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须为“污点学人”讳饰

为学术而存在的学者，不可能远离政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与政治有意识地接近，自然就要将学术之内的行为政治化。但如果这一与政治趋近的选择和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不相妨害，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污点。这里所谓的“污点学人”实际上应该视为一个历史概念。距离今天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确实出现了一批具有政治污点的学者，这些人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汉奸”，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对他们的政治污点进行宣判，即便共和国时期对这些学人的政治污点也没有彻底纠缠。但时过境迁，这些学人先后远离人世，而作为学术史家在梳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时却有意识地将这些学人的“污点”讳饰了。一个学者，甚至一个大师级的学者，政治行为的对国家和民族的不忠诚，我们难道可以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吗？曾经的污点能够用现代的手笔“漂白”吗？

陈垣的这一名著罗列了历朝历代的君王的避讳。

2003年故逝的钱仲联先生，是很典型的文化世家之后，他生前没有很明白地说明自己在汪伪时代的不良举动，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汉奸刊物上，钱仲联是创作了不少与伪时代相呼应的诗词作品的，钱也曾出任过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钱先生在共和国时期很轻轻地将这一污点掩盖了。这就让人很生疑惑。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国学大师面貌出现的钱仲联先生，后辈学人根本不知晓钱先生的政治“污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学术自传中，钱仲联说自己的学术经历：“解放以前，主要在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授。”2000年初出版的《世纪学人自述》中，钱仲联依然是如是说。而在1999年出版的《钱仲联学述》中，让读者根本不知道钱仲联还在汪伪时代的中央大学出任过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钱仲联先生去世后，一批颂美他的文字也滑落了钱曾经的政治污点、大节有亏。

文史专家钱仲联，在他出版的自传中刻意隐瞒在伪中央大学担任院长一事。

1940年死去的大学者罗振玉，是典型的汉奸。当代学术史家在研究晚清民国学术发展史时，总是在“罗、王之学”上打圈圈。而罗振玉的后人及其与罗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也是在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古器物学上为罗的学术贡献大唱赞歌，似乎罗是一个学术品行完美的人。而有意无意地将罗振玉那段不光彩的政治滥污忽略了。

甲骨学家罗振玉。学术史家曲意忽略其政治污点，这可不行。

并不是所有有政治污点的学人，学术史家都表现了曲笔讳饰的一面。关于词学大师龙榆生的研究，就很客观，很中正，很直白。龙榆生在晚清民国时代词学发展历史中是一个转承起合的学术人物。他的词曲学继承了朱祖谋、张尔田、吴梅、黄侃、陈衍等成就而独有心得，创办了《词学》刊物。在汪伪时代，龙榆生做过立法委员，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将谱主的学术贡献与政治污点一并钩沉，是很让学术界信服的。

张晖的《龙榆生先生年谱》很实事求是的评价了龙榆生

作为有政治污点的大学者谢国桢则在自己的晚年直截了当痛悔当年政治的误失。这位清华学校国学院的研究生对北京大学充满了感情，谢说自己投考北大几次都不中，心中有“望红楼而兴叹，见沙滩而增悲”的情愫。在日伪时代，谢国桢登上了北京大学讲台，还以为很自豪。而事实上是在为敌伪做事。这一政治污点，对谢国桢来说是忏悔终生的。

文献学家谢国桢对自己在伪北大做教职，十分痛心，撰文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误失。

大节有亏而不自知，是愚昧；大节有亏而曲意掩饰，是愚蠢；大节有亏而后人为之讳饰，是惑世。作为一个有良知、对自己对历史负责的学术人物，如果自我避讳政治污点，其节操其风概其学品其人格就值得大大怀疑了。学术史家重视的是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学问方法，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可以回避学术人物的政治污点，在学人品格上随顺两可，我们的学术史研究就要步入歧途。对学术大师不负责，对学术本身不负责，对历史不负责，这样的学术史梳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