挪动的，大家都很自觉。每次演出，附近几个小村庄的年轻人都要来听戏。除了听戏之外，县里电影队也会偶尔來演场电影。通常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以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文化大革命期间，父子反目也是有的呀。我们生产小队有个大爷爷，膝下无子，其侄子过继为子。他之前在东北抚顺工作，不知为什么被遣送回原籍了，按四类份子对待，接受贫下中农管制（不过我觉得他挺好的，知道的事很多，常常给我讲故事）。每次村地有运动，都要把他拉去当靶子。记得有一次，他侄子为了给他划清界限，上台把他痛批了一顿。从此爷俩反目了。还有一个人，我也叫他大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少将旅长，解放后解甲归田。按说他那个经历绝对是管制对象的。但他的大儿子是早期地下共产党（他的孙子也是从正军少将离休的）。因此他没受到任何冲击，但他大儿子每年给他寄钱都不直接寄给他，而是寄到大队，再由大队转交他。就说我吧，也因姥姥家是地主成份，曾给母亲说过要给姥姥家划清界限，母亲很生气，以后我再也不敢说这个事了。我没有资格评价文化大革命，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没有贪官，因为毛主席说：要斗私批修，没有人敢贪，因为广大贪下中农都在监督你，三里五村没有一个劳改犯，可以说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干部也尽职尽责，群众威信很高。记得我家刚盖房子那一年的秋天，老天爷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半夜里，村干部穿着雨衣，手提马灯跑到我家察看情况，尽管我那时才十二岁，但倍感温暖，至今仍心存感激。
【作者简介】杨恩增，山东巨野县田庄镇佃户屯村人。高中毕业后下乡知青，尔后招工、考干，历任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18年退休于河南省监狱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