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大兴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评
徐松（1781-1848）是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著名的文献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风行于晚清的张之洞《书目答问》，在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所列十二门中，将徐松列入“史学门”和“经济门”中，可见徐松在学术研究本身以及清末士人最为看重的经世致用标准下，都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同样，民国时期影响时代学术潮流的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也评论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并且在另一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强调了徐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注重实地考察而形成对清代学术的反拨。以上的评论，成为后来将徐松作为嘉道之际西北历史地理学创始人的经典依据。
但关于徐松的研究，并没有成为学术史的一个热点，徐松生平及以《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西域著作，无论是在乾嘉学术的研讨热潮、还是西域研究与出版的学术热点中，都表现得相对沉寂。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这种研究的欠缺和不足中，也并非没有关怀的声音。此处的综述，正是对以往具体研究成果的总结，希望因此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
就徐松的生平而言，清国史馆编纂的《徐松传》当是最早的记录[1]。但最早公开的记载，则是在同治年间的《畿辅通志》中才出现，其中《徐松传》的主要篇幅是对其《新疆赋》的抄录，有关生平的记载，不到千字，不过，已是很详细的记录了[2]。清末，缪荃孙因为个人的偏好，开始收集徐松的资料，《光绪顺天府志》中的徐松小传即由缪荃孙撰稿[3]。其后，他又编辑了二千字左右的《徐星伯先生事辑》作为其行年记录，汇辑其遗文佚诗31篇为《星伯先生小集》[4]。此外，徐世昌的《清儒学案》“星伯学案”也是民国时期收集徐松事迹最丰富的一种[5]。在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之际，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探险家和汉学家们重要的参考书，但具体研究和了解徐松生平的主要材料，则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清代名人传略》[6]。
即使有缪荃孙这样的热心者从事收集，徐松的生平已经有许多湮没不闻，或者传闻失实。陈垣先生的《记徐松遣戍事》[7]，是徐松生平考证中最早也最为重要的成果。徐松遣戍伊犁的缘起，“为御史赵慎畛所纠”是比较明确的，但因为什么罪而遣戍，并没有具体交代；姚莹所撰《赵慎畛行状》则认为是“父干正事，公奏论之”。但陈垣通过军机处所藏赵慎畛原摺和初彭龄等的拟奏，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实际的原因是赵慎畛以九种罪名弹劾徐松，经过初彭龄等的查办，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刻印《经文试帖新编》分派教官令生童购买而得利一事，因而判杖一百、流三千里。论文还考证出姚莹的误传实际上是将钱仪吉奏浙江学政朱士彦的事混为一谈所致。通过清军机处档案专门考证这一问题，成为利用明清内府档案解决历史悬疑问题的个案。
其后相隔近半个世纪，日本学者榎一雄发表了长篇论文《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8]。虽然着重于对徐松西域研究的贡献，但在长达十三个章节的长篇论文中，作者追寻了徐松身后著作的流散情况，通过钩稽清代大量的史料，并对照纪昀、洪亮吉、林则徐等人遣戍的记载，探讨了徐松遣戍伊犁的法律因素、路途经历、遣戍生活，进而又回溯其一生在北京的生活与交游、品节与著作情况，以非常丰富的材料对徐松一生的学术经历进行了考证。
与此同时而稍后，台湾学者王聿均的《徐松的经世思想》一文[9]，分为前言、生平与著述、徐松的经世思想落实于新疆史地的研究、《宋会要辑稿》的流传与徐松注重实务之思想、结论五部分进行论证，对徐松在清代转型之际的学术思想有非常细致的分析；但作者未能利用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是其最大的失误，因此而影响了其论文全面的考证，有些材料的分析、辨正也不够。但他收集了许多未被前人研究所注意的清代史料，如揭示左宗棠通过其兄左宗植而受到徐松影响，则颇有价值。在中国大陆，有吴振清的《徐松事迹辨正》一文[10]，就徐松生平事迹在清代记载中的舛误进行辨析，主要对其中举年代、任湖南学政年代、遣戍新疆释还与进书授官情况、后期仕宦经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辨正。
以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为代表的一系列大陆学者的论文，则多结合徐松西域史地学方面的贡献进行生平与学术思想的论述。但这些论文，因为没有新的材料，甚至对前贤研究成果的忽略，大多仍停留在介绍性的评述上，没有提供太多的生平信息[11]。只有周轩在《清宫流放人物》中通过对《清实录》的检索，增加了在新疆生平事迹的细节论证[12]。
围绕着《西域水道记》的研究，成果相对要出色一些。最早以《西域水道记》为题发表的论文是民国时期西北史研究的领袖人物沈曾植，他的遗作《西域水道记跋》[13]，主要是对卷四“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所引《库鲁安书》中回部世系所进行的辨析。这种读书笔记式的论文后来有秦佩珩的《〈西域水道记〉简疏：罗布淖尔和哈喇淖尔水源的初步追踪》[14]，通过对《西域水道记》中罗布淖尔和哈喇淖尔水道之读书笔记之连缀，从农业开发与水利兴修的角度表彰了徐松对水道记载的经济地理意义，在考证方面主要驳正了徐松“三危山在鸣沙山北”的方位错误。作者的另一篇相关研究《清代敦煌水利考释》同样也引用《西域水道记》的记载，而对个别的理解错误进行了辨正[15]。
以陈家麟、孔祥珠《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则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分析《西域水道记》的体例、内容，以及学术特点与价值意义，基本上仍属于介绍的性质[16]。其中，杨正泰在《中国地理学史·清代》上编“地理著述”第三章“河渠水利专书”一“水道著作”中关于《西域水道记》的介绍是比较翔实而中肯的[17]。冯锡时的《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是一篇对《西域水道记》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后的考订文章[18]，作者指出了徐松《西域水道记》有关域外或边疆历史地理记述的错误。如回历与夏历的换算之误、将和阗东源玉陇哈什河作为阿姆河下流之玉龙杰赤之误、将兀庐误作阿鲁忽、阿力麻里误作叶密里，以及有关钦察汗国的世家和黄河河源记述的失误，等等。所惜该文植字多误，白璧微瑕。
《西域水道记》研究真正的扛鼎之作，应该推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作者是在有关清代新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框架下选择徐松《西域水道记》作为个案对象展开探讨的。在追寻了徐松遣戍前后的生平之后，作者探讨了他在西域的考察、从《伊犁总统事略》到《新疆识略》，以及“西域三种”的著述因果，其中对徐松超越祁韵士的著述欲望、作为历史地理学和文学传记的《西域水道记》，都给予了生动而翔实的论证。就象当年徐松不断完善自己的著作一样，作者从1981年发表前四节开始，也一直在以后的发表中不断根据新的材料和理解更改着研究的心得。而这也充分体现了清史研究中一种令研究者本人颇感不安的研究状态，即始终处在新材料发现的诱惑和不能彻底完成的遗憾之中。
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周振鹤《早稻田大学所藏〈西域水道记〉修订本》一文[19]。作者对其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徐松《西域水道记》刻本的亲笔修改本做了录文和初步研究。他最早注意到《艺风堂友朋书札》和《艺风老人日记》中钱恂与缪荃孙之间关于《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记载；指出徐松参考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信息。但是由于此前没有对已有版本作出充分的调查，其录文与考证不免舛误。其后，石见清裕也在2001年青岛举行的中国唐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与此相关的论文，介绍这一修订本入藏早稻田大学的经过，并对其流传作了初步的研究[20]。笔者近年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版本流传的角度，对《西域水道记》多种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研究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水道记》稿本的写定时间、与刻本的异同、详细的递藏经过，以及省夺的浮签内容与准确的排列顺序等问题，对《西域水道记》在刻本印行之前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梳理[21]。《〈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一文[22]，则对《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和校补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勾勒，并从两个角度探讨其在中外关系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本书关于域外知识的记载，讨论嘉道之际中国士人的接受西学的态度；一是介绍该书版本的传承，通过徐松校补本手稿的发现，揭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钱恂赠书成为早稻田大学汉籍基础的史实。
徐松的西域著作，还有《新疆识略》十二卷。该书全称《钦定新疆识略》，是徐松最早正式刻版印行的著作。其作者署名为“臣松筠恭纂”，凡例之后的一份“武英殿修书处刊校”诸臣职名中，也没有徐松的名字。也许因为著书时的徐松是遣犯的身份，所以由当时主持其事的前伊犁将军松筠列名。但其书由徐松编著则是普遍公认的事实，《宣宗实录》卷一二“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己酉”下也记载着“以纂辑《新疆识略》，赏已革翰林编修徐松内阁中书。”时人龚自珍等在引用《新疆识略》的材料时，也径称徐松所作。因此，按照方志编纂的署名通例，应该是“松筠修、徐松纂”。榎一雄《关于徐松的西域调查》在二、八、一○、一一等章节用很长的篇幅考证了《西陲总统事略》、《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识略》之间的关系。
徐松还有《新疆赋》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西域著作，它们与《西域水道记》先后成书，道光以后常常以《大兴徐氏三种》（或称“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的名义不断被影印或翻刻，其中《汉书西域传补注》，填补了《汉书·西域传》历来注释不详的空白，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于徐氏此书几完全采录。《清儒学案》卷一四一“星伯学案”对其书之考证成果有比较详细的举证，颇得其荦荦大者。而杨树达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撰《汉书西域传补注》之提要，于其优劣得失，言之尤详，可以看作是比较符合事实的研究札记[23]。
徐松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继往开来者，其学术成果不仅表现在西域舆地之学的开创方面，他的多方面著述，还影响到其他传统学科的发展。
在都城文献的研究方面，他的《唐两京城坊考》五卷是研究隋唐都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重要工具书。徐松是书以史料之排比参证见长，而体大思精，是“对隋唐长安、洛阳城市规制、宫殿官署、街市坊里、苑囿渠道、水陆交通、风土人物等记述最为详备的划时代巨著”[24]。唯其书以个人之力爬罗剔抉于零散之史料之间，阙漏难免。即如久佚之《两京新记》第三卷残抄本，亦在徐松身后出于东瀛金泽文库中；加之考古学之发展与出土文献之涌现，使两京研究成为热潮，于本书之订补成果亦斐然可称。因此，关于该书实证性的订正、补遗专著，即有《两京城坊考补》、《隋唐两京丛考》、《隋唐宫廷建筑考》、《增订唐两京城坊考》、《隋唐两京坊里谱》、《隋唐两京考》等[25]，于此亦可见徐松著作之于两京学兴起之奠基地位。另外，该书还有爱宕元的日文译本[26]。
在这一方面，徐松还有辑佚自《永乐大典》中的《河南志》四卷，系元人抄录宋敏求《河南志》二十卷本改编而成者。高敏的点校本《河南志》系目前最好的整理本[27]，该书以徐松原钞本为底本，校补以《藕香零拾》本及其他相关文献，后附庄璟摹绘之《宋次道洛阳志图》、《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中的《河南府图》三十三幅，以及相关文字资料，又有索引，既称全备，又便检索。附于其后的高敏长篇跋语是继缪荃孙《藕香零拾》本《河南志》跋语、夏鼐《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之后比较详细的研究[28]；作者就《永乐大典》本《河南志》是宋志还是元志、抄辑者徐松和校刻者缪荃孙留下的印记、《河南志》关于汉魏西晋后魏洛阳城与隋唐宋洛阳城的史料价值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科举制度的研究方面，其《唐登科记考》三十卷，被认为“实际上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经过考订的唐五代科举史料编年，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学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书”[29]。与《唐两京城坊考》一样，由于晚近地不爱宝，大量出土的墓志成为补充、订正该书的丰厚材料，而传统文献中被遗漏的内容也不在少数，因此补苴之作不断出现，自罗继祖《登科记考补》以来[30]，不下二十馀家；孟二冬的《登科记考补正》[31]，则后来居上，成为融括众家、汇集最新材料的重要增补著作。
徐松现在留存下来的著作还有《明氏实录注》一卷、《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一卷、《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十六卷等，但都未见相关的研究成果。
作为辑佚学的代表人物，徐松曾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宋中兴礼书》三百卷、《宋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宋会要辑稿》五百卷、《宋元马政》二卷、《四库阙书》一卷、《伪齐录》二卷，成为相关历史、文献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宋中兴礼书》三百卷，淳熙八年（1181）礼部太常寺纂修，收录南宋中兴以来所行各种典礼，分为三百卷、六百八十门；嘉泰二年（1201），太常寺主簿叶宗鲁又续修孝宗朝典礼，为《宋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其书向无刊本，徐松在全唐文馆时，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并在道光年间由陈杰、龙万育协助厘定成帙，但卷数均已有缺。今有中山大学藏曾钊校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蒋光焴宝彝堂抄本、叶渭清校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承干嘉业堂旧藏本。但有关研究似尚阙如。
《宋会要》为宋代官修列朝会要之总称，徐松嘉庆十四、十五年在全唐文馆，据《永乐大典》而辑录《宋会要》凡五六百卷，为《永乐大典》辑书之最宏大者。道光年间，徐松欲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进行编次厘定而终未果；徐松身后，原辑稿本又几经转手，被后人剪裁、删取，无复本来面目。因此有关《宋会要辑稿》的相关研究，反而比较引起学界的关注，重要的研究论著有《宋会要研究》、《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宋会要辑稿考校》、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等[32]。
《宋元马政》中的“宋马政”一卷，今在《宋会要辑稿》中，故无单独影印者；“元马政”一卷，即《大元马政记》，元赵世延奉敕撰，光绪十三年（1887）文廷式（1865-1904）据缪氏藏本转录“元马政”为二卷，并附校后识语；文氏故后，钞本辗转为柯劭忞藏书，柯氏著《新元史》，“马政”类亦据此补苴，苏振甲《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对此有详细研究[33]。近又有王清源撰《〈永乐大典〉中元代史料举隅：以文廷式辑〈经世大典〉佚文为例》一文[34]，以文廷式辑《经世大典》佚文钞本二册今藏辽宁省图书馆，并认为其中一册之《征伐高丽纪事》、《元代画塑记》、《阜通七坝》、《元马政》皆系文廷式转钞缪荃孙藏徐松从《永乐大典》之本，其根据则是《元马政》下文氏题识。然缪荃孙著作中并未有前三种之著录，故仍当以文氏直接录自《永乐大典》为是。作者以文氏题识中“此卷”为“此册”，故有此误。
《四库阙书》又名《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或《宋绍兴秘书省四库阙书目》等，系南宋绍兴年间秘书省访求阙书之目录，元代以后罕见流传。徐松于嘉庆年间在全唐文馆时从《永乐大典》录出、并在道光十二年据朱彝尊《经义考》所引进行订补而成《四库阙书》一卷，成为了解南宋目录学的重要典籍。《伪齐录》二卷为南宋从政郎杨尧弼撰，记载金人扶植刘豫称帝的历史，亦由徐松在全唐文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者。此外，徐松还从史馆之宫史及敬事房档册中录出乾隆十六、二十六、三十六年皇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大寿之寿礼名目，为《东朝崇养录》四卷，成为清代宫廷掌故的典实。但以上辑佚书三种，亦鲜有研究者。
从以上的综述可知，虽然有关徐松的生平与著作研究具有个别的突破性进展，但对于这样一个晚近的学术宗师，仍然表现出较多的空白点。本来，在学术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中，如对于乾嘉学术的批判或者反弹，可以关注到徐松这样的朴学传人，但乾嘉学派的研究热潮过度集中于乾隆和嘉庆前期的倾向，使徐松这一活动在嘉道之际的乾嘉殿军被放到了近代史的范围中而不加深究。而近代史研究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关注点，又使得相对远离于这种政治倾向的学术史研究不无沉寂，这是为什么徐松与同期担任内阁中书的龚自珍、魏源在研究格局中冷热悬殊的一个因素。
以往的徐松研究也经常只是作为一种例证，来证明学术史的某个观念。如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开创性人物，徐松被多所褒扬；但具体到徐松的生平研究，及以《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徐松西域著作本身的现代价值，则并没有太多的深入。相反，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重要工具书的编纂、重大政书的辑佚，虽然被广泛使用与整理，而其编纂辑佚的学术史意义、徐松的学术思想，又反被忽视。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性，应该是以后研究应该正视的问题。
[1] 清国史馆修“徐松传”可参《清国史》嘉业堂钞本卷五八“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6月影印，984-985页。《清史列传》卷七三“徐松传”即沿用，王钟翰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1月，5991-5992页。《清史稿》卷四八六“徐松传”亦据以删订而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8月，13413-13414页。
[2] 《畿辅通志》三○○卷，李鸿章等纂修，同治间刊刻，“徐松传”在卷二二六“列传三四”。缪荃孙《续碑传集》（宣统二年〈1910〉序刻本）卷七八转录。
[3] 《光绪顺天府志》一三○卷，周家楣、缪荃孙等纂，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付梓，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据以排印，“徐松传”在卷一○三、“徐松著述”在卷一二六。
[4] 缪荃孙辑《徐星伯先生事辑》见《艺风堂文集》（作者著，辛丑<1901>印行）卷一，《北京图书馆年谱珍本丛刊》据以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4月，137册，231-242页；《星伯先生小集》见《烟画东堂小品》（缪荃孙辑，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第七册“徵卷”。
[5] 徐世昌辑《清儒学案》二○八卷，1939年北京修绠堂本，“星伯学案”在卷一四一。前此徐氏另辑有《大清畿辅先哲传》四○卷，1917年天津徐氏刻本，其“徐松传”在卷二五“文学类”，即《清儒学案》“星伯学案”之由来。
[6]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恒慕义（A·W·Hummel）主编，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43-1944年出版，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翻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其中“徐松传略”由杜联喆撰稿，见中文版中册487-489页。
[7] 陈垣《记徐松遣戍事》，《国学季刊》第5卷3号（1936年9月），141-150页，后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陈乐素、陈智超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371-381页。据编者按，后者据原稿及作者编辑之《徐星伯事件》资料校订。
[8] 榎一雄《徐松の西域调查につぃて》，载《近代中国》第10、11、13、14卷，东京：岩南堂书店1981年12月-1983年12月，135-148、147-168、167-189、147-166页，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二卷“中央アヅア史Ⅱ”，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0月，37-112页。
[9]王聿均《徐松的经世思想》，《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4年4月，181-197页，后附王尔敏评论。
[10] 吴振清《徐松事迹辩正》，《南开学报》1989年第1期，48、31页。
[11]赵俪生《西北学的拓荒者之一：徐松》，《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9-12页，收入《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473-480页。其他类似的论述有：
1.乔松《徐松在新疆的十年》，《新疆文学》1962年11-12月合刊号（总第11-12期），94-96页。
2.刘美崧《清代学者徐松对新疆史地研究的贡献》，《新疆历史丛话》，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79-92页（前此乔松一文的翻版）。
3.翟忠义《徐松传》，作者编著《中国地理学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358-363页。
4.王桂云《徐松对新疆方志事业的建树》，载《新疆地方志》1992年3期。
5.郭书兰《晚清地学巨子徐松》，《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41-43页。
6.徐松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立军/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2期，37-41页。
[12] 《清宫流放人物》，周轩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7月，“徐松传”见174-177页。其后作者与高力合作有《清代新疆流放人物》一书，对徐松生平与西域研究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151-171页。
[13] 沈曾植《西域水道记跋》，《学海》1卷3期（1944年9月），42-43页。
[14] 秦珮珩《〈西域水道记〉简疏：罗布淖尔和哈喇淖尔水源的初步追踪》，《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4-11页。
[15]秦珮珩《清代敦煌水利考释》，《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3-8、80页。
[16] 陈家麟、孔祥珠《徐松与〈西域水道记〉》，《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344-353页。类似的论文有：
1.杨润黎《徐松与新疆地理水文研究》，《新疆日报》1987年12月5日。
2.赵俪生《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1-4页，收入《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谭其骧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120-128页。
3.杜瑜《实地勘察过的〈西域水道记〉》，《舆地图籍：〈异域录〉与〈大清一统志〉》（作者著，沈阳：辽海书社1997年8月）87-94页
4.王燕玉《徐松和〈西域水道记〉》，《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36-37页。
5.牛海桢《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学术特点》，《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57-59页。
[17] 《中国地理学史·清代》，赵荣、杨正泰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西域水道记》的论述见本书93-97页，杨正泰执笔。
[18] 冯锡时《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59-72页。
[19] 周振鹤《早稻田大学所藏〈西域水道记〉修订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86-95页。
[20] 石见清裕《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徐松〈西域水道记〉之著者亲笔校订本简介》初稿，在青岛2001年中国唐史学会年会上宣讲，其后又有简短的介绍文章《早稻田に残された徐松の直笔》，作为卷首言发表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出版的《史滴》第23号（2001年12月）。最后的定稿《早稻田に残された徐松の直笔：早大图书馆所藏自笔校订本〈西域水道记〉》，《中国古典研究》第47号（2002年12月），71-86页。
[21] 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文献》2004年第1期，172-194页
[22] 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383-404页。
[23]杨树达《汉书西域传补注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12月，3册，542-543页。
[24]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序》，作者著《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2月，3页。
[25] 《两京城坊考补》，阎文儒、阎万钧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隋唐两京丛考》辛德勇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隋唐宫廷建筑考》，杨鸿年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李健超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2月；《隋唐两京坊里谱》，杨鸿年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隋唐两京考》，杨鸿年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26] 爱宕元译注《唐两京城坊考》，东京：平凡社1994年4月。
[27]《河南志》，徐松辑，高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6月。
[28] 缪荃孙跋语，原载作者辑刻之《藕香零拾》丛书第九册“以”字卷，宣统二年（1910）刻，民国二年（1913）印行；夏鼐文，原载《考古学报》1959年2期。以上二文高敏校点本《河南志》均有附载。
[29] 赵守俨《登科记考点校说明》，赵守俨点校本《登科记考》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8月。
[30]罗继祖《登科记考补》，《东方学报》1943年13卷4期，91-127页。
[31]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2月。
[32] 汤中《宋会要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4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民国廿五年（1936）影印《宋会要辑稿》卷首、王德毅《两宋十三朝会要纂修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影印《宋会要辑稿》卷首；王云海《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
[33]苏振甲《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第四章“经世大典原文辑考·大元马政记”，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5月，41-43页。
[34] 王清源《〈永乐大典〉中元代史料举隅：以文廷式辑〈经世大典〉佚文为例》，《〈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7月，190-200页。
作者简介：朱玉麒（1965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域文史》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首席专家。学术兼职有：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清史与清代新疆问题、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献、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版有《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论著，古籍整理著作《西域水道记》获200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缪荃孙全集》《新疆图志》获2014、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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