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梦依稀绕夏商 鄂邑千古渺兴亡

魂梦依稀绕夏商 鄂邑千古渺兴亡

　　鄂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一个文化名词。
　　一切都要追溯到封神演义的时代，鄂崇禹是《封神演义》的人物之一，为南伯侯，总镇南方二百路诸侯。纣王、妲己害死姜王后，为了斩草除根，将姜桓楚、姬昌、鄂崇禹、崇侯虎等四大诸侯骗入朝歌，诬告姜桓楚谋反，鄂崇禹为了救姜桓楚，直言进谏，纣王震怒，下令将其枭首。姜子牙岐山封神，封其为天马星。鄂崇禹的原型出现在《史记》等文献中，“（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鄂的青铜器在历史上就有发现，如鄂侯敦、鄂侯驭方鼎、鄂氏宾钘证明了鄂为姞姓，为黄帝之后，是周代的诸侯之一。这些年来，在河南省南阳市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鄂国贵族墓群，在湖北随州羊子山都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鄂侯墓，人们渐渐发现鄂是一个强大的部族，在商周的千余年间，它都参与并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鄂源在乡宁
　　诸多古文献的记载证明了鄂山、鄂水很早就存在乡宁大地上。乡宁还有鄂邑之古称。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河水南至鄂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于河。”
　　《左传》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这说明，在春秋早期的时候已经有鄂地的存在，所以才将逃到鄂地的这位晋侯称之为鄂侯。
　　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知名学者冯时先生提到，翼城发现的霸国青铜器铭文上提及鄂水，翼城为乡宁邻县，他认为，这将鄂山、鄂水的存在更提早到西周时期。
　　古代鄂水、鄂谷颇具神秘色彩，晋人所写的《拾遗记》说：“二十三年，起‘昆昭’之台，亦名‘宣昭’。聚天下异木神工，得鄂谷阴生之树。其树千寻，文理盘错，以此一树，而台用足焉。大干为桁栋，小枝为栭桷。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又筛水精以为泥。台高百丈，升之以望云色。”
　　鄂水流域的古文明极其发达，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十多处，两周及其汉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如此密集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在夏商时，鄂部落，或者说鄂方国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在商朝末年，鄂侯甚至一度成为商纣王的三公之一。
　　沿着鄂河一路西行，一路之上，有多处夯土墙遗址，多为西周春秋时期的城邑遗址。据说，仅仅在鄂河中游就有五处古城址，时间从夏到春秋不等，有夏前寺院城圪瘩、鄂侯故垒南北二城，宋代古县城、昌宁古县城。这些古遗址的研究，是考察鄂源的重要线索。

　　鄂是什么
　　早在1986年，何光岳先生就在《汉江考古》发表的《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南迁》一文指出，“夏周时代，鳄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方属于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草泽繁茂、最适于鳄的繁殖。鳄又叫疆、纂、鲜、单、土龙等，即现在的扬子鳄。一个以捕鳄为生,且以鳄为图腾的部族，便以噩为部族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鄂国，地点在今山西乡宁县。”这一解读是国内较早注意到乡宁为鄂源的论文，影响极大，一直到现在，依旧有人持有同样的看法，如岳明先生在2015年发表的《古代鄂国南迁与扬子鳄分布的关系——兼论巴人的一支鄂氏》一文中重新坚持了这一看法。在山西本地，临汾市政府门户网2006年5月27日发表《乡宁县——鄂侯堙处祈昌宁》。该文写道：“湖北省简称‘鄂’……‘鄂’这个地名起源于山西省的乡宁县……早在夏商时期，在今晋西南的汾河流域就生息着一支以鳄鱼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在商末发展为强盛的鄂侯国。”
　　著名学者于省吾、闻一多等都认为鄂“从桑从口”。在本次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努先生从古乡宁有采桑等地名出发，认为这里在古代有着密集的桑林，他认为“乡宁在陶寺文化时期，属于陶寺文化分布区，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是陶寺邦国的蚕桑与丝织生产基地，因而以‘桑’为名，东周或秦汉时被错讹为‘鄂’，即用‘鄂’替代了‘桑’。”
　　首都师范大学马保春教授认为南北鄂的源流是不同的，存在北方秦系和南方楚系不同的演变，这些不同的演变最终统一于秦代。
　　乡宁文化研究会会长阎灵娣认为：“鄂河至今没有发现与鳄鱼相关的任何信息，汾河与鄂河之间在海拔、气候与距离上都有差异，汾河发现的化石与鼍鼓并不能证明鄂河也存在鳄鱼。”这样看来，鄂为鳄鱼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本地学者，以阎金铸为代表，提出木杆测斗说，他认为，鄂，实为木杆，上面有两根交叉成十字的状若花萼的横木，它是测天定时、授民稼穑的仪器！是与襄汾陶寺太阳观测授时系统并存的北斗观测授时系统。在南方有时看不到北斗七星，吕梁山则是北斗七星的恒显区，乡宁地处北纬36度，是测量方位和节气的最佳位置。这一提法为乡宁鄂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采桑津的发现
　　乡宁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07年，其主旨就是探索鄂源。成立11年间，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们踏遍乡宁县的山山水水，他们从鄂源的考察出发，对乡宁县地域文化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8年三四月间，乡宁鄂文化研究会在枣岭乡万宝山与西庄岭的交界处，地名叫“打狼要险”的地方，发现公元前2700多年前的古代城址。研究会认为，这里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采桑津，《左传·僖八年》中，“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采桑之战。在晋献公年间晋国的内乱中，公子重耳逃亡狄地，晋国为之出师讨伐，就在采桑津大战。研究会认为，此地历为秦晋间黄河之津要，恰为历史上《左传》所载晋狄交兵“采桑”之所在。符合“采桑，在今天山西省乡宁县之西，即吉县之西南”之地望。
　　会议期间，专家在对此地的考察中，发现地面遗留有大量的东周板瓦、筒瓦，少量陶器残片。据研究会介绍，这里出土过一小陶罐“安阳”布币。
　　在对遗址的考察中，学者们还发现一系列东周夯土墩台，大约间隔二三百米一个，占据山头，颇似烽燧。据当地文物工作者许文胜先生称，这类烽燧连接若干城堡，通往故鄂城，成为故鄂城放射状烽燧分布体系中的一支。何努对这一发现予以了高度的评价：“我认为，打狼要险城址，作为采桑津边城，依靠一系列烽燧信息传输系统和中间的堡城中继站，同故鄂城即鄂邑形成一个整体，鄂邑为首脑机关所在，采桑津边城是其下属的边关，控扼黄河古渡，把守秦晋通衢……鄂邑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鄂侯之居，而是构成一个局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甚至有边关自保、收取关税行为的地方政权的实质。这种‘国中之国’的考古实例，即使在东周考古中，也实属罕见，在聚落考古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方面，同样具有非常独特的重要价值。”

　　梁山与晋国始封地
　　在本次会议期间，乡宁文化研究会还为鄂为晋国始封地找到了新的证据，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黄一先生，在其所著《觉公簋、晋侯尊与唐都地望》一文中说，“觉公簋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的一件藏品，簋腹内有铭文四行字：‘觉公乍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觉公簋铭文的公布，证明了西周时期晋国确实有过一次迁都改名的事件，在曲沃-天马遗址发现后，晋国迁都的目的地已经找到，但出发地依旧众说纷纭。
　　乡宁文化研究会从梁山为晋国望祭之山这一角度出发，为晋国初封地在乡宁提供了新的佐证。
　　《左传》中记载，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山崩川竭，国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谷梁书》也说：“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宗而问之。”这是晋景公时期发生的大事，梁山的地震造成了黄河的拥堵，让晋国人非常恐慌，晋君匆忙召集伯宗商量该怎么办。为什么晋国会如此重视梁山？梁山有大梁和小梁之区别，都在陕西韩城境内，和乡宁仅仅一河之隔，几乎就在鄂河汇入黄河口的对面，晋国如此恐慌是因为梁山是他们的望祭之山。《诗·韩弈篇》说：“弈弈梁山，晋国所望。”《尔雅》也提到：“梁山，晋望也。”郭璞对此的注释是：“晋国所望祭者也。”

　　阎灵娣认为，“望祭，就是遥望祖先的方向进行祭祀，鄂地—梁山—岐山，三点一线，在鄂地祭祀梁山，犹如在祭祀岐山祖地。”在西周末年，岐山地震让西周朝野异常恐慌，而在晋景公时期，梁山的地震同样也让晋国上下极其恐慌，这是同样的道理。
结语：
　　几千年来，鄂文化从乡宁之鄂发展到后来的中华之鄂，鄂文化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地域文化之一，仔细推敲乡宁鄂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