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说说“红学”中的一笔糊涂帐[2]

事出有因

(接前)但是,我现在要为刘心武先生做一点辩护: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看法?这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事出有因。

(一)《红楼梦》自身的丰富与复杂

《红楼梦》自身的丰富与复杂造成了解读无穷的可能性,套一句时髦的话:说不尽的《红楼梦》。

先看一个权威的论断。和绍兴有最密切关系的鲁迅先生说,《红楼梦》这本书“单是命意”——“命意”就是主题思想——“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不同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经学家看见易”,研究经学的人觉得《红楼梦》太深刻了,讲的就是《周易》的道理,我们看不出来、经学家能看出来;“道学家看见淫”,板着面孔的老先生说,不得了,《红楼梦》这书教人学坏,诲淫诲盗;“才子看见缠绵”,对于“青年才俊”来说,哇,太令人感动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革命家看见排满”,(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们一看,《红楼梦》倒过来说是“梦红楼”,红者朱也,“朱”就是朱王朝,就是明朝,所以梦红楼就是梦想回到朱明王朝去,所谓“反清复明”——这就是“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好像鲁迅先生很有先见之明,早就知道有人会看到宫廷里发生的隐秘事件。

年长一点的朋友会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古代的读物百分之九十九都被禁掉了,只有两本没有遭禁,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三国演义》,那是因为当时的最高领袖喜欢这两本书。军以上的干部都会发一本《三国演义》,通过《三国演义》可以增进对军事学的理解。省部级以上的干部都发《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当时提倡读《红楼梦》要从第五回读起,据说因为那是阶级斗争的一部“总纲”。现在,我这样一说,你们大家都在笑,但是在当时是通行的说法。

《红楼梦》这本书可以从很多角度、因人而异地作出很多解读。这个道理也不只体现在《红楼梦》里,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长篇,容量大,解读的可能就多。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过这样一句话——这话实际上和鲁迅先生的话同理,不过他说的是更普遍的道理。他指着屈原的作品来说,说屈原的辞赋“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一部作品很伟大,如同一座伟大的建筑,每个人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接受者水平的不同,接受的东西也会不同。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理解《红楼梦》。

(二)秦可卿太可疑了

事出有因,我再说得更具体一点,为什么刘心武这么讲?大家可以听出我刚才的语气,我不太认同他的“秦学”观点,但是我很理解他,因为秦可卿太可疑了。她叫秦可卿,实际上也可以叫“秦可疑”,太可疑了。她怎么可疑呢?

第一,出身与地位不甚合。马克思也讲过,婚姻往往是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延伸、一种需要。过去讲门当户对,在这个公侯之家里,唯一一个出身小户之家的,只有秦可卿。秦可卿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的秀才,秦可卿本人还不是他的亲女儿,她是育婴堂的一个孤儿。身世不明的人怎么会在贾府有这样的地位?而且她得到了特别的疼爱,从上到下,包括像王熙凤这种人——凤辣子这么不容人的人,和秦可卿关系最好,这是第一点可疑的。

第二,“戏份”与定位不甚合。“戏份”是演艺界的一个行话,比如一个明星要拍一部电影,他(她)在里边能够出镜多少次,他(她)的对话台词的长短。给大腕儿戏份少了,他(她)不干的。戏份要和身份、身价相当。秦可卿在《红楼梦》里戏份很少,没出过几次面,而且早早地就消失掉了,可是她在《红楼梦》文本中定位很高,十二正钗之一。《红楼梦》的女性,有十二金钗,有正册、副册、又副册。既然她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要搁到十二金钗的正册里?既然搁到正册,为什么不给她设计戏份多一点?确实有点可疑。

第三,她的行为在太虚梦境里太暧昧。整个贾府里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说是“淫自宁始”,淫乱是从宁府里开始的。我们看到直接描写的头一个就是秦可卿。贾宝玉到宁府里面去,倦怠了要找个地方休息,到哪里去?秦可卿说带到我那儿去吧!到了秦可卿的住地,先到了客房的正厅,贾宝玉一进去,看到一副对联,很有名的对联,“世事洞明即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这个对联我们觉得很一般,也没什么,但是贾宝玉一看很厌烦,说这个地方是断断不能呆了。

贾宝玉讨厌这些事情,秦可卿说换个地方吧!就到了她自己的卧室。秦可卿的卧室里摆设的东西都有象征的味道,有赵飞燕用过的,有杨贵妃用过的,而且都不是好用处。如杨贵妃和安禄山做“游戏”的时候,安禄山打伤杨贵妃乳房的木瓜摆在那里。这些笔墨肯定是“春秋笔法”,不是随便一写的。指向哪里呢?应该指向秦可卿这个人在男女作风上是有点问题的。

然后书中就有人讲了,哪有把叔叔领到侄媳妇卧室、睡在侄媳妇床上的道理?秦可卿说,他才多大的岁数,哪有那么多讲究,没关系,就在这里睡下好了。

贾宝玉睡下之后就进入了梦境,就是太虚幻境。在太虚幻境里,贾宝玉有了他平生第一次的性行为,这性行为是跟谁呢?是梦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兼美,长得又像林黛玉又像薛宝钗。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他从梦中惊醒,就叫了“兼美”这个名字。秦可卿非常惊讶,说这是我的乳名他怎么会知道。那么,这段模糊的描写究竟是一场梦,还是类似于春梦的一种遭遇?作者用了一个很含蓄的笔法。

总而言之,《红楼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整部书里几乎没有淫笔,它是写情不写性,这是它和《金瓶梅》最大的一个区别。可是唯独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实在地写了。而且写了贾宝玉醒过来之后,袭人帮着穿衣服,袭人的手伸到他的裤子里有一种异常的感觉——遗精了。这种写法在贾宝玉身上只有这么一次,而这一次恰好发生在他睡到了秦可卿的卧房里,睡到了秦可卿的床上,然后做了一场梦,梦里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和秦可卿一样。作者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笔?这个事情实在只能用“暧昧”两字来形容。

第四,死得太突然,丧事太风光。尽管前面说了她的身体不太好,但是拿现在老百姓的一个俗语来说,就是她“嘎嘣就死了”,没有先兆。写王熙凤正在睡梦之中,忽然听到外面云板响,外边有紧急事件,醒了之后,听说是蓉奶奶过去了。当时王熙凤心中纳罕、纳闷、奇怪、惊讶。尽管王熙凤知道秦可卿身体不太好,但怎么会突然就死了?这个地方作者也是故意地用了这么一笔,让人觉得死得有点奇怪。

丧事办得特别风光,整个《红楼梦》里写的大场面就是两个:一个是元妃省亲,按照评论家的说法,这是影射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康熙微服私访记》里有提及,是“微服”,但实际上康熙南巡的排场是相当大的。当时,曹家负责在扬州接驾,这一段据说是影射那个大场面。第二个大场面就是秦可卿出殡。秦可卿是什么人?是贾府里的晚辈又晚辈——孙媳妇,她的先生贾蓉没有任何功名,她自己又出身低微,这个丧事至于办那么大的动静吗?连王爷都出来?摆这么大的排场?而且写她的公公整个人因为秦可卿之死痛苦得得已经不成人样了,走路都要拄拐杖了。儿媳妇死了,公公伤心成这个样子,这个写法也比较少。

更可疑的是,秦可卿死了之后,她婆婆在整个丧事中不露面,很可疑。所以才提供了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机会——王熙凤大展宏图,集中精力协理宁国府,展现她的才干、能力。机会是谁提供的?是尤氏——秦可卿的婆婆。儿媳妇的丧事应该由她来主导,但她却身体不适,一次也不出面,确实太可疑了。这可疑不是事件可疑,是作者用的笔法可疑。

第五,畸笏叟葫芦里不知什么药。畸笏叟是谁?我为什么说红楼梦像个迷宫,一般人都不愿意涉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哪一个本子《红楼梦》真正是曹雪芹写的,说不清。红学家为这个事情吵得面红耳赤、大伤情感。我们通常看的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但是跟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电视剧是照八十回以及其中的批语来编剧本的。这八十回就是所谓的抄本,抄本里都附有评点。这个评点总的署名叫脂砚斋,但是在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里,评语署名最多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脂砚斋,一个是畸笏叟。

这两个人以及他们作的评语是什么性质的,是“红学”一个最根本的争议焦点所在。我们今天不能细讲,我后面还会说一说。这两个人是什么人,是“红学”到现在一个绝对说不清的话题。比如脂砚斋,有人说他是曹雪芹的堂兄弟,有人说他是曹雪芹叔父辈的某个人,有人说她就是史湘云——说曹雪芹最后真正娶的是小说里史湘云的原型,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太太,这个太太在曹雪芹去世之后继承他的遗志写了评语。这中间差得太多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另一人评点者就是畸笏叟了。畸笏叟的评语在整个脂批里最大的特点是倚老卖老的口气特别厉害。其中关于秦可卿,他有条批语非常可疑。可以说,刘心武发明“秦学”,主要的起因就是由于畸笏叟的这条批语。畸笏叟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事情本来是写了整整一回的,我念及她在临死的时候托梦给王熙凤,她对王熙凤说的这番话还是正大之词,所以我命令曹雪芹把他写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一节删去。”口气很大,是他命令曹雪芹删的。可是曹雪芹删得不够干净,就留下那么些疑点。

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起了这么大作用?他和曹雪芹到底是什么关系?秦可卿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如他评语里说的,由于他命令曹雪芹删去了很大一部分文字,所以留下了很多疑点?现在都是大问号。所以,围绕着秦可卿,确确实实太可疑了,有了这么多疑点,使得刘心武有了一个发挥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疑点究竟能帮刘心武多大忙?可疑归可疑,所有研究《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个疑点,为什么别人没有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来,没有创立“秦学”?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立论奇,必有邻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红学”的小史。《红楼梦》研究历史,实际上从《红楼梦》手抄本刚刚问世的时候就有人讨论了。到晚清的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开谈不言《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红楼梦》很时尚,就像现在大家不说“百家讲坛”,不说于丹,就好像你没有文化修养一样。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很多人都来讨论《红楼梦》。在诸多讨论《红楼梦》的人当中,也有些人形成了系统,写了书。特别是在民国初年的十几年中,有一系列的著作跟刘心武的思路非常相近。所以我说是“立论奇,必有邻”。

一是清代的《郎潜纪闻》。它有一个观点,说《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明珠是康熙朝的权相。说贾宝玉是谁呢?就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是贾宝玉的原型。十二钗是谁呢?各位就想象不出来了,你们想一定是纳兰性德身边的女朋友。非也,按照《郎潜纪闻》的说法,十二钗是纳兰性德身边的十二个文人,包括著名词作家朱彝尊他们,到了曹雪芹的笔下,把他们变性了,变成了十二金钗。

二是《醒吾丛谈》。它说,说写的是明珠家事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理亲王家事。理亲王家里有很多女孩子,也有很多妃子争风吃醋,把这些事情记下了就是一部《红楼梦》。

三是王梦阮。他说《红楼梦》写的是顺治和董小宛的故事,贾宝玉就是顺治帝,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董小宛是晚明秦淮河上四大名妓之一,后来跟着冒辟疆从良了,从良之后,冒辟疆写了一个笔记叫《影梅庵杂记》,“影梅庵”是怀念董小宛的。王梦阮的逻辑和刘心武有的一拼。他说冒辟疆写的《影梅庵》,“梅”字的右边是个“每”,而林黛玉的父亲叫林如海,母亲叫贾敏,名字里都有一个“每”,可见这个“每”就影射了“影梅庵”,所以说《红楼梦》里写的就是董小宛。这个逻辑很奇怪,但是想象力是蛮可以的。

过去传说顺治帝为什么出家?就因为太后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帝一怒,要美人不要江山,跑到五台山去出家了。后来,30年代著名的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有一个专门的考证文章说,先不说顺治帝出家不出家,但是顺治帝绝对和董小宛没有关系。何以证明呢?董小宛比顺治帝大26岁,过去是个妓女,又曾经嫁给冒辟疆作妾,顺治帝作为入关的异族的君主,会把一个大自己26岁的人抢来做自己的宠妃?这不太可能。

这一类的想法的通例是要从《红楼梦》里找出现实中的原型来,这原型最好是个历史名人,最好中间这个逻辑是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这几乎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传统。

四是蔡元培。和刘心武观点更加类似的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久前曾出现在“风则江大讲堂”,不是这个人来了,而是研究他的人到过我们学校,这个人是蔡元培。在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是研究《红楼梦》的一个大家,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时候主要对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当时是北大校长,胡适是他聘回来的一个年轻教授。胡适写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说蔡元培是“笨伯猜笨谜”。“伯”是尊称,但是这个“笨”字不太好,等于说是傻大爷的意思,说一个傻大爷猜一个傻谜语。

笨谜是什么?就是蔡元培说,整个《红楼梦》写的是一个解不开的反满的情结。具体怎么体现呢?贾宝玉就是废太子胤礽。林黛玉是谁?他综合了前面王梦阮《郎潜纪闻》的观点,认为林黛玉是朱彝尊。他也是从字缝里看出字来,和清代的政治斗争挂上钩,认为它是对贾府的揭露和批判。说“只有石狮子干净”,实际是说清朝已经腐朽透顶了。为什么叫贾府?“贾”就是“伪”,“伪朝”,不具有正统的地位。这是蔡元培的研究,所以胡适说他是“笨伯猜笨谜”。不过那时候学校的上下级关系可能很不错,教授这么样说校长,校长也没有怎么“报复”他。

五是霍国玲。大家会说,这都是20年代的事情,和21世纪有什么关系?我再给大家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也曾经出现过一个可以说是《红楼梦》研究者的人,她的研究也火过一阵。这个研究者让林黛玉的形象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研究者叫霍国玲。我对她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真的很佩服,她和她的弟弟退休以后,一心一意,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红楼梦》上,也是从字缝里看出来了不起的一个被湮灭的史实。什么事情呢?就是林黛玉实际上就是“侠女刺雍正”的那个侠女。说林黛玉本来和贾宝玉的原型曹雪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是被雍正横刀夺爱抢到宫里去了,她为了报仇含垢忍辱,最后找机会把雍正给刺死了。

大家会说这是天方夜谭吧?但是在那三两年当中,这在北京也曾大火,就是没上电视台,要是上电视台绝对不次于刘心武。当时她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我北大的朋友告诉我——北大那个讲堂和我们这里不一样,它有窗台,窗台上全是人,全挤着来听。

从《红楼梦》里读出来这么了不起的一部新的清史。所以我说“立论奇,必有邻”。

文化传统与刘心武的“继承创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这些人应该说都是很聪明的人,又都对《红楼梦》非常喜欢,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解读会和我们通常的第一阅读感受相差这么远?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如果光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玩的事情,那和我们讲堂定位就不相合了;要从学理上来说一说何以如此。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一)从“利用小说反党”说起

年纪大的朋友都会知道这句话,这是1965至1968年前后非常流行的一句话,是毛泽东说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呢?是针对当时一本小说《刘志丹》,为这个事情当时还把习仲勋给扯进去了。

当时,红军长征到了陕北,陕北本来是刘志丹、习仲勋他们在那里的一个根据地,有这个根据地,中央才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才开辟了后来这个局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后来就出来一部小说——《刘志丹》。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部小说很好,题材也很新鲜,但是后来有了这种“反党”的说法。这个事情的详情我就不讲了,谁有兴趣的话,我想在网上肯定能查出来。

(二)“诗无达诂”的阐释传统

我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引出讨论的传统问题呢?因为这极为典型地反映了一种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态度。我们拿到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小说,它的基本品性应该是两点:第一点,它应该是虚构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还有另类的写法,像实录体小说;第二点,它应该是审美的,是从艺术角度来记述虚构的事件。但是我们民族有一种传统,就是在阅读这些虚构的、本来应该成为审美对象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愿意看它是不是底下隐藏着什么和政治、社会有关的目的。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像刘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二十多岁,整个舆论都是这种舆论。看一部作品,先看它动机是什么,它是为什么而写的,它后面藏着什么。

这有点思维定势,而这种定势我们可以往源头找,找得更远。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里有一词,叫“诗无达诂”,它是一种阐释的理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很深刻、很超前的。就是说一首诗并没有唯一的一个权威性解释,它往往可以因接受者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解读,而这些解读都有存在的理由。这个阐释的传统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它有另一面。

当初提出“诗无达诂”,这个“诗”不是泛指诗歌,是专指《诗经》。《诗经》当初产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民歌,后来有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有人说是孔子收集的,但是现在的多数学者都不相信。反正和孔子有关,孔子可能整理过。民歌被整理起来,孔子拿它作教材,究竟想让它起什么作用,孔子也没有系统地讲。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让人丰富内心世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涉及到很多动植物,可以当一种知识读本来读,可以增长很多知识。但是到了汉代,《诗经》被官方奉为经典之后,需要有权威性的解释。汉代的经学家们解释《诗经》的时候,换了一个角度,多半都把它比附到政治斗争当中。说某一首诗就是批评某一个君主的,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某一个事件,所以有了这首诗。大半都是这么来解读的。

这有没有合理的?肯定有。但是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诗经》多数是民歌,很多是情歌,情歌跟政治有什么关系?比如“关关雎鸠”,是很一般的情歌,到了经学家那里却解释成周朝贤明的王后教导后宫的妃嫔们应该如何修身养性。实际上这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诗无达诂”这样一个命题,造成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和一种理论支撑,在特定的解读过程中,又形成了一种比附于政治的思维定势。

(三)小说写作的“实录”观

另外一种民族文学批评的传统就是愿意把小说看成实录。明代、清代的小说前面的序言里,很多都讲:不要小看我这本书,我这本书都是真事,完全实录,所以它有价值。包括《红楼梦》,一开始作者自己交代“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说就是我耳目所及、亲眼所见的一些人,我把他们实在地写下了。这种实录观让人们愿意从虚构的世界里找背后那个真实的世界。

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在阅读当中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常态,它是面对一个艺术的对象,给我们构造的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的世界。依此,我们看进去,看到的首先就是宝黛的爱情,然后是黛玉和宝钗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各自的命运,然后就是他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所代表的贵族钟鸣鼎食的富贵和不可避免的破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应该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感受——多数的、有着合理知识结构的人们共同的第一阅读感受,这种感受应该是一切批评建立的基础。这才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的心理和心态。

有些人偏不满足于此,一定要挖出背后的东西来,要从字缝里看出东西。我认为这有“窥视”的心态,要看看人家有什么隐私,所以我说是一种另类的阅读心态。

(四)后现代的话语权理论

从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这种另类的阅读心态是可以找到根的。这种文化心态、这种阅读方式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会膨胀。什么样的特定环境和背景呢?就是当下一种特别的文化潮流,就是通常讲的后现代话语权的问题。后现代的话语权和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拥刘者左袒”,我列出了三条:趣味性、创新性和草根性。

话语权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解读,我们传统的传播方式、文化存在的方式是强调权威的,但是权威就造成了话语霸权,而现在应该解构掉这些话语霸权,大家都有平等的解说、解释、演绎文本的权力。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批评的理论,就是强调一个文学的过程,不是说我写成了这本书就完了,而是要在你解释的过程中,经过读者的一种阅读接受,甚至经过读者一种带有创造性的重新“写作”才能算是完成。所以一部作品既有可读性,又有可写性,不是只读文本。既然有了可写性,每一个读者作为票友和专家,享有同等的权力,都可以把自己的理解讲出来。

这样一种思潮和我们前面讲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一拍即合,就是对于文学文本,不满足于文学的审美的阅读,要挖出底下的东西来,我们有这个权利,也有权利把自己挖出来的东西公诸于众,当成一种学说。正是因为既有这样一种传统,又有现在的这么一种风潮,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解读。实际上,这与“大话西游”之类的所谓的“大话”都有相通的地方,在学理上、思潮上都有相通的地方。

这里面就有两个不太好区分的界限。一个就是个人阅读理解的权利正当与否,如何区分?特别是你利用一种公共的平台进行言说,影响了他人的这种权利的时候。当你影响他人的时候,这些听众并不享有和你共同的权利。实际上,在这里,这个界限应说是理论性很强的一个话题,甚至是涉及到文学批评根本性的一个话题。颠覆话语霸权是不是这么有道理?是不是颠覆了话语霸权之后我们每个人、全世界60亿人就可以对文本有60亿同等的、平等的解说?这里面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个地方不太好划分。

第二个不太好划分的地方就涉及到《红楼梦》文本本身。文本的本身从逻辑上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进行分析,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分析应该是有新意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样的分析才是属于学术性的?怎么样的分析是离开了学术的轨道?这个地方可能也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待续)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校兼职教授;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李贽》、《漫说水浒》、《画龙点睛》、《浅俗之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雪鸿閒辑》、《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书话题》、《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论读本》、《大学语文》、《诸子百家精编》、《古典诗词名句鉴赏》等。学术论文主要有《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红楼梦〉因果框架简析》、《论〈红楼梦〉疯僧跛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脂批“囫囵语”说的理论意义》 、《<红楼梦>与<吴江雪>》《〈西游记〉与全真之缘》、《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 “全真化”环节》、《宗教文字与〈西游记〉的版本演变》、《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等数十篇。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宝钢奖、国务院授衔专家等荣誉,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论著获国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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