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世和：北学与燕赵文化 [上]
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 首先出现在唐初编撰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１］（Ｐ１１２５）其后的《北史》《清史稿》等也都出现了这一概念。
综观历史，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主要包含了三种含义：一是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与此相对应， 南朝的经学称为“南学”，如《清史稿·儒林传》中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２］（Ｐ９９７０）二是泛指“北方之学”。传统上，“北方之学”系指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陕西等广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 涵盖了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和三秦文化等北方主流文化，内容包括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等学科。刘师培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分别阐述南北诸子学、南北经学、南北理学、南北考证学和南北文学的不同，他所谓的“北学” 即是此义。三是特指以燕赵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明代冯从吾著有《关学编》，清初孙奇逢让弟子魏一鳌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 尹会一则有《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孙、魏、汤、尹等人并不认为“北学”包含“关学”、“洛学”，而是把三者看作并列关系，“北学”专指燕赵之学。《北学编》及两次续编所辑录的均为燕赵学者， 即说明这一点。学者多把陕西之学称为“关学”，河南之学称为“洛学”，山西之学称为“晋学”，山东之学称为“齐鲁学”，却从不把河北之学称为“燕赵学”，而独称之为“北学”。燕赵之学何以称为“北学”呢？
从地理位置角度讲， 这里存在一个“北”与“燕赵”的关系问题。“北”指北方，“燕赵”明清以来专指河北省。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的含义不尽相同。魏晋时期及以前，多以黄河划分南北；南北朝隋唐至明清前，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明清以来，多以长江划分南北。传统的北方主流文化中，中州文化曾经属于“南”，三秦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西”，齐鲁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东”，而“燕赵”始终保持在“北”的核心位置。自古以来，河北省的南部是以黄河划界的，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地界，是名副其实的河北。因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惟河北堪称为“北” 。
尹会一在《北学编》序中自称是“在北言北”，犹“在洛言洛”、“在关言关”。其意是说在何地言何地之学，所以在河北言北学， 正如在河南言洛学， 在陕西言关学。尹会一辞官后， 回到家乡河北著书立说，故而称自己“在北言北”。孙奇逢强调居其乡友其善士，就是说在河北就要结友河北的士人提倡河北的学说，而河北的学说就是北学。《北学编》及续编的诸作者和相关者，在书中均未言及何以燕赵之学称为北学，而均又理所当然地“在北言北”，显然，他们认为把燕赵之学直称北学本是不言自明的事。
燕赵之学被称为北学，不仅缘于燕赵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北方之学长期以燕赵为中心，北学的几个历史高峰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创立期
清人王灏编辑《畿辅丛书》，辑录燕赵历代著述，第一人就是荀子。北学的开创者正是荀子。荀子的学说奠定了北学的基础，规范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征。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最具客观精神和实用精神，尤其有重综合性的理论品质，后来这些都成为北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他的外王之学也成为北学的重要标志。荀子积极传授儒家经典，成为经学祖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属变，壹皆盘旋荀子肘下。”［３］（Ｐ３０９９）北学诸子受其影响更大。据刘向记载，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此书虽然没有留下，却说明了荀、董二人的共同思想倾向。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便本于荀子的传承。北学名儒尹会一说董仲舒“实能见道之大原， 而深契乎内圣外王之学”，“盖孔孟后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４］（《董仲舒》）。
与董仲舒同时，深受荀子传承影响的北学名儒还有韩婴和毛苌作《韩诗》和《毛诗》。韩婴所传《韩诗外传》多处征引《荀子》以说诗， 且沿袭《荀子》文风。《汉书·儒林传》说，“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而且燕赵的《易》学也源于他。后来，齐、鲁、韩三家《诗》散佚，我们今天得以知《诗》，全赖《毛诗》。宋儒程颢对汉儒最推崇者为董仲舒和毛苌，谓其最得圣贤之意。“ 北学于斯为盛”［４］（《毛苌》）， 此时达到第一个高峰。
（二）经学时期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 即经学时代。此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一直成为北学的主流。东汉末年，卢植与郑玄同受业于大儒马融。卢植为学广览博收，不固守门户，不受章句束缚，终于兼通今古文经学。卢植性情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之志，不好辞赋。曹操对其评价极高：“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５］（Ｐ１２０９）卢植弟子众多，最有成就者当为刘备。刘备与卢植同郡，少时师事于卢植。后来，刘备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又与大儒郑玄交往问学。由于卢、郑等名儒的教诲，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刘备。刘备后来称帝于蜀，使北学思想广播于南地，对儒学的南传，功不可没。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学术传承，世人有一种误解， 即认为此期玄学、佛学盛行，儒家经学中断湮灭。其实，这一时期玄学、佛学和道教的盛行，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只是变独尊儒学为以儒学为核心，儒、佛、道并存的局面。西晋南渡后， 玄学也随之南下，北方成为儒学的一统天下。五胡入主中原后，既需要借助儒学取得汉族士人的合作与支持，也需用汉族的先进文化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十六国及北朝政权极力倡导和奖掖儒学。后赵统治者石虎“ 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６］（Ｐ１６８０），即位后便诏令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经学教育。前秦苻坚大力展开经学的普及教育活动，颁布《简学生受经诏》，上至太子，下至普通兵士，甚至宫女、太监、女仆也纳入经学教育的运动之中。北朝的诸政权更是尊儒尤加，就连朝纲荒乱的北齐也尚知用经学教导子弟。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对此总结说：“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７］（《北朝经学》）
这一时期，燕赵经学盛行，并始终处于北方学术的中心。《魏书·儒林传》说：“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８］（Ｐ１１３１）《北史·儒林传》说：“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９］（Ｐ１４７１）另外，燕赵一带游学、追师风气盛行。游学之士，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致使燕赵经学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儒风大震，硕儒倍出。渤海李铉， 史称“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１０］（Ｐ３１１）。中山张吾贵和武邑刘兰分别在定州和瀛州开馆授经，生徒达数千人。博陵刘献之精通《毛诗》、《春秋》，四海皆称儒宗，史称“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８］（Ｐ１１３６）。阜城熊安生则被视为传授《礼经》之儒宗，其弟子刘焯、刘炫更是青出于蓝，史书载“惟信都刘士元（刘焯）、河间刘光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 后生钻仰。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９］（Ｐ１４７１）。
这时的燕赵北学还极大地影响了关学。范阳儒生卢辩、卢诞、卢光等对北齐统治不满，西入关中；乐逊学经于徐遵明，后投奔关中；北周灭北齐，将北学大儒熊安生请入长安。这些燕赵儒生对关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经学时期是北学又一高峰期。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儒学的统一。北学大师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采南北学，促成了儒学的统一，南北经学之争随之终结。
（三）理学时期
北学在理学时期第一位巨子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邵雍的思想无论在体系、方法和形式上都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与北学诸子也大不一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与北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却完全一致。孙奇逢指出，“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为他精《易》数，于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却看小了他学问”。有人问孙奇逢：邵子溺于数，如何亦列圣学？ 孙说：“数也而不悖于理，则数与理岂岐而为二……自有生民来，建天地之极， 极其用， 箕子也夫，尧夫也夫。［１１］（上，Ｐ７４７）孔子说，殷有三仁焉，箕子为其一。孙奇逢把邵雍与箕子并提，认为他们都是身负绝学能经邦纬国的圣贤，足见其对邵雍的推崇。
刘因是北学在理学时期的又一重镇。孙奇逢说：“畿辅理学以静修为开山，文章节义为有元一代大儒。嗣后，衍薪传之绪，大约皆宗静修。”［１１］（中，Ｐ２７５）孙奇逢对刘因的学识、人品评价极高，认为在元代，“大义划然，体纯学粹，先生一人也”［１１］（上，Ｐ１０２０）；“先生身在运会之中，道超运会之外教授燕赵，成就英才甚多”［１１］（中，Ｐ５８２）。明代大儒薛更是称刘因为百世之师。刘因以一北地儒生，独承有元一代儒学之坠绪，对元初北方思想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更对北学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学界，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李颙为代表的关学成三足鼎立之势。孙奇逢被尊为清初北学开山，北方学者无一不受其影响。他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了被今人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儒学案》说他：“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桐城文宗方苞称其为百数十年间，死而不朽的北方真儒。孙奇逢晚年讲学中州，清初中州学者无一不渊源于他，因此，清初洛学的兴起，孙奇逢功莫大焉。孙奇逢弟子众多，其中，汤斌、费密、耿介、王余佑、魏一鳌、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更是享誉士林，形成著名的夏峰学派。孙奇逢之后的颜元和李所创的颜李学派是北学又一重镇。章太炎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１２］（Ｐ３２２）章氏指出颜元的荀学特征，进一步证实了北学学统。近代以来，颜元思想中的实用精神、勇武任侠的男儿气概重新被人们发掘。民国总统徐世昌大力提倡颜元学说以挽救中国的积弊，梁启超对颜李学派也极为推崇，颜元学说一度成为显学。理学时期是北学的第三个高峰。
（四）综合创新期
所谓综合创新期，是指北学的现当代发展期。颜元把北学精神发挥到极致，变成极端唯用论。他虽重实践，却把实践科学降低为具体劳动。士人纷纷去实行，放弃理论创造，北学逐渐走向沉寂。北学的重新崛起是因为李大钊的出现。李大钊受燕赵传统的影响极深，为人急公好义，富于豪侠之气，友人认为他正是韩愈所谓燕赵的感慨悲歌之士。少年求学时期，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即是以燕赵历史上刺秦王的两位侠士———高渐离（筑声）和荆轲（剑影）来勉励自己。他的文章亦有燕赵之风骨，“明可以薄汉霄，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１３］（Ｐ２２）。北学名彦定州王森然评价说：“先生一生，勤朴清直，坚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先生宁以身殉党，以死偿学，不肯屈法以求容，其忠于主义，勇于任事，以视后之尸窃高位，伺敌人之喜怒，以媕取荣者为何如也？”赞誉李大钊为“指路之明灯”、“民国一代之大儒”［１４］（Ｐ３０２、Ｐ３１４）。李大钊不论其道德节义，还是学术风格，都与燕赵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的座右铭，即是源于在明清士人中有着崇高声誉的燕赵名人杨继盛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是北学式微时期重振北学声望的巨子，成为这一时期北学的领军人物。与李大钊同时代的河北籍著名学者张申府和张岱年，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北学一脉相承，并对新时期北学的发展贡献多多，综合创新说即为张岱年所提出。此期北学仅仅是开始，挖掘和发挥北学传统的独特价值，继承北学学统，还须后人的不懈努力。（待续）
本文原刊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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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及国学经典普及读物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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