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探幽现当代文学论文

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探幽现当代文学论文

在现当代诗歌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总潜藏着艰辛和困惑，在自己走出自己，自己追逐自己中，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总飘摇着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雾团。于青说：“女性文学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抹雾气所笼罩的怪圈”，①女性诗歌也一样，也未能幸免这种失重状态。诗歌作为心灵的一种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意识的流变历程。在当前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里，女性诗歌一反过去女性话语缺席和半缺席的僵局，女诗人们自白，呐喊，抗争，勇猛地拆解着以男性话语中心的模式，在现当代诗坛中竖起了自己的诗歌大旗。然而要在诗歌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亦如女性要在生活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一样困难。女性诗歌里的女性意识在步履维艰的迷茫中，同样凸现了女性生活中心灵的困惑。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生理等的原因，女性比男性面临的更多。她们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莫测的世界，还得面临一个由男性主宰操纵的世界。女性的心理不仅要承受来自客观世界的风霜雨雪，还得更多地承受来自男性世界的困惑和隔膜。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女性意识中的苦难体验和不安全感弥漫开来。这种苦难和不安来源于“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困惑和对未来前程的莫测”,②它渗透于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对女性意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男性主义的历史中，女性本身并无历史，她们仅有的历更也是被男性界定的历史，“历史是一副男人面孔男人心思男人意志”，③在如此“男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包括文学创作)，没有坚实的生活作基础，她们的历史也相对悬空。由于女性对生活体验的相对缺乏，女性诗歌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而至于过份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她们借用适合自我表达的“自白话语”，并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寻和思考中，生发女性本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渴望获得女性的自尊;渴望女性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渴望女性也能与男性一样在人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然，由于女性意识的特别和女性经验的独到，使得女性诗歌的写作有了女性独特风格的同时，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我们随便翻翻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张真、伊果，蓝色马蹄莲，伊俨，咕咚，小舞，桃子，flyingkite，黎阳等的诗，感受莫不如此。

写作及其语言的憩居:躯体写作的定位

“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是一个人终之一生一刻也不能放弃对生命的观照问题”。④文学写作是男性的事，也是女性的事。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用写作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往往不被提倡，甚或受到压制。“就是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也只允许女性写一些风花雪月的短诗小令”。⑤因此，历史上的女作家女诗人就那么屈指可数几个。即便在讲求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里，女作家女诗人也是不多见的。女性由于渴求世界，男性的认同和理解，或者作为抗争的一种手段，或者作为对世界介入的一种方式。她们苦苦寻觅一个切入点，写作便是她们找到的其中一个突破口。蓝色马蹄莲在谈到自己的体验时说“诗歌偶然闯入我的世界，以其特有的美让人感觉到精神世界的一切盈盈在握，一个空中楼阁，让我忘乎所以”。⑥于是乎，女性开始迷恋语言文字，写作意识强烈起来，女性由被讲述者，而成为讲述(写)的主体。女诗人在语言文字中遨游，把写作当作主动自觉的行为，当作生命中应有的部份。一如男性，写作成为了一种使命和责任。妇女与写作就这样深深联系起来，它使得作为男性特权的写作也成为女性的权利，尤其对知识女性来说，对写作的介入就成了女性寻找自己寻找世界的阵地。“抹去汉字的皱纹/在语言的荆棘中匍伏前行”(唐亚平《自白》)，诗人对写作的介入是不畏艰险的，对唐亚平来说诗歌己成了她“生命存在的形式”。 “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我写你/你才摘下眼镜看我”,“我还要写诗/我是狭隘房间星的固执制作者”(王小妮《应该做一个制作者》)，“我拿自己的诗歌和母语/控制了外面的汽车声，频繁的干扰和失恋”(海男《我们拿它怎么办》)。写作作为女性进入世界的钥匙，成为女性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飞行》(赵琼)、《阴影己经来临》(海男)等也都表现了女性在写作意识里对自己，对男性，对世界的把握介入。

女性要以写作对世界进行把握和介入，必须寻找到一个语言的憩居点，也就是语言必须寻找到一个适合自我乘载的主体，以便更好地对世界进行把握和介入。汪剑钊认为对女性生理特征的关注已成为当代诗歌中建立女性话语的一个据点。⑦这里的“生理特征”，其实就是“身体写作”的具体说法。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女性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下，“她们还没有自己的话语，还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笔”。⑧在世界和男性世界的双重压榨下，女性写作被逼回了自身，甚至逼回了肉体。诗人们撤退到女性最熟悉的，最易直接感受的“自己的肉体上的体验”上(伍尔芙语)。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认为女性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她说“妇女的身体有一千零一个遁向激情的门槛。”唐亚平把躯体当作“世界的依据”，当作“个人完美的所有”,“世界的所有”。她说:“当我有了怀孕的体会，当我有了儿子，自身的觉悟便一一体现”。⑨女性对自我身体体验的关注导致了身体写作诗歌的大量涌现。我国的女性诗歌在80年代后“自我发现”,“自我抚摸 ”(谢冕语) 的诗学形式也就是身体写作的表现。《你原意得到赞美吗》(伊蕾)，《出梅入夏》(陆忆敏)，《人生在世》(翟永明)，《胎气》(唐亚平)，《流产》(张真)，《病因》（flyingkite）等都是对身体生长、发育、月经、怀孕等身体体验的表现。 
女性对世界的把握介入，在身体上充满了一种自虐和对抗 (有很浓的性色彩) 的味道。藏棣认为“当代最优秀的女性诗歌都深刻地触及了女性的性意识”， 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谱拉斯 “挖掘潜意识，大胆地写隐私和禁忌”的影响。同时，男权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同孙绍先所说“女子在男权社会己经被压向自己最后的一点领地 ----性的权利。而男子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以自我为中心向女性横施禁令。”(11)从而女诗人们便将性作为诗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把爱情当作伟大的事业。伊蕾曾自称“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12)其诗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实践。如《独身女人的卧室》、《情舞》、《流浪的恒星》、《迎春花》等。在女子性意识上 “具有石破天惊的大胆描写而不沾一点邪恶和肮脏”，(13)“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却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14)这个评价同样适合当代的女性诗歌。虽然如此，但女性对于性意识的过份关注，使得女性的放纵和自虐感加强。郑敏认为“女诗人发现自己，是发现了自己心理中阴暗隐蔽的那部份。有的诗歌象个人病态的泄，性意识过于强化，以至于泛滥成灾”。(15) 
女性身体写作对身体的进入其实也是对世界的进入，是对世界把握的一种方式策略。由于女性生理与自然四季更替，月事圆缺直接相应，她们在进行身体写作的同时也进入了世界。女诗人走进世界亦是为了进一步探索自身，正如唐晓渡所说“对世界的进入就是对自我的进入 ”。(16)唐亚平的 “怀腹” 诗学，就是诗人对自己，对世界介入的反映。“怀腹是诗人诗意的孕护，孕育世界的一种状态”，⒄ 诗人不但写自己的身体体验，也写身体对世界的感知。这类诗作有唐亚平的《月亮的表情》、《二月的湖》、《黑色沙漠》，翟永明的《静安庄》、《女人》组诗，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被围困者》，flyingkite》的《病因》、《不感说爱你》等。女性“躯体写作”对自身和世界进入的定位，使女性对世界把握介入的参与意识有了一个憩居点。但有的“身体诗作”有过份囿于“身体体验”的倾向，从而减轻了对世界的进一步进入。郑敏就曾指出“有的女性诗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深刻真实的生存体验”。(18) 
黑夜意识：黑暗浸染的心

黑夜意识或者黑暗心态是女性自我拯救，反抗亦或逃避的策略方式。在男性话语围困着的世界，女性经验始终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它一直处于男性经验的压抑，掩饰和否定的境地。要使女性诗歌中的女性经验有表达的可能，它必须使写作从男性经验的自昼表达中冲破出来，并且与男性经验的白昼相对峙。于是，一股汹涌狂乱的黑色潮流在诗人笔下漫延为女性经验的黑夜表达。

这种黑夜意识还与人类先天洞穴居住的心态有关，它被女性强烈地意识到，并且从她们的心灵中折射出来。因此“女性经验的黑夜表达”不是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视觉，而是上升到了关注整个人类的高度。杰佛斯曾说，“至关重要的是我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可见，黑夜对于女性的重要，对于女性写作的重要。翟永明在《女人》中写道“自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份/现在被取走了”，“我目睹了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诗人为了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于是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自己走进去，也让世界走进去。女性渴望参与到世界中来，在对写作冲动与参与中，她们联系了“黑暗意识”，“我们一生下来就与黑夜维系着一种神秘关系，一种从身体到精神都贯穿着的包容在感觉之内和感觉之外的隐形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黑暗”。 ⒆林珂的“我来自黑夜/我走向黑夜”(《黑女人》)，也道出黑夜与女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性的黑暗意识来源于女性对世界的迷惑和不信任。在女性面临的世界和男性世界的双重压榨下，她们迷失了路，她们双眼漆黑，世界的黑暗无可避免地浸透了她们的心灵。女性在男性世界的白昼意识中无法苟延残喘，她们于是遁入自我心灵的黑夜中寻找慰藉，逃避亦或反抗。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包括《黑夜》、《黑色沼泽》、《黑色眼泪》、《黑色犹豫》、《黑色石头》等)从题目到篇章字句，黑色情调一泄到底。在浓重的黑暗意识围攻下，在黑夜意识的浸泡下，女性成为受苦受难寂寞无助而又欢悦无比的人。她们同夜晚或黑色的动物相亲相近，甚至幻化为这些动物。她们对这些动物的理解，对黑暗的深刻体验，让人无比惊叹。“梦里有土拔鼠”、“我和它如此亲近/它满载黑夜，满载忧迷”(翟永明《土拔鼠》)；“蝙蝠是我的朋友/照看我的心灵”(翟永明《蝙蝠》)；“我必须接受乌鸦的命运和你/你背后的阴影张开翅膀，带来黑夜”(萨玛《乌鸦的翅膀》)；“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在一片漆黑中我成为夜游之神” (唐亚平《黑色沙漠》)；“住进黑楼/与乌鸦相伴而居”(海男《乌鸦》)等。不管是土拔鼠还是乌鸦、蝙蝠、夜游神，它们的心态与黑暗意识中的女性心态息息相通，女性在同黑暗的依存和相抗中亦同它们组成了某种联盟。 
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从无到有并且抢占了历史的制高点，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黑色语言的狂欢。我们随便翻翻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林珂的诗歌、莫不充斥着大量的黑色语言。在这些黑色语言中，深藏着诗人对黑暗意识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自我生存的黑暗命运的认同和面对。如“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翟永明《黑色沙漠》),“我感到了黑色的伟大”(海男《啊．漏洞》),“我摸到了黑暗/一直到我死去”(海男《快乐之前》),“我来自黑夜/我走向黑夜”( 林珂 《黑女人》)，“我们天生不属于黑暗/那里有黑暗/我们就放射光芒”(张烨《珍珠》)，“我们原本是属于黑暗的吗”(张烨《月色夜话》),“失去黑暗/我们不知所措”(虹影《眷恋黑暗》)，“ 拖40#男式拖鞋／我们以夜的长度衡量散漫”、“啤酒和冰淇淋诠释的幸福／是一个落魄女子在夜里细数影子”（伊果《这个夏天不结婚　》，“我坐在门口，和黑夜一样大”（咕咚《进步》 
等不一而足。诗人们在黑色语言里任意遨游，她们联系历史现实，联系自身和世界，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对黑夜意识作了大量的表现，反思和剖白，在黑暗意识中反讽还原或正视浮躁生活的黑夜。

雄化的歇斯底里:抗争与理解

遁入自我的黑暗心态使得女性的边缘地位愈来愈明显地突兀出来。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使得女性更加无奈和消沉起来。于是诗人们在跨越黑暗意识或者在宣泄黑夜意识的同时，还更多地表现对男性社会的抗争和寻求男性世界的认同和理解上。 
女性在同男性面临同一世界的同时，还得独自面临一个由男性组成的独特世界。她们在多重势力的围攻下，困惑和隔膜加重了，于是渴求认同理解，呐喊反抗的意识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时至今日，女性的困惑仍然来自她们生息的不能构通的男性世界。无庸讳言，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是有隔膜的。也正是这种性别的隔膜或者准确地说是两性意识的对立，使女性诗歌呈现出清一色的对男性世界的不满和反抗。诗语多亢奋，粗豪，直率，大胆，有锋芒毕露之嫌。它超越了笼罩语言世界的男性话语，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准男性的雄化语言。它挪用男性语言谈论女性经验，并有让男性作家诗人有大为逊色之势。这种“歇斯底里的话语”是在男权制话语控制之下，妇女既要女性化又要拒绝女人气所能做的，在豪勇而声嘶力竭的呐喊中，隐藏着虚弱和迷茫。

在女性的自尊意识里，女性往往对男性报有一种敌对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和主观的偏执“使部份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倾向，并带给读者一道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望而生畏的心理隔膜”。(20)在女诗人的诗中笼罩着“以反面的坏女人自居，甚至不惜自我毁灭的倾向”，崔卫平将其概括为“深渊冲动”，“沉论冲动”。女诗人们以语言的大胆泼辣，热请奔放，汹涌而来的气势，向千方百计削弱女性力量的世界发起进攻，撕毁其可恶虚伪的面具。伊蕾“比谁都知道如何向那个千方百计削弱女性力量的怪物发动进攻，撕毁其虚伪的面具”。(21)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为一种“突围表演”。她本能地感到，“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伊蕾《被围困者》)，而曾经熟悉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是将“我”(女性)排斥在外，“我”只能徒劳地挣扎。意识到命运的不公，反抗是必然的。然而历史郁积的力量过于强大，任何个人的妄想与抗衡都是微不足道的，挫折失意，头破血流总是难免的。突围不成，伊蕾便以自虐的方式向世界进行抗议，诗人在对自我的摧毁中，展露女性对男性世界的报复。?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独身女人的卧室》、《被围困者》《流浪的恒星》等都是这类诗作。在瞿永明《预感》里，“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那些巨大的石头从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诗人代表女性群体立于男性话语的世界中，野蛮的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让她们所感觉到了，同时也构成了诗人反抗的对像。唐亚平的呼喊就更沉勇，坦率到了一定高度，“找个男人来折磨”,“要跟踪自杀的脚印活下去/信心十足地走向失望”(《黑色石头》),“我披散长发飞扬黑夜征服的欲望”,“要么就放弃一切/要么就占有一切”，“我非要走向黑色沼泽”(《黑色沼泽》)，对男性意识的抗争在字里行间毛刺刺地呈现出来，带有西方女权主义身体反抗的性对抗和自虐的味道。让许多男性公民都自愧不如，汗颜不止。女性历来都处于被动地位，有人曾说“男性是主动词，女性是被动词”。伊蕾、张烨等的诗作在反思女性被动地位方面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如《独身女人的卧室》、《喝一杯酒女人》(伊蕾)，《姐妹坡》、《方舟》(张烨)，《首身分离的女妖》、《自画像的破碎》（林珂）等。 
诗人们在呐喊抗争的同时，内心充满着渴求男性和整个世界的认同和理解。在男性化的世界中，女人在男人视点下倍加尴尬，要求理解的信息往往难以得到交流。“说不定我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了/每天就这样活着/想象着我们会有一个家”(小君《冬天》)，挤身男性眼光认可的世界，女人要成为女人而不能成为女人，要成为男人而不能成为男人，她们边缘地位导致了她们处境的艰难。“等我变成了真正的妇人/成了妈妈/成了老奶奶/你还能记得”(小君《去青青的麦田》，在对母性认同和渴求的同时，对难以勾通的男性世界渲泄了某种愤懑。“我身上定有一些东西不被人了解/我对自己也知之甚少/我相信有些人甚至完全不了解自己”(伊蕾《你愿意听到赞美吗》，诗中漫延着寻求理解而又不被理解的困惑。“作为一个女人，独身的女诗人”(张烨《自白》，“我无法坦露真诚/一个独身女人的隐秘”(张烨《独白》)，“一道道猎奇的目光/探我内心的奥秘/一簇轻蔑的人言/像起哄的灰蝙蝠/在我身旁上下翩舞”(张烨《老处女》)。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独身女人，一个老处女，本身就己够孤苦无依的了，再加上周围猜忌与隔阂的氛围，更把她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无怪乎诗人发出了寻求理解与认可的感慨“理解别人很难/想让别人理解自己更难”，“如果你理解我/我就不必说了/如果你不理解我/我又有什么必要说呢?”(伊蕾《被围困者》)。理解勾通就那么难，女性寻求世界的认可与理解的路充满了无奈与困惑，艰辛与磨难。

灰暗里飘摇的心:苦难与不安

浮泛，急躁，过于情绪化的抗争与呐喊似乎并未引起女性所预想的效果，女性自身的信心也并未增强，她们仍未从苦难和不安的氛围里走出。于是诗人们就把视点放在对女性自身的苦难和对社会的怀疑与不信任上。诗调多凄清，苍凉、沉痛、哀怨。诗人们以此来表现自我面壁临渊的困境及其忐忑不安焦虑惶恐的心情，并期望引起别人的关注。 
女性的苦难和不安来自女性生生息息的世界 ―――女性自身和被男性界定的世界。正如张烨所说:“我毁了，被自己，被你们/被这一片土壤多风多雨气候”(《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在对女性带有偏见的社会里，“我，在劫难逃”。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对女性和自身苦难命运的悲慨。女性的这种苦难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女性原罪意识的因素，“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张洁语)。女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在对自身苦难的认可，表现和反思中，渗透着女性对自身怯懦的哀伤和对世界存在的迷茫和恐慌。“真不敢想像/有个女人是我”(吴丽丽《白昼尽头》，)有对女性苦难逃遁的倾向。更多的诗人则“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渴望做一个女人”，(22)面对和关心同性的命运， 就成了其诗作的一个切入点。“做一个女人很难很难”(李梦《北方少妇》)；“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可怕的双胞胎”、“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翟永明《母亲》)；“宇宙没有道路/每走一步都有如万丈深渊”（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象征之梦》），诗人们走入女性自身的苦难发掘女性悲惨的命运。历史淤积的精神枷锁无形地套在女性脖上，她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而女性则模仿这一形象创造了自己”。在身不由己的生活里，女性步履维艰。“爱人，我要学会过艰苦的生活/我要学会穿男人的衣服”、“我还爱美/我还是个女人”(小君《我曾这样》)，渴望象男性一样坚强，渴望象男人一样受到男性世界的重视和认可，又渴望保存女人爱美的天性，进退唯谷的困境表达了女性退不能进不能的两难处境。“我一生都在耻辱中度过/你不爱我/只将我认作你的财产/你一件可怜的家俱/你不值一提的臭袜子”、“我们全是你的生产力/小生产力小囚犯/除了生产什么也不会干”(萨玛《父亲》)，写诗人的父亲，其实是所有人的父亲，是男性化历史的代表。由男性思维铸造的女人，丧失了自我，成了生产力，并到了“除了生产什么也不会干”的可悲境地。诗中满含对“重男轻女”社会的揭露，对男性强力压榨下的反抗，同时也隐含着对女性附庸地位的呐喊与无奈。“那古旧的苦难让女人们变成夜莺，变成燕子”（海男《照耀.环绕》），女人们在痛苦中生活，她们需要飞需要自由，需要从苦难中走出，她们不能不飞起来。而在英雄的年代，在男性话语控制下的年代，女人们临渊面壁。正如诗人写的一样“跟着英雄/英雄们让女人成为魔鬼圣母”（同前），作为女人就那么难，她必须按男人指定的方式生活。我们不妨再读读如下诗作，《小女子出嫁》（刘踪）、《 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